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担保行业黑幕重重，轰动全国的华鼎骗保案终于揭开了冰山一角。有行业人士曾表示，如果不动用杠杆，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担保业必然全行业亏损。所谓的杠杆，在类似陈奕标这样的“玩家”手中成了绑架银行与企业的最佳工具。担保公司挖空心思包装企业向银行申请超额贷款，银行原本严格的信贷审批程序变成了“断电”的防火墙。华鼎案如同一面镜子，射出行业的种种乱象。如何重塑监管体系，让担保公司在企业与银行间发挥“正能量”，值得各方思考。 本不高明的“骗贷伎俩”却将全国多家国有大行及股份制银行、几百家中小企业、上千位当事人卷入其中。 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继而说服中小企业从银行超额贷款，并将多贷部分截留“理财”，同时提供给中小企业高额的理财收益，在华鼎董事长陈奕标构建的这个担保-融资-理财的利益链条上，只要资金链不断裂，各方都是受益者：银行获得放贷收益，小企业获得贷款，同时还可以获得贷出资金不菲的“理财收益”。 然而，随着“导演”这一切的陈奕标2012年携款潜逃海外，“华鼎担保骗贷”危机爆发，留下的烂摊子还有待收拾。 涉案总金额究竟是40亿元还是70亿元？涉案的担保公司、60多家企业、银行之间的关系如何理清？面临银行骗贷指控的企业如何自辩？ 一片混乱之中，2月25日，“华鼎骗贷案”第一个刑事案件开庭。案件的风向标意义明显：在华鼎危机爆发一年后，案件开审将开始厘清陈奕标构建的担保融资骗局，并对企业争议巨大的“谁来买单”提供解决途径，而银行等金融机构无疑更需从中恶补风险管理课。 “骗贷”第一刑案
在华鼎首个刑事案中，检察院以“骗贷罪”起诉杨国义，杨国义以“无罪”申诉。而杨国义的案件只是“华鼎事件”的第一个开庭刑事案，接下来，在广州，法院将陆续开庭审理涉案的62家中小企业，首批为26家。 此前，人们曾以为，“华鼎事件”刑事诉讼的序幕将由陈奕标及其控制下的广东华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鼎”）、广东创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富”）和北京市中担投资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担”）来拉开。 但出人意料的是，杨国义拉开了“华鼎事件”刑事诉讼的序幕。杨国义是广州蓝硕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硕”）的老板，他的公司承接了多家高校的直饮水和热水BOT建设项目。 2011年，蓝硕做项目投资需要700万元的银行贷款，但银行不认可杨国义提供的抵押物，于是杨国义找到了创富为蓝硕做担保。 而创富的经办人告诉他，如果只贷700万元，担保公司的利润太少，不能合作，希望他增加贷款至1350万元，用不完的钱可交给创富做资金增值（坊间俗称“理财”），创富将支付给蓝硕13%的资金增值收益（坊间俗称“理财费”）。 事实上，从2006年华鼎成立起，就这么操作，创富成立后也一直这么操作，这在业内是公开的秘密，成为一种潜规则。 考虑到只有同意创富开出的条件，创富才会给蓝硕做担保，而蓝硕才能从银行借到钱，于是杨国义接受了这个潜规则。 2011年5月，杨国义经创富向A行广州南方支行和B行广州小北支行分别贷款500万元和850万元。这1350万元打入了创富和蓝硕共管的账户。这种“共管账户”是必须创富和蓝硕双方都同意才能把款项划出去用的。 而此时批下的贷款却让杨国义很为难，他没想到A行和B行的1350万元贷款这么快放下来，不巧的是，其手上尚有来自C行的1000万元贷款，这么多钱一下子用不完。而蓝硕做的高校项目是七八月份才用款。为减轻贷款的利息负担，在创富的建议下，杨国义同意，把这笔钱暂交给创富，由创富向蓝硕支付13%的资金增值收益（注：包含了8%~9%的贷款利率）。 根据银监会规定，银行负有监管贷款资金用途的责任，要从银行里划走资金，需要有蓝硕公司的购销合同。