刘纪鹏/文

4月1日愚人节,中国股市跌到了3300点。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A股跌幅高达45%。 无论是中国宏观经济面,还是中国上市公司效益的大幅提高,都无法为这场暴跌提供依据。因为它已超出了正常波动和理性之外。人们恐慌、人们迷茫、人们彷徨。为什么市场期盼的政策信号迟迟发不出来? “这种下跌,纯属正常。”“赔钱就让政府来救,何时是了?”这些观点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用错了救市这个词,而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以至于陷在“救市还是不救市”的错误命题之中。 目前面对深沪股市的暴跌,到底是正常的、是好事?还是已经出现了危机,这场危机将直接连带中国经济的危机? 这些在理论上还没有论证清楚,但相当一批经济学家、外国投行人士和媒体认为这是正常的,他们也是那批在2001年认为2230点是不正常的,而1000点是正常的人;今天,他们也同样认为4000点是不正常的,只有到2500点以下才是正常的。 虽然中国经济现在没有出现危机,但问题是中国股市是否出现了危机?这样危机会连带中国的经济危机,就像2001年至2005年那场股市危机连带金融系统危机一样。它逼得我们不得不在商业银行海外上市和股权分置改革上“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如果再发生第二次推倒重来,那我们就太被动了。 目前A股这种暴跌是不正常的,必须尽快扭转,而扭转的办法只要把去年“5.30”打压股市过快增长形成的两个政策即调整印花税的行政手段和加速扩容的市场手段重新调整一下即可。因为现在恐惧股市变为疯牛的前提已经不存在了,这些行政和非行政的政策手段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以印花税为例,如果是从双边改成单边征收还有救市嫌疑,但如果说我们把它恢复到去年“5·30”之前则有充分的理由:其一,那时股市是快牛,现在已变成快熊,作用已发挥,应当调回去;其二,印花税收入连续两年超过上市公司分红收入,极不正常;其三,中国的印花税是世界各国股市中最高的国家,把它调下来,无论是和国际比较还是和国情比较,无可厚非。 其次,大家提出要控制今年的融资规模和节奏,也是因为去年股市涨得过高过快,监管部门不得不采用了加大IPO融资、上市公司再融资、海归股回归等一系列让股市从快牛变慢牛的政策。但现在市场已不是慢牛的问题,而是变成了快熊的问题,我们让平安保险这样过大过快的融资节奏慢下来,这叫救市吗?这充其量只能叫不再用政策控制的经济手段压制股市了。 2001年以来,中国股市的跌宕起伏始终与对股市如何发展的理论之争相伴随。显然,这样的辩论已远远超出学术之争,而是中国股市发展的路径之争,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在推进了30年之后能否借助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在产权和金融两个领域再创辉煌并借助美国经济衰退实现中国经济崛起的发展之争。 在此,我想重新提出以下几个论题供唱空者讨论: 一、美国经济的衰退,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股市是机遇还是灾难? 二、如何看待中国的股权分置改革和4000点的中国股市? 三、经济衰退中的美国股市及上市公司与经济高速增长中的中国股市及上市公司的价值评判标准是否同一? 四、如何看待美国政府的救市和中国政府的不救市? 五、如何看待港币与美元挂钩,而经济与股市则主要靠大陆支撑的香港,紧随美国经济衰退被外国投行直接操控且不断走低的H股拖带大陆A股不断下行的走势? 目标只有一个,就是通过论证“崛起的中国需要怎样的股市”来让中国人抓住美国经济衰退这一历史机遇,实现从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向金融服务业中心的战略转型,让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资本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