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沟流月去无声 琦君 长沟流月去无声



     《结缘两地:台港文坛琐忆》是熊志琴访问郑树森整理出来的史料文稿。卷首即见郑教授自白:“我去台湾不单为了读书,也不只是文化认同,更是为了去台湾可以亲炙许多作家,可以参加很广阔的文艺天地,当时有这样的憧憬……”

  就凭着这种志向,郑树森在1967年夏天以香港学生身份到了台湾,入读政治大学西洋语文学系。就这样,这位原籍福建厦门的学生跟台湾全岛人情风物结缘四十多年。四十多年来郑树森在台港两地的文化界,特别是出版界的“生态”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得从一本杂志说起。继《自由中国》和《文星》这两本读书人的刊物相继离场后,1968年出版的《大学杂志》可说是这条书生报国路线的薪火相传。

  郑树森介入《大学杂志》,事属偶然。其时负责杂志编辑工作的,是香港来的学生何步正。他因为有女朋友在政治大学西语系念书,所以常常往木栅跑。香港来的学生圈子小,不久他们就认识了。郑树森在香港念中学时早已是文艺青年,又参加过一些文艺团体的活动,因此顺理成章地答应了对方的邀请参加编辑工作。他主要负责给编排在刊尾十多页的文艺版组稿。

  但郑教授在《大学杂志》正式挂名,却是1969年12月才开始的。何步正是总编辑,他是副总。除台湾“本地”作家外,副总编辑还经常“引进”一些香港和海外新秀。不少初在《中国学生周报》露面的年轻人如温健骝,也因通过了郑树森的牵动才开始在台湾的人文天地出现。郑教授四十年来在台港两地文化与出版事业的活动范围,可从《结缘两地》书中的目录得知一二:

  一、《大学杂志》与白色恐怖;二、《文学季刊》点滴;三、《现代文学》与“晨钟“及“远景”;四、海峡两岸间的《八方》;五、1980年代的三地互动;六、《联合报》副刊与诺贝尔文学奖;七、比较文学因缘。

  1970年改组后的《大学杂志》,“声势大振,印量很大,每期都过万,甚至印过3万。议题针对台湾现实问题,由经济到农业,以至台湾将来何去何从等等。海峡两岸关系,变得日益敏感,国民党不同的情治单位都在关注。”

  保卫钓鱼台运动闹得风起云涌时,《大学杂志》出了保钓专号(1971年5月),决定突破政府有关学生游行示威新闻的全面封锁。国民党成立的“宁静小组”负责监察保钓活动,要求所有媒体跟随“中央社”规矩,不得在文字和图片上报道学生的抗议新闻,以免“星火燎原”。

  那一期的保钓专号,刊登了郑树森大概也是从一位香港来的学生处拿来的照片,上面写着,1971年4月15日,台大政大香港来的学生“为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台向美领使馆示威后,经罗斯福路返回台大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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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钓专号付印前,国民党特务每晚到印刷所来偷看稿件。台湾当时的“出版法”是:要查禁一本杂志,得等杂志把印好的单张钉装成册后才能“执法”。那一期的内文因此没钉装,就这样拖着。终于等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代表来沟通,作了让步,说印好的照片封面可以钉装一部分寄发海外读者,但岛内绝不可以发行。因此内销的,只好另配封面。

  那年头在台湾的“异见分子”,一不小心,就会背上“为匪张目”的罪名。《大学杂志》这案子变得越来越敏感后,一向关心郑树森的文坛老前辈何欣先生不知从哪儿听到风声,私下劝这位小朋友尽快脱身。何先生给他举了两个实例。一是北伐后国民党“清党”时,某地军方接到密令,因一时弄不清敌我,只好集中年轻干部到礼堂,叫他们自认是左派的靠左站,右派的靠右站。各就其位后,站在左边的全死于乱枪下。第二个例子是:1949年上海弃守,特务来不及处理关押人犯,只好就地枪决,有些就掉到海里。

  《大学杂志》总编辑何步正1971年5月被捕。郑树森因应情势估计,猜想自己也难免牢狱之灾。“他们可能先向我们两个香港来的学生下手,因为其他人比较知名。这是张俊宏先生常常说的,越知名越不怕抓;我就想,我们小朋友,当然先被抓了。所以当晚就准备,穿暖和些,带几包烟,然后就坐等,不睡觉。忘了谁告诉我,警总抓人,多是半夜后,比较不惊动一般老百姓。”

