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周蕾 1885年，年仅14岁的客家小锡匠杨在广东汕头登船，来到新兴的锡矿产地：马来半岛。他在一个约4000人口的新兴采锡小镇和兄长杨进祥、弟弟杨伟祥会合。当地人称这个小镇为KualaLumpur（吉隆坡），意指“泥泞河口”。 杨或许没有想过，这个默默无闻的小镇将在日后成为马来西亚的首都，高耸入云的国油双峰在此傲视全球。同样不会想到的是，由他们这批华人移民带来的锡制作技术将在这片泥泞的土地上发扬光大；由他创立的锡匠铺子会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历经兄弟不和、产业转型、经济萧条、世界大战等内忧外患而不倒，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锡生产商，享誉全球。 闯南洋的小锡匠 1886年，吉隆坡到巴生（Klang）港口的铁路宣告落成，原本要在泥泞中跋涉一整天的路程缩短到43分钟。自此，吉隆坡的城市发展也走上了正轨，镇内人口激增。杨氏兄弟的锡匠铺“玉和号”也搭上了快车：由于华裔移民增加，作为华人家庭必需品的锡香炉、香座、烛台需求旺盛。以此为契机，杨扩大了店铺的规模，雇佣了几个工匠。 1904年，攒下了身家的杨＋回乡娶亲。新娘子叫罗八，和新郎一样，也是客家人。与嗜好杯中物和赌马的杨不一样的是，罗八坚韧不拔、刻苦耐劳，且极富商业智慧。有人说，若没有罗八在旁相助，杨也许不会有多大的成就。 随着马来西亚农业的迅速发展，大片原始森林被砍伐，一座座橡胶种植园取而代之。罗八让工匠们制造锌制小凹槽，取名为“胶舌”，卖给橡胶园做采胶之用。胶工将胶舌插在橡胶树的树干上，就可以轻松的将由树皮割口流出的胶汁引进胶杯内，非常方便。胶舌大行其道，杨家的产业也越发壮大。1930年，罗八为家人置下了位于富都路（JalanPudu）的崭新店屋。锡生意也交到了时年25岁的长子杨炳包的手里，并更名为马来亚锡公司（MalayanPewterWorks）。 然而好景不长。20世纪30年代，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给马来西亚带来了一场地震。锡价暴跌，锡被认为是夕阳工业，锡匠纷纷转行以维持生计。罗八为拯救家业，带上当时只有十几岁的三子炳楷，在北马采矿重镇怡保（Ipoh）举办了第一次锡展。他们设法接触深受锡价暴跌之苦的矿业富商，试图说服他们扶持锡行业，以提升锡的需求，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罗八的这一做法是否可以拯救危机中的家业，现在已经无从查证。1936年，她没有来得及证实自己的判断便撒手人寰。她留给杨家的，除了富都路的工厂以外，只有炳包、炳桑、炳楷、炳祥四个儿子。 内外交困的四兄弟 实际经营者的突然逝去，对于在经济萧条中挣扎的杨家来说，无疑雪上加霜。更危险的是，随着华人移民渐渐融入马来西亚社会，传统的祭祀也日渐减少。锡祭祀用品没了销路，大家长杨唯有酗酒度日。 祸兮福之所倚。重重危机之中的杨家，却在不经意中迎来了改变营运方针的良机。在英国工程师哈顿（G.H.Hutton）的建议下，炳包利用全球锡价暴跌的良机，大量购入金属锡，用以铸制欧陆风格的烟盒、烟灰缸、花瓶、茶壶等，卖给当地的西方人士。一时之间，马来亚锡销路大好，风雨飘摇中的家族生意也大有东山再起之势。 不幸的是，福兮祸之所伏。家族生意的发展悄然激发了四兄弟之间不和谐的种子。由于对生产工序的现代化的踟蹰不前，再加上一些意气之争，大哥炳包在1938年搬离了富都路的店屋，独自延续马来亚锡的经营。二弟炳桑和三弟炳楷成立了虎威锡，与之形成兄弟阋墙的对抗局面。