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结缘两地：台港文坛琐忆》是熊志琴访问郑树森整理出来的史料文稿。卷首即见郑教授自白：“我去台湾不单为了读书，也不只是文化认同，更是为了去台湾可以亲炙许多作家，可以参加很广阔的文艺天地，当时有这样的憧憬……” 就凭着这种志向，郑树森在1967年夏天以香港学生身份到了台湾，入读政治大学西洋语文学系。就这样，这位原籍福建厦门的学生跟台湾全岛人情风物结缘四十多年。四十多年来郑树森在台港两地的文化界，特别是出版界的“生态”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得从一本杂志说起。继《自由中国》和《文星》这两本读书人的刊物相继离场后，1968年出版的《大学杂志》可说是这条书生报国路线的薪火相传。 郑树森介入《大学杂志》，事属偶然。其时负责杂志编辑工作的，是香港来的学生何步正。他因为有女朋友在政治大学西语系念书，所以常常往木栅跑。香港来的学生圈子小，不久他们就认识了。郑树森在香港念中学时早已是文艺青年，又参加过一些文艺团体的活动，因此顺理成章地答应了对方的邀请参加编辑工作。他主要负责给编排在刊尾十多页的文艺版组稿。 但郑教授在《大学杂志》正式挂名，却是1969年12月才开始的。何步正是总编辑，他是副总。除台湾“本地”作家外，副总编辑还经常“引进”一些香港和海外新秀。不少初在《中国学生周报》露面的年轻人如温健骝，也因通过了郑树森的牵动才开始在台湾的人文天地出现。郑教授四十年来在台港两地文化与出版事业的活动范围，可从《结缘两地》书中的目录得知一二： 一、《大学杂志》与白色恐怖；二、《文学季刊》点滴；三、《现代文学》与“晨钟“及“远景”；四、海峡两岸间的《八方》；五、1980年代的三地互动；六、《联合报》副刊与诺贝尔文学奖；七、比较文学因缘。 1970年改组后的《大学杂志》，“声势大振，印量很大，每期都过万，甚至印过3万。议题针对台湾现实问题，由经济到农业，以至台湾将来何去何从等等。海峡两岸关系，变得日益敏感，国民党不同的情治单位都在关注。” 保卫钓鱼台运动闹得风起云涌时，《大学杂志》出了保钓专号（1971年5月），决定突破政府有关学生游行示威新闻的全面封锁。国民党成立的“宁静小组”负责监察保钓活动，要求所有媒体跟随“中央社”规矩，不得在文字和图片上报道学生的抗议新闻，以免“星火燎原”。 那一期的保钓专号，刊登了郑树森大概也是从一位香港来的学生处拿来的照片，上面写着，1971年4月15日，台大政大香港来的学生“为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台向美领使馆示威后，经罗斯福路返回台大途中”。
保钓专号付印前，国民党特务每晚到印刷所来偷看稿件。台湾当时的“出版法”是：要查禁一本杂志，得等杂志把印好的单张钉装成册后才能“执法”。那一期的内文因此没钉装，就这样拖着。终于等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代表来沟通，作了让步，说印好的照片封面可以钉装一部分寄发海外读者，但岛内绝不可以发行。因此内销的，只好另配封面。 那年头在台湾的“异见分子”，一不小心，就会背上“为匪张目”的罪名。《大学杂志》这案子变得越来越敏感后，一向关心郑树森的文坛老前辈何欣先生不知从哪儿听到风声，私下劝这位小朋友尽快脱身。何先生给他举了两个实例。一是北伐后国民党“清党”时，某地军方接到密令，因一时弄不清敌我，只好集中年轻干部到礼堂，叫他们自认是左派的靠左站，右派的靠右站。各就其位后，站在左边的全死于乱枪下。第二个例子是：1949年上海弃守，特务来不及处理关押人犯，只好就地枪决，有些就掉到海里。 《大学杂志》总编辑何步正1971年5月被捕。郑树森因应情势估计，猜想自己也难免牢狱之灾。“他们可能先向我们两个香港来的学生下手，因为其他人比较知名。这是张俊宏先生常常说的，越知名越不怕抓；我就想，我们小朋友，当然先被抓了。所以当晚就准备，穿暖和些，带几包烟，然后就坐等，不睡觉。