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保护农民利益乃稳定物价之本 现在非常有必要对当前宏观经济所存在的问题作一番辩证的科学分析。当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特别是稳定物价方面迟迟收不到应有效果时，不妨转换一下思路，主要从财政政策入手，通过大面积增加农业产品有效供给以稳定物价，实现经济平稳增长。为此，现在必须在财政上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及保护力度，尤其得尽快全面落实“绿箱政策”范围的政策措施。 当前，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我们必须弄清楚：在开放的世界经济面前，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实际是世界经济运行与国内宏观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内经济增长过快，是由于外贸增长快速带动投资增长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中美利差已经倒挂1%且人民币升值在5%以上时，国际资金套利欲望非常强烈。当大量外资进入中国但不投资而仅仅存款于商业银行套利时，仅仅提高存款保证金率已无法冲销其货币乘数效应带来的流动性泛滥。 因此，现在非常有必要对当前宏观经济所存在的问题作辩证的科学分析。当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特别是稳定物价方面迟迟收不到应有效果时，不妨转换一下思路，主要从财政政策入手去控制物价上升，通过大面积增加农业产品有效供给以稳定物价，实现经济平稳增长。 目前的国际性农业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是成本和需求上升、产量下降以及粮食库存减少的结果。从成本方面看，农业生产之化肥、农药、农机等价格都在上升。而这些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则源于石油价格上升，石油价格一路猛升，世人都清楚，是由美元贬值推动的。 从需求方面看，石油价格上升导致了替代原料特别是生物原料生产的发展，生物燃料行业又给粮食市场带来了新的压力。随着新兴经济体收入不断增加，推动了肉奶制品的消费，进一步增加了农业大宗商品的供给压力。肉奶制品的消费增长，更导致粮食需求成倍增长，从而形成了进入新世纪以来成本与需求共同推动粮价走高的局面。 中国加入WTO时，由于种种原因，缺乏及时保护农民利益的相应条款，而保护农民利益正是政府稳定物价的“牛鼻子”。正如在本届政协上有关专家所提出的，要实现宏观政策调控目标，现在必须在财政上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及保护力度。笔者认为,当前宏观经济问题是有效供给不足,只有充分发挥财政杠杆作用,增加粮食有效供给，才能达成宏观政策目标；也只有充分发挥财政杠杆作用,才能避免过紧的金融政策对宏观经济的挤压和可能造成的“金融危机”的副作用。 具体说来，首先是按乌拉圭回合谈判签署的《农业协议》实施农业保护政策。 虽然当前农产品价格已大幅上升，不过仍属十年来的恢复性上升。农业生产的低效率导致农民大量进城务工，而农民大量进城务工又与三十年来的农业特别是土地政策相关。为防止农产品价格大幅上升对CPI的冲击，在农业土地集中经营的历史过程中，国家财政政策有必要给予大量补贴。在粮食期货市场已经形成并顺利运转的今天，鼓励民间收购并在收购资金方面给予商业贷款，可以分流国家在粮食储备上的过大压力，这也是确保粮食安全必需的补充措施。粮食的公共储备水平与质量是一国安全的基础。中国粮食储备多出10%是安全的，如果少了10%，就有可能多支付50%的成本与代价。 经济水平提高，收入增长必然导致肉蛋禽等消费增长。为了在消费增长时确保在成本上升条件下的价格稳定，政策就得对一定规模生产肉蛋禽的企业比照物价和成本上升情况实行一定的补贴，以防副食品供应大起大落。此外，还有牲畜数量补贴、对成规模化的粮食生产者给予面积补贴、种子、农药、肥料、灌溉等投入补贴等。除了上述财政补贴，还可以考虑某些有补贴的贷款计划。
其次，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得尽快全面落实《农业协议》规定允许的“绿箱政策”范围的政策措施。所谓“绿箱政策”，是指政府在执行某项农业计划时其费用由纳税人负担而不是向消费者转移。这些措施主要包括：农业科研、病虫害控制、培训、推广与咨询服务、检疫等一般性政府服务，粮食安全的公共储备，国内地区间食品援助以及自然灾害救济支付等方面。实施农业保护政策与鼓励政策，还可以考虑与商业保险赠与政策结合，以促使现代农业生产与现代金融业特别是保险业的发展相适应。通常，政策性商业保险补贴会是宏观调控立竿见影的措施。 另外还可以通过投资引导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成立政府、机构和农民共同参与投资的实体，引导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对生产休耕计划和资源休闲计划及环境规划提供保护与援助，这些都可以在保护农业的同时提高农民的收入，进而实现中国农业的稳定高速增长。 