于是，创富拟了一份蓝硕与创富指定的某贸易公司的假购销合同，杨国义在创富提供的假购销合同上盖了章。 实际上，创富造假的这份合同，与创富给其他担保合作中小企业的购销合同都一样，杨国义说：“几千家客户，所有的合同都是一模一样的，连错字都一样，几百万的金额都没有用大写，这些款很集中地划给了几个贸易公司。” 这些漏洞，银行本可以甄别，不过，银行并没有追究。反而是在华鼎创富案发后，银行的经办人急着让杨国义补交划款时有不足的资料，请杨国义“帮忙出一份仓单”。 本报记者从杨国义处获得的录音中，杨国义说：“合同是创富造假的，我盖了个章也是被迫。没有真正采购，怎么给你出仓单？这不是造假吗？查起来拉我去打靶都有余。” B行的一位李姓经理表示“完全明白”，“但还是请你帮帮忙，如果我不交上去，个人责任真是超过您的想象。” 整个划款过程，完全由创富的人士到银行经办，杨国义说，“银行配合担保公司才能划出款。”于是1122.5万元（注：1350元的贷款需要交给银行15%和20%的保证金，总额1350万元-A行保证金500万元×20%-B行保证金850万元×15%=划走资金1122.5万元）转入创富指定的贸易公司。 其后，至2011年7月，杨国义要用款，先后三次用书面形式向创富公司要求还款。直至2011年12月，创富公司还给杨国义50万元，但此后未再还其他款。 2012年1月，创富的资金链断裂，停止每月支付给杨国义的资金增值费。为保持在银行的信用，杨国义自付了2012年1~4月的银行贷款利息12万余元。2012年6月，深感危机的杨国义向金融办和经侦部门举报了创富的违规操作问题。 在案件发生的整个过程中，至2012年1月创富资金链断裂，杨国义收到创富支付的资金增值费（扣除银行贷款利息）为44117元。而扣除银行保证金以及蓝硕公司归还的银行贷款，截至目前，杨国义还欠两家银行共计1072.5万元本金。 在华鼎首个刑事案中，检察院以“骗贷罪”起诉杨国义，杨国义以“无罪”申诉。 而杨国义的案件只是“华鼎事件”的第一个开庭刑事案，接下来，在广州，法院将陆续开庭审理涉案的62家中小企业，首批为26家。 企业无奈“转贷” 数据显示，2012年3月份，华鼎创富的客户组成的“自救会”统计了来自广州、东莞、佛山的涉案“苦主”企业，共有1000多家。到2012年5月份，“自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涉案企业降为800多家，其中广州445家。 2012年1月，创富资金链断裂引发“华鼎事件”全面爆发，陈奕标旗下的三家担保公司都无法把占用企业的银行贷款还上。谁来为贷款买单的问题就摆上了桌面。 杨国义给记者提供的一份录音资料显示，2012年2月18日，在创富融资担保公司办公室，陈奕标与30多名企业主开了一场会。陈奕标教企业应付银行催款的方法：“银行催收就三步：第一步来硬的，封厂、诉讼，很多善良的老板就给制服了，这最没经验；第二步银行软了，你们要求贷款延期、宽容利息都可以；第三步，我就死猪不怕开水烫，那银行只能跟你私了。” 那么，担保公司用掉的贷款，究竟该由企业，还是银行来买单？ 数据显示，2012年3月份，华鼎创富的客户组成的“自救会”统计了来自广州、东莞、佛山的涉案“苦主”企业，共有1000多家。到2012年5月份，“自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涉案企业降为800多家，其中广州445家。 涉案金额也在大幅减少。2012年3月份，陈奕标向广东省金融办汇报时曾透露，共有19亿元资金被挪用，主要流向了香港两家上市公司以及美国的一家公司。 企业数量和涉案金额减少背后，是部分企业陆续还贷或与银行达成协议。 一开始，“自救会”提出的目标是“谁用款谁还”，但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嗅到了风中弥漫的微妙味道。 “这事，银行、担保公司和企业都有错，结果是有后台的妖精没事了，没后台的妖精被打趴下了。银行、担保公司是有后台的妖精，小微企业是没有后台的妖精。陈奕标去年就逃到海外了，至今也没有被通缉。银行追企业要款，倒霉的还是小微企业。”北京中担的债权人委员会的一位企业主钟林（化名）说。 