但由于分销网络一直掌握在大哥炳包的手里，缺乏资金的虎威锡并没有支撑多久。 1942年，炳桑、炳楷重振旗鼓，以吉隆坡所在的雪兰莪州（Selangor）为名，开设雪兰莪锡。渔翁撒网式的策略和灵活多变的产品线让他们的事业略有发展。然而，战争的阴影笼罩了马来西亚。就在那一年，日军击溃英国舰队，完全占领了马来西亚。 杨家兄弟的锡事业也因此溃败。作为他们主要客户的欧洲人纷纷逃离马来西亚，产品销路断绝。日军更宣布锡为管制品，唯一允许杨氏兄弟制作的锡成品是清酒酒器，作为送给日本军官的礼物。当然，为日军制作酒器，完全不足以谋生。为了贴补家用，炳楷开起了出租车。 战争期间，大哥炳包被黑社会绑架并杀害。杨氏锡的前景不见光明。 战后，二哥炳桑退出锡行业，转而经营藤编家具和羊皮灯罩，主要客户群仍然是来自欧洲的外籍人士。小弟炳祥接手了亡兄炳包的马来亚锡，但并没有支撑多久，便在1950年结束营业，转行去当摄影师。唯一在锡行业继续坚持的，只剩下老三炳楷和他的雪兰莪锡了。 孤军作战的两夫妇 虽然杨家只剩下杨炳楷在锡业打拼，但那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战争。用他自己的话说，稳健沉着，思绪冷静的妻子倪素英“是他的右手”。 虽然通过向重返马来西亚的英军兜售啤酒杯、烟盒、烟灰缸、纪念章等物勉强撑过了战后的动荡岁月，但雪兰莪锡的生意却并没有多大起色。炳楷夫妇明白，他们需要直接接触顾客。但这并不是富都路工厂所能给他们的。夫妇俩倾其所有，在吉隆坡最繁盛的购物区富都路（BatuRoad）租下了半间店面。然后分工合作，广交朋友、社交手腕出众的素英在富都路的商店售卖锡成品，踏实肯干、对技术别有钻研的炳楷在富都路的工厂监督生产。公司保持着家庭般的温馨气氛。炳楷夫妇像大家长般关照着员工们，而员工亲切的称呼他俩为“Aunte”和“uncle”（即阿婶和大叔）。 炳楷、素英夫妇的儿女们便在这种家庭和事业合二为一的环境中成长。虽然经济拮据，但炳楷夫妇对儿女们的教育从不吝啬。长子保胜、幼子保康被送到卫理公会男校（MethodistBoy’sSchool），长女文霞、幼女文娟被送进富都英文学校（PuduEnglishSchool）。儿女们接受着良好的英文教育，成绩出众，更懂得尽其所能地帮助家里的生意。放学后，他们帮忙接电话订单，包装锡成品，制作标签。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学会了努力、节俭、家庭责任和承诺。儿女们慢慢长大，雪兰莪锡也同样缓缓的，但不可阻挡地成长着。 但是，炳楷并没有允许子女们向自己的梦想飞翔。在那个年代，家庭责任比个人梦想更重要。对于发展中的雪兰莪锡来说更是如此。炳楷要求子女们将青春和未来全部交付给家族的事业，就像他自己一直所做的一样。这样的做法近乎野蛮，但正是因为他的坚持，才成就了雪兰莪锡的未来。 奋斗的兄弟姐妹们 1957年，炳楷夫妇的长子保胜中学毕业。他可以成为乐富门（Rothmans）香烟公司的推销员。这份工作不但有着可观的薪水，还可以报销相当数额的应酬费用。更为重要的是，能够驾驶由公司提供的福特哥丁娜（FordCortina）客货车。对于一个18岁的年轻人来说，这简直是无法抵挡的诱惑。 然而严厉的父亲却对儿子的要求充耳不闻。炳楷对保胜说，他需要儿子在身边。 保胜被安排进了家族的工厂，从基层干起。他呆在父亲设计的旋转机床前制作锡成品，整整6年。 1964年，炳楷将位于吉隆坡北郊文良港的新工厂交给保胜管理。保胜继承了母亲素英的社交手腕，交友广泛。他加入国际青年商会，从事各种社区服务，修建回教堂和筹办马来西亚小姐选美会。这些活动为公司带来了很多生意。两年后，保胜开始定期造访公司的零售伙伴，为公司从经销商那里获得越来越多的货架。