忘了谁告诉我，警总抓人，多是半夜后，比较不惊动一般老百姓。” 郑树森那天晚上抽着闷烟，但一直等到清晨还不见警总的人上门。应该说他已经逃过一劫了。何步正羁留后释放，但每天要到警察局报到，也不可离开台湾，要交出旅行证件。 郑树森1971年大学毕业，年底即赴美升学，就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的比较文学系。人隔了一道太平洋，结缘两地的心意丝毫未减。他继续在加州校园为台港文坛做穿针引线的工作。随着大陆改革开放带来的“文学新时代”气象，郑教授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关注，渐次由情系两地变为两岸三地。以他的身份，照理说应该是个“他者”。在“本地人”的圈子里，多被目为“外人”，等闲不会向你“推心置腹”。但事情总有例外。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一个并无“血亲”关系的外来的学生，说不定会变为“托孤”的对象。这种身份当然有利有害。不论在台湾也好、大陆也好，一遇到“非常时期”，所谓海外关系，每每被“情治单位”视为“原罪”。幸好像“保钓”这种“非常时期”不常见，就郑教授的经验来说，他的身份，有利他扮演希腊神话中信差Hermes的角色。 我在旧文《见树也见林：郑树森的文化评述》中引用过纪大伟在《联合报》副刊的访问稿《御风而行的荷米斯：郑树森谈读书经验》（1997）：“荷米斯脚穿带翼的凉鞋，上天下地，胜任神祇的信差。荷米斯在众人面前宣示焚风般的讯息，步伐敏捷，无视于墙垛的存在；人们想要问清他来龙去脉时，荷米斯已驰往另一空间，神不知鬼不觉。” 四十多年来，学成于台湾各大专院校的香港来的学生不知凡几，但能以“荷米斯”的效率给中国读者报道西方文学动态和发展的，就我所知，只有郑树森。据纪大伟所记，郑教授自接受《联合报》副刊编辑痖弦之邀，每年替报社访问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人的重托后，联副编辑手上就握有一份诺贝尔热门入围人选名单。历史证明，这份名单奇准，列名的作家几乎个个得奖。不但奇准，访问稿刊登得也奇快，往往在访问后一两天就见报。 郑树森对纪大伟解释，自己对诺奖的心得，“并不是出自奇门遁甲，而是长期阅读的自然结果”。换句话说，他并不是因痖弦之托而发奋研读西方和世界文学的。我们知道，他拿的是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后来出任母校比较文学组主任和文学研究所所长。圣地亚哥校区的加大是美国重点大学。在重点大学研究院用人家的母语讲授西方文学理论，比我长一辈的，有曾在威斯康辛大学Madison校区英文系任教的卢飞白。跟我同辈的，有芝加哥大学神学院的余国藩。晚一辈的，就是郑树森。他给《联合报》做的工作，因此可说是他教学相长的日常生活中的“本门功课”，不是恶补得来的花拳绣腿。 《结缘两地》取材，以史为经，人物记述落墨不多。有关思果的千把字是个例外。上世纪80年代初郑树森在中文大学任教，因工作关系常有机会跟思果见面。朋友间都知道思果是个“样板”虔诚天主教徒，“时常提到世间很多引诱，魔鬼撒旦经常以不同的形式、实体来令世人犯罪，所以除了每早望弥撒，每晚祈祷，日常生活和行为都得十分注意，尤其是女人，因为原罪（original sin）源自上帝造人后的夏娃“。 我也是在中文大学任教期间（1968-1971）认识思果的。那时跟戴天、胡菊人和林悦恒等朋友常常见面。胡金铨要是碰巧在香港，总会传召我们跟他吃饭聊天。他跟思果也是旧识。只要“老蔡“（思果本名蔡濯堂）在座，大家总会拿他对女人又爱又怕的无奈开玩笑。金铨善谑，酒过三巡后就扮演神父，迫思果办“告解”。偷恋隔墙花？动了邪念？哎呀！回家念三十遍天主经，二十遍玫瑰经！ （注：本文题目《长沟流月》采自陈与义（1090-1138）的《临江仙：词：“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