再者，强化《农业协议》中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条款、保障条款以及国内支持政策的保护作用。 全世界多数国家都对国内农业有一定保护，即采取工业补贴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政策，从而在保护农业和维护农民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粮食安全。对农业生产补助，其实是国家财政对全体居民利益的补助。当补助与农业生产的规模数量结合时，价格将受供求关系的影响而不会暴涨暴跌。为了农业工业化和农业商业化，还需要把国家政策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起来，去加强农产品流通、农业信贷、农业风险保护、农业保障和扶贫，以使我国出现真正的农工商业价值链条的延伸。 对症下药抑制通胀 从改革攻坚到物价上涨，从奥运经济到股市调整……排除雪灾、春节和翘尾造成CPI上涨等因素，厉以宁认为，国际油、粮涨价；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偏大；中国外汇储备过多；外资热钱通过各种渠道涌入中国；农产品价格带动上涨造成了心理影响，这五大因素是导致从去年到现在，中国物价连续上涨的主要原因。 “既然找出原因，就可以针对这五个方面去解决。”厉以宁说，“除了国际油、粮涨价这一因素中国不可控制外。其他四个因素都是可以控制的。” 他认为，央行这一段时期以来采取的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加息等货币政策，对控制总量起到了一定作用。妥善地使用外汇储备，将外汇作为资本进行运转，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外汇储备较多的问题。针对外资热钱的涌入，厉以宁认为，要根据国家相关制度来操作，但对于通过地下渠道流入的外资热钱要坚决取缔。 “最难解决的是农产品价格上涨问题。”厉以宁说，“猪生长周期较长、中国的养猪方式主要是散养、养猪饲料价格上涨，这些都造成养猪成本较大，不同程度降低了中国农民养猪的积极性。”他建议，首先应该多投资鼓励养猪，通过建立大规模、机械化养猪场增加猪肉供应；其次是给农民上保险，“这要落实到政策上”。 厉以宁估计，CPI在今年二季度将趋于平稳，下半年会有所下降。全年经济增长速度应会保持在10%左右。 缓解CPI上行压力须压低房价 要想把CPI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必须防止粮价（食品价格占我国CPI的比重高达三分之一）的过快上涨，而要平抑粮价，就必须重视房价与粮食等价格之间的比价复归关系及内在联动性，坚定地执行中央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政策，促使房价的理性回归。如此，既可能减轻通胀压力，也可以减轻住房这一民生压力。 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表示，今年CPI调控目标“不比去年更高”，而去年的CPI调控目标是在3%之内。而在此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表示，中国经济面临的“首要风险”仍然是通货膨胀，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货币政策从紧的方针，不会因国内外一些新情况的干扰而改变。将CPI控制在3%以内，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须抑制粮价（食品价格占我国CPI的比重高达三分之一）的过快上涨，而要平抑粮价，就必须重视房价与粮食等价格之间的比价复归关系及内在联动性，坚定地执行中央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政策，促使房价的理性回归。只有房价调整，通胀压力才能逐步得到缓解，CPI控制在3%左右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房价与CPI之间的关系是容易被忽略的。这是由两个错觉导致的： 其一，从表面上来看，居住类价格在我国CPI权重中的占比并不高，只占13.6%，远低于食品类价格占比。而在世界发达国家，居住类价格所占CPI权重很少有低于30%的。因此，许多人认为居住类价格对我国CPI的影响不仅有限，而且不够敏感。 其二，计入CPI的主要是房租而非房价。在我国CPI居住类价格中，包含有建房及装修材料价格、租房价格和水、电、燃料价格。近年来，我国不少地方的房价持续上涨，典型的如深圳市，去年仅上半年房价涨幅就超过了50%。但在房价快速上涨的同时，房租却未同步上涨，反映到CPI上，居住类价格对CPI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 但是，房价与CPI的内在联系却是非常大的，这源于一个重要的经济学原理，即比价复归。