1968年，保胜来到刚刚脱离马来西亚独立的新加坡，开设雪兰莪锡旗下新的工厂，逐步担负起开发海外市场的重任。 1958年，长女文霞中学毕业。由于成绩出众，校长推荐她去英国却尔比（Kirkby）学院深造。严父炳楷却再度打破了孩子的梦想：留下，为家族的事业出力。文霞最终没有去英国，而是来到了富都路的商店协助母亲。为了宣传家族的事业，文霞加入了广告客户协会（Advertisers’Asscociation），并成为筹委会成员。 1968年，业务蒸蒸日上的雪兰莪锡在富都路上获得了一间拥有完整店面的店铺。和此前的半间老店一起，被交给了文霞管理。没有了空间的局限，文霞开始尝试时尚的陈列和摆设。此后，文霞一直专注于零售业务的开展。1995年起，她在墨尔本（Melbourne）和布里斯班（Brisbane）等地一家接一家的开设全资专卖店，展现着更胜往昔的冲劲和魄力。 幼女文娟中学毕业后，被父亲大方的“借”给了一位经营侦探社的好友，为其接听电话、管理信件，协助检查车祸的保险索赔。锻炼数月后，被安排到富都路的商店协助姐姐文霞。利用马来西亚政府积极推广对外旅游业的良机，雪兰莪锡的店铺不断增加。文娟转而负责起公司新的业务增长点：以企业为客户的特制精品。1979年，文娟代表公司接待了雪兰莪世袭苏丹沙拉胡丁·阿都·阿兹·沙，并为公司获得了“皇家”（Royal）之名。1992年，公司正式易名为“皇家雪兰莪”（RoyalSelangor）。 最年幼的保康，则是这一代中最为幸运的家族成员。由于家族的事业已上轨道，父亲炳楷决定送他去读大学。保康就读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UniversityofAdelaide），专修机械工程专业。在20世纪60年代，阿德莱德犹如在世界的另一端。幼子启程时，母亲素英伤心得泪如雨下。对于杨家而言，幼子就是他们的未来。远赴澳洲求学的保康，继承的是父亲机械化锡生产的使命，背负的是整个家族新的希望。 1968年，学成归来的保康成为家族中第一位工程师。他开始构思全新的制作过程，调整合金配方，使用水力液压和其他革新机械。几年后，公司通过学习和不断试验，获得了钢模制作锡的技术。 不仅儿女，就连外甥女也没有逃过杨炳楷的网罗。他发现素英弟弟的女儿倪文丽具备绘画天分，遂安排其参加绘画班。文丽17岁时，被杨家送到英国布里斯托尔（Bristol）艺术学院深造，修习金属制品的艺术和设计课程。1972年，文丽回到吉隆坡，在公司的设计室工作。她所设计的郁金香型高脚杯，至今仍是雪兰莪锡的招牌产品之一。 1976年，公司招募了来自丹麦的天才设计师安德斯·吉斯塔（AndersQuistgaard）。他和文丽共结连理，支撑起了公司第一个正式的设计部门。1987年，他们赴丹麦定居。但由他们构建起的设计部门一直充满活力，新品创意源源不绝。 儿女们的工作状况，令父亲十分满意。1980年，杨炳楷正式退休，将雪兰莪锡的经营全部交给了杨家的第三代。 迈向全球的年轻人 1969年，吉隆坡发生马来人和华人的种族冲突事件，严重打击了马来西亚的旅游业。以外国游客为主要客户群的雪兰莪锡再遭重创。虽然马来西亚政府通过政策的调整令旅游业得以复兴，但这一经验已经让杨家有所警惕。用杨保康的话说，是“令人体会到更广大和多元化市场的重要性”。 为了打开海外市场，雪兰莪锡设定了三个方向：开发迎合国际市场的设计，引进新颖的生产过程和在海外国家建立零售点。杨家的子女们在这场奋斗中居功至伟。皇家雪兰莪的出口产品比率在2000年便突破了60%。 时至今日，多元化发展的皇家雪兰莪不仅成为了全球规模最大的锡制造商，更将业务扩展至纯银和黄金等领域。