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力作：美国怎么了》
保守派的智识统治 1923年1月7日的《纽约时报》登载了一篇专论《国家税负日增，威胁国民福利》。该文用了头号大标题，还有如下的大吹大擂："世界各国增长率公布--美国人均联邦税为战前之六倍--公共开支剧增。"该文认为，之前十年的支出增长大都是一战造成的，并给出不祥的警告："在轰鸣的枪炮声停息时，公共开支规模依旧维持高位。其结果是，沉重的税负继续导致各国资源的大举流失。"值得注意的是，该文是作为新闻而非评论刊发的。它介绍了"全美工业会议"的一份研究成果，展示了过度征税的恶劣影响，但绝口不提该研究结论会否遭人质疑。
而大标题掩盖的实际情况是，联邦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例从战前的2％上升到战后的4.7％。这一增长基本与战争有关，即便在"轰鸣的枪炮声停息"后，仍有战时债务要还，有退伍军人津贴要付。与战争无关的开支的确上升了，但只是从战前占GNP的0.6％上升到战后的0.9％。而且到20世纪20年代末，在共和党重新主宰政坛十年之后，与战争无关的开支占GNP的比例又降回战前水平。 今天的自由派经常抱怨，保守主义运动已经成功地将反政府的意识形态植入了人们的潜意识，本书后面的几章将进一步讨论这种观点。但在"长镀金年代"，反政府意识形态要比现在严重得多，估计今天的保守派也要为之羡慕。在那个时代，正式的评论也都持以下的观点：征税会产生破坏性经济影响；缓解贫困与不平等的任何努力都是很不负责任的；如有人主张放任资本主义是不公正的，应加以改善，那他一定是个沾染了欧洲理念的危险激进分子。 我们不应忽视一点，当时确有不少真正危险的激进分子。具体来说，在"长镀金年代"、尤其是十月革命之后，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肯定比今天多得多。他们的人数尽管并不足以发动一场革命，但却为保守派多提供了一个阻碍改革的理由。1919年，一枚炸弹在检察长帕尔默（A. Mitchell Palmer）的家门口爆炸，美国政府随即开始了臭名昭著的"帕尔默搜捕"，逮捕了数千名疑似从事激进活动的人。和"9·11"后一度笼罩美国的谈虎色变的情绪一样，一战之后的"红色恐慌"也导致普通的自由主义者遭到怀疑和恫吓。普通自由派认为，可以使资本主义更为公正，而不至于将其废除。并且无论如何，当时这派的人数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