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经济周刊》评论员
近日，两大利好政策相继公布。先是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要求持有解除限售存量股份的股东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开出售解除限售存量股份的数量超过该公司股份总数1%的，应当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此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决定，从2008年4月24日起，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率，由现行千分之三调整为千分之一。 受此利好提振，24日沪深两市巨量暴涨，两市涨幅均超过9％。 针对非成熟市场中的非合理安排，政府纠偏实属应尽义务之一，制度建设者不应、不能亦不必因为避讳“救市”之名而对制度漏洞听之任之。其实，即使是在相对成熟完善的市场中，只要行情骤升骤降可能演化为系统性风险，作为市场守护者的政府亦应“救市”以免事态不断恶化。 一段时间以来，围绕“政府该不该救市”，多空双方各执一端互不相让，市场气氛则伴随此口水之争渐趋冰点。不到半年时间，上证综指相较去年10月创下的高点已被腰斩，沪深两市超过一半市值灰飞烟灭，342只公募基金连续亏损超过7000亿元，大量资金一俟行情稍有反转便争相出逃。 股市暴跌之危害难以历数。远至荷兰的郁金香泡沫，近至1997年东亚、东南亚等国或地区因本币高估而形成的资产泡沫，一旦它们的挤压以价格暴跌来完成，必然伴随的结果就是当地竞争力大幅降低，并持续处于经济低迷状态而难以自拔。 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应力图避免股市暴跌，这就如同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应避免股市疯涨一样。去年一年，针对中国股市明显出现泡沫化迹象，相关部门连续出台财政、货币、行政、教育等多种手段进行调控，其中观目标，在于完善资本市场运行机制，继续推动此核心部门的有序发展；其宏观目标，在于减少未来泡沫破灭所带来的冲击，保障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很难想象，这些彼时应该、能够、必须采用的思路和举措，换作行情反转时便不再适用。 行政干预之所以必须，其逻辑起点并非仅止于市场崩溃危害深重，更为根本的原因是，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较优选择，其本身并非没有可修正处。具体到金融市场而言，按照“有效市场假说”，它的结论必须置于三个递进的前提下：一、投资者是理性的；二、如果部分投资者是非理性的，那么他们各自的交易行为是随机且不关联的；三、如果这些非理性投资者的交易行为是一致的，那么理性投资者的套利行为能够抵消上述交易对价格的非理性影响。很显然，此理想中的状态即使是成熟市场也难以达到，更何况“新兴加转轨”的中国市场。 政府无需讳言救市，真正应该思量的只是何时救市、如何救市。对此，亦有部分反对救市者认为，政府没有足够信息与能力获知何时救市以及如何救市；而我们认为，伴随时代不断前行，全球金融市场可观测到的危机已经大大被缩减，政府事先防范、事后救助的作用虽不应被夸大，但也不应被抹杀。那些菲薄政府能力者，其荒谬在于认定政府若想避免“乱作为”，就只能选择“不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