  郑树森那天晚上抽着闷烟,但一直等到清晨还不见警总的人上门。应该说他已经逃过一劫了。何步正羁留后释放,但每天要到警察局报到,也不可离开台湾,要交出旅行证件。

  郑树森1971年大学毕业,年底即赴美升学,就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的比较文学系。人隔了一道太平洋,结缘两地的心意丝毫未减。他继续在加州校园为台港文坛做穿针引线的工作。随着大陆改革开放带来的“文学新时代”气象,郑教授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关注,渐次由情系两地变为两岸三地。以他的身份,照理说应该是个“他者”。在“本地人”的圈子里,多被目为“外人”,等闲不会向你“推心置腹”。但事情总有例外。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一个并无“血亲”关系的外来的学生,说不定会变为“托孤”的对象。这种身份当然有利有害。不论在台湾也好、大陆也好,一遇到“非常时期”,所谓海外关系,每每被“情治单位”视为“原罪”。幸好像“保钓”这种“非常时期”不常见,就郑教授的经验来说,他的身份,有利他扮演希腊神话中信差Hermes的角色。

  我在旧文《见树也见林:郑树森的文化评述》中引用过纪大伟在《联合报》副刊的访问稿《御风而行的荷米斯:郑树森谈读书经验》(1997):“荷米斯脚穿带翼的凉鞋,上天下地,胜任神祇的信差。荷米斯在众人面前宣示焚风般的讯息,步伐敏捷,无视于墙垛的存在;人们想要问清他来龙去脉时,荷米斯已驰往另一空间,神不知鬼不觉。”

  四十多年来,学成于台湾各大专院校的香港来的学生不知凡几,但能以“荷米斯”的效率给中国读者报道西方文学动态和发展的,就我所知,只有郑树森。据纪大伟所记,郑教授自接受《联合报》副刊编辑痖弦之邀,每年替报社访问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人的重托后,联副编辑手上就握有一份诺贝尔热门入围人选名单。历史证明,这份名单奇准,列名的作家几乎个个得奖。不但奇准,访问稿刊登得也奇快,往往在访问后一两天就见报。

  郑树森对纪大伟解释,自己对诺奖的心得,“并不是出自奇门遁甲,而是长期阅读的自然结果”。换句话说,他并不是因痖弦之托而发奋研读西方和世界文学的。我们知道,他拿的是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后来出任母校比较文学组主任和文学研究所所长。圣地亚哥校区的加大是美国重点大学。在重点大学研究院用人家的母语讲授西方文学理论,比我长一辈的,有曾在威斯康辛大学Madison校区英文系任教的卢飞白。跟我同辈的,有芝加哥大学神学院的余国藩。晚一辈的,就是郑树森。他给《联合报》做的工作,因此可说是他教学相长的日常生活中的“本门功课”,不是恶补得来的花拳绣腿。

  《结缘两地》取材,以史为经,人物记述落墨不多。有关思果的千把字是个例外。上世纪80年代初郑树森在中文大学任教,因工作关系常有机会跟思果见面。朋友间都知道思果是个“样板”虔诚天主教徒,“时常提到世间很多引诱,魔鬼撒旦经常以不同的形式、实体来令世人犯罪,所以除了每早望弥撒,每晚祈祷,日常生活和行为都得十分注意,尤其是女人,因为原罪(original sin)源自上帝造人后的夏娃“。

  我也是在中文大学任教期间(1968-1971)认识思果的。那时跟戴天、胡菊人和林悦恒等朋友常常见面。胡金铨要是碰巧在香港,总会传召我们跟他吃饭聊天。他跟思果也是旧识。只要“老蔡“(思果本名蔡濯堂)在座,大家总会拿他对女人又爱又怕的无奈开玩笑。金铨善谑,酒过三巡后就扮演神父,迫思果办“告解”。偷恋隔墙花?动了邪念?哎呀!回家念三十遍天主经,二十遍玫瑰经!

  (注:本文题目《长沟流月》采自陈与义(1090-1138)的《临江仙:词:“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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