2011年，钟林的公司通过中担公司向银行借了1000万元，“中担出事后，跟银行谈判，我们的态度最好，但还款最慢。”钟林说，经侦找各家涉案中小企业谈话，金融办也做了协调工作。在逐渐明白政府的态度后，钟林意识到，不可能指望政府承担债务，企业是第一还款人，担保公司出事了，企业得还银行的钱，只能自己消化被担保公司用掉的钱。 “为这事，以前我没想明白，误了一年，没好好干企业的事。现在想通了，就挣钱慢慢还。”钟林说，“我们正在跟银行谈转贷的事。” 钟林所说的“转贷”，是指原本企业是通过担保公司的担保从银行贷款，现在银行同意给企业续贷，但要求重签协议，把原来合同中的担保公司去掉，改为由企业以抵押物直接从银行借钱。这样处理后，担保公司就不再在贷款中起作用，而担保公司截留企业的贷款，也由企业来还。现在银行对所有的涉及“华鼎事件”的企业都提出了“转贷”的要求。 钟林认为，目前涉案企业最好的结果是，跟银行协商，降点利息，争取银行的续贷，分几年还本息。“认倒霉就算了。”钟林说，“主动认倒霉总比被动好。主动的话，还有协商，银行还款打个折扣，把还款时间拖长点，被动的话，最后企业一样要拿钱捞人。” 钟林告诉记者，现在北京有200多家涉及中担案件的中小企业分成三种情况：一、几十家有实力的企业，替担保公司还了钱；二、金额太大，还不起钱的，也不打算还了；三、金额不大，还款有困难的。“北京的涉案企业中，有1/3转贷了。” 而广州涉及“华鼎事件”的企业，部分也选择了钟林这条路。 江涛（化名）在广州经营着一家机械设备生产公司，2011年他的企业通过创富担保从银行融资500万元，交由创富担保使用。去年他代创富把钱一次还清给银行了。“担保公司的老板跑了，银行追的紧，生意还要做，不能坏了名声，就当是投资失误了。” 而一位企业主王玲（化名）2011年5月通过担保公司从银行借款750万元，交由担保公司使用，2012年5月，王玲同意了银行转贷的要求。她说，因为自己还有很多其他的银行贷款，有几千万元的抵押，不同意做转贷的话，一上了银行的黑名单，就不能从所有的银行借钱了，只得帮担保公司背上自己没用过的债务。但自己的噩梦可能会延续很久，今年5月，这750万贷款又将到期，王玲担心今年银行不再给续贷。“除非银行同意给个10年8年的续贷，让我们慢慢还钱，否则一下子让企业还750万元，企业就会倒闭。”王玲说。 而广州的许多企业仍在坚持“谁用钱谁还”的主张。 张伟（化名）经营着广州市的一家贸易企业，注册资金不过几十万元。2011年3月在华鼎担保人员的游说和帮助下，张伟从银行获得500万元贷款，张伟用了其中100万元，剩下的400万元中，100万元作为贷款保证金，其余300万元由华鼎拿去做理财，华鼎承诺一年10%的理财费。张伟表示：“我愿还自用的100万元，但不愿代还华鼎用掉的300万元。”张伟打算把资产转移走，申请企业破产，再重新注册一家贸易公司。 事实上，“华鼎事件”后，轻资产的企业中，许多老板都已把企业资产转移走了，企业变成了空壳公司。这些老板不打算再以自己的名义向银行贷款，所以上了黑名单也无所谓。 然而，对还钱的问题，广州也有许多企业仍处在摇摆中。 一位企业主吴化（化名）被担保公司挪用的贷款，银行表示，如果愿意转贷，可免去其利息及10%的本金。但他仍在犹豫中，不知是否该代担保公司还贷。 不过，在杨国义的案件开庭后，有人认为风向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了解情况的法官朋友说过，在对华鼎这批企业的处理上，现在的做法是对部分企业先定性为骗贷，然后抓几个证据确凿的。之后还会判华鼎创富控制的贸易公司。”一位业内人士透露。 “政府想定‘骗贷’这个调子，我们是胳膊拧不过大腿。”2月27日，杨国义失望地对记者说：“侦办方向如果是偏的，最终的判案结果肯定是偏的。这个刑事案子定位银行为受害者，就应当围绕着受害者为核心来调查华鼎创富、华鼎创富的业务员、华鼎创富成立的贸易公司、涉案的中小企业在案件中都扮演了什么角色，而不是抓住我700万元贷款变成了1350万元来独立立案，从2006年到2012年，有几千家企业涉及这问题，如果我构成犯罪，那么2006年时，有的企业把100万元扩大成200万元，这也构成犯罪吗？这就扯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