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黄钟苏 今年1月以来，中国沪深A股持续下跌，到3月下旬，一些权重股逼近发行价。3月26日，中国太保首只破发，中海集运、建设银行、中煤能源几欲破发，市场恐慌进一步加剧，有关是否救市的争论也随着A股下跌而越辩越激。
在市场恐慌之中，焦点再次聚集中国石油。自去年11月上市以来，中国石油就成为中国股民心头之痛。自3月27日开始，大跌之后的中国石油展开6个交易日激烈多空博弈，盘中频频触及16.70元的发行价，但都很快被大资金拉起。4月2日，中国石油以17元高开，在巨大买盘推动下力守发行价，最终收于17.16元。4月3日，中国石油报收17.55元，暂时避开生死线。 面对中国石油那神奇的一幕，难免有各种猜测。有报道称，由于近期股市大跌，严重打击市场信心，如果中国石油破发，势必导致市场极度恐慌，这是管理层等各方面所不愿看到的。有关方面对中国石油施压，不能让其跌破发行价，于是，包括嘉实基金、华夏基金、南方基金等在内的6家基金开始买入中国石油，以保证中国石油股价不破发。中国石油对这些基金也给予一定支持，比如拿出部分资金支持它们开展专户理财业务。 据称，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中煤能源上。巨额资金的坚决护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对破发的恐惧和担心。 我们难以求证上述事件的真实性，但不妨考虑，如果事情属实，政府干预中国石油股价，是否合理？ 现代经济学指出，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之所以必要，根本原因在于通过其“看得见的手”，弥补市场失灵。而不完全竞争、公共产品、外部性、不完全信息都是市场失灵的成因。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之所以需要政府监管，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外部性。 “外部性”也称外在效应或溢出效应，是指经济主体的活动对旁观者乃至整个福利的影响。若以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衡量，那么如果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就表明该经济活动给旁观者带来了福利损失（成本），称为“负外部性”，比如环境污染，就具有“负外部性”，因此需要政府通过征税等手段加以抑制；如果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就给旁观者带来福利增加（收益），称为“正外部性”。全体社会成员都可无偿享受的公共物品，就是正外部性的特例，比如公海上的灯塔，私人收益很小，社会收益很大，因此私人资本很少介入，需要公共投资。当然，如果灯塔周围的海域都为同一个私人所有，那么灯塔所致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差距可能消失，外部性已“内在化”了，就不存在了。 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假定之一，是经济主体承担自身行为所致的所有成本并享有所有收益，但如果存在外部性，该条件就不能满足，就会形成市场失灵和经济效率损失。因此当出现外部性问题时，需要通过政府监管加以校正。比如银行，之所以需要监管，就因为它一旦倒闭，就可能导致社会恐慌，从而引致挤兑风潮，而银行都是高负债企业，一旦遭遇挤兑风潮，是难以招架的。 反观中国石油，它作为最大的权重股，其价格变化会由于权重较大而对上海综指（由股票加权平均所得）从而整个市场信心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具有明显的外部性，正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实际上，其上市以来的走势与整个市场走势也高度一致。其破发导致市场恐慌，与银行倒闭导致挤兑风潮，是相似的。因此，中国石油通过基金护盘，即便由管理层授意，在经济理论意义上是合理的。此举通过基金账户进行，在法律上也无阻碍；而对基金和中国石油而言，它们作为市场的主要力量，也可从市场稳定中获益──毕竟，中国股市并无作空机制，只有上涨，投资者和上市公司才能获益。 由此看来，“中国石油”等权重股的护盘，即使作为政府授意下的救市行为，在经济理论意义上也是合理、有益的。在一定情况下，这种方式具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