所谓比价复归就是具有比价关系的不同商品的价格先后发生同方向、同幅度的变化，使比价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复原。各种商品之间的价值比例是商品比价关系的基础，但由于商品价格偏离价值的程度不同，比价复归所引发的结果也不相同。 比价复归大致又分为两种，一种是行政力量主导下的比价复归，比如，由国家定价的商品，政府一般要根据商品的价值和商品的供求关系来确定比价。一种是市场力量主导的比价复归，这是一种隐性的但非常强大的力量。各种商品的价值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商品比价关系的基础，因为商品的价格背离其价值的幅度是有一定客观限度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房价与CPI的关系。 最近十年来，房价持续上涨，全国不少地方的房价都翻了至少两倍以上，而在这中间，粮食价格基本上保持平稳，有几年的粮价甚至呈现下跌趋势，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严重受挫。房价与生产资料的价差越来越大，在内在回归力量作用下，房价与生产资料之间首先要实现比价复归，随即，在房价大涨数年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农业生产资料与粮价之间、房价与粮价之间的比价复归，最终引发了此轮粮食价格的井喷效应。 需要说明的是，在粮价与房价实现比价复归的过程中，既有行政力量的促使，也有市场力量的推动。国家先后采取了多种措施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但多次被既得利益集团利用住房市场供应与信息的垄断优势予以化解。同时，国家对农业的扶持力量加大，但这部分扶持性政策被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因素给化解。这实际上意味着，由行政力量所主导的比价复归未达到效果，随之，市场的力量在被压抑多年后突然释放出来，粮价大幅上涨。 需要强调的是，粮价的报复性上涨与房价还有另外一种直接联系。房价上涨的根源在于地价上涨，我们知道，近年来，地价的涨幅远远超过了房价，地价上涨在直接带动房价上涨的同时，在土地上种植的农产品价格自然也水涨船高。同时，由于地价上涨过快，地方政府出让土地以增加财政收入的动力变得非常强烈，大量土地被用于建造商品房，导致城镇土地快速减少。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可耕地也被部分用于建造商品房，这直接导致农作物种植面积的缩减，这同样成为推动粮价上涨的动能。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我国粮食产量连续四年丰收，这一推动粮价上涨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被化解，但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导致粮食减产，它就可能与此前可耕地减少的因素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粮价上涨，这一点尤其值得警惕。 正是由于比价复归原理及以上因素，笔者早在2005年就撰文指出，如果房价持续暴涨势头得不到控制，粮价一定会有一个井喷过程，而且，一旦粮价步入上涨轨道，短时间内难以大幅回转。 比价复归并不仅仅局限于房价与粮价之间，住房建设与五十多个行业密切相关，比价复归也存在于房价与钢筋、水泥等行业之间，在房价快速上涨的情况下，同样会拉动这些商品价格的报复性上涨。从而，加大我国抑制通胀的难度。 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地方的房价刚开始出现拐点迹象，就有一些官员和学者站出来强调防止房价大幅下跌，这种试图人为终止房价调整的做法，不仅与中央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相违背，也容易使我们再次错过促使房价理性回归、减小通胀压力的机会。 房价连续十年的快速上涨，吸引大量资金介入其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食利阶层”，他们屡屡在房市调控中设置障碍。但是，应该认识到，房价的过快上涨不仅拉动了粮价等众多商品的价格上涨，加大了通胀压力，由于房价远远高出民众的收入水平，正在制造出越来越严重的民生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坚定执行国家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促使房价的理性回归，都是非常必要而迫切的。只有房价理性回调，将CPI控制在一定区间内的目标才有希望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