1972年，他们与瑞士顶级珠宝商沃纳·依宝哈（WernerEberhard）以及奥地利宝石名家沃特·兰高玛尔（WalterAngelmahr）合资创立珠宝首饰品牌雪宝兰（Selberan），成为马来西亚首饰业先驱。1987年，皇家雪兰莪收购以皇冠玫瑰（Crown&Rose）锡精品闻名的300年伦敦老店恩格非尔德斯（Englefields），并将其易名为英国皇家雪兰莪。1993年更将伦敦纯银名家甘铭斯（Comyns）及其可追溯至17世纪的3万5千套设计样本收至麾下。2002年，皇家雪兰莪进一步进军北美市场，用收购手段让加拿大最大规模的锡制造商海鸥锡（SeagullPewter）成为家族产业的一部分。 除了制造常规商品和不断推陈出新以外，皇家雪兰莪还为马来西亚政府设计制作官方礼物，为F1大奖赛制作奖座，为亚洲足球联盟制作奖杯，为雪兰莪苏丹修饰皇冠和制作专属邮章。 随着公司规模的日渐庞大，员工称呼老板为“大叔”和“阿婶”的家庭作坊时代也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历经风雨的皇家雪兰莪，已转型为由专业人才管理的现代化企业。 在新的世纪里，家族成员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职业经理人们携手经营皇家雪兰莪。掌管北美市场的美国皇家雪兰莪总裁黄镇源、负责欧洲市场的英国皇家雪兰莪董事经理彼得·科尔曼（PeterColeman）都是公司七人董事局的成员。 杨家的子弟结束学业后往往在外闯荡，时机恰当便加入皇家雪兰莪，为家族事业的振兴尽自己的一份力。炳楷时时痛惜兄弟阋墙令杨家错过了最佳的发展时机，他绝不会允许同样的悲剧在家族中重演。被炳楷耳提面命教育多年的保康如今正以首席执行官的身份引领着家族的事业，他也负责传递这一祖训，让杨家子孙代代牢记。
皇家雪兰莪现在有两位总经理，他们都是生于七十年代的杨家第四代——杨永礼和曾天佑。杨永礼是家族现任掌门人保康的长子，加入皇家雪兰莪之前是马来西亚跑车制造商TVR的总经理。曾任管理顾问公司麦肯锡（McKinsey&Co）顾问的曾天佑，则接替了母亲杨文娟在家族中的位置。 杨永礼和曾天佑以总经理的身份负责公司日常业务运作，他们的兄弟姐妹也不甘落后。保胜的长子杨永雄是杨家第四代的长兄，曾任职于英国设计顾问爱迪信（Addison）和史德格莱特洛富华（CitigateLloydNorthover）的他，现居公司创意总监一职。保胜的次子杨永伟被派驻公司最早开拓的海外市场——新加坡，在由他父亲所打下的江山里继续奋战。在墨尔本舒勒戈古董珠宝（SchlagerAntiqueJewellery）积累了十年珠宝首饰经验的杨文霞长女孙美欢，进入雪宝兰尽展其长。在信息时代的今天，掌握公司电子资讯命脉的则是保康的幼子永杰。1998年，刚满24岁的杨永杰为公司建立了电子商务网站，此网站在2001年荣获CIOAsis杂志颁发的CIO大奖。如今，永杰正为整合公司的顾客、零售和存货系统作着不懈的努力。 杨在广东汕头登船，漂洋过海踏足马来西亚，已经是120多年前的事了。然而由他所开创的传奇故事却延续至今。在材料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各种时尚的新材质争奇斗艳、层出不穷。皇家雪兰莪却在种种新材料的夹击下，成功地展现了锡这一古老金属的风采神韵。从小小的锡匠铺到辐射全球的世界第一锡生产商，杨家在锡行业拼搏的这一个多世纪里，美观和实用兼备这一制作精神贯彻始终。但仅仅这一条或许并不足以让一个古老行业里的家族事业在充斥经济危机、战乱、政权更替、种族争端的现代史中披风斩浪。最应该感谢的，或许是后代们对家族事业终生无悔的坚持和始终如一的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