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翟东升 自2007年下半年以来，西方政治、经济和舆论界已经在反复动员，试图就主权投资问题制定出有利于他们的全球规则。他们一方面渴望能够继续以较低的价格从东亚和海湾地区的主权投资者那里拿到规模巨大而周期甚长的资本供给，但另一方面又极度担心有朝一日这些资本成为亚洲国家手中的金融核武器，危害到他们长久以来一直享有的在全球经济金融事务中的优势地位。出于这种复杂动机，他们试图先用“游戏规则”给这些新兴力量实施“去势手术”，然后再放进其资本市场内。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我们固然需要进入他们的资本市场，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那样的手术。 然而，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见到中国政府各部门在理念上、组织上、舆论上着手参与到这场至关重要的规则谈判中去。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各个部门各自为战，以一种被动的、防守性的方式零星地表达出中方的利益和情绪。比如上月初，高西庆同志接受美国某知名媒体的专访，作为中国投资公司的总经理，他居然许诺中国投资公司将做得“跟挪威一样透明”，尽管他说：透明的前提是商业操作上必须可行。他的这种被动表态，凸现出在更高级领导层中的责任缺位。规则之争的重大战略任务，不是一个拿了2000亿美元在手的中投公司可以单独承担的，也不是掌握了1.4万亿美元资产的外管局可以包揽下来的。而只能由更高领导层来亲自掌控，并且通过商务与外交等各个部委的充分协作，才可能为中投或者其他主权基金获得大大方方“进村”的权利。 这场游戏规则制定权的争夺战已然打响，其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在我看来，它对中国国运的意义堪比当年加入WTO那样深远而宏大；它打开的不仅仅是一个或者一群国家的资本市场的大门，而是21世纪中国和平崛起的空间。因此，继奥运之后，中国应当将外事工作的重心放在参与制定全球投资规则，尤其是主权投资规则的重大课题上来。赢得这场战役，将惠及未来数代人的繁荣与和平；反之，输掉这场博弈，或者在规则制定阶段无所事事，则将埋下衰落和被剥夺的种子。
只有在解决了自己内部组织机制上和思想意识上的问题后，我们才能讨论具体的谈判策略问题。首先我们要看清对手使用的策略。到目前为止，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采取的策略包括以下一些方面：一是分而治之，也就是拉拢和压迫少数小国主权基金采纳其所要求的“规范”，以此来塑造“国际惯例”。比如新加坡和阿联酋的主权基金已经被迫做出符合美欧利益的表态。二是制造国际舆论，媒体反复轰炸，先声夺人。三是利用手中掌握的多边经济组织（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作为工具，拉拢和劝诱世界各国接受他们的方案作为未来谈判的基础。 我相信所有这些花招，在用真金白银垒起来的巨大财政和政治实力面前，都将显示出它们虚妄的本质。但是，我们也必须采取若干措施，来保障和放大现有实力在谈判中的价值。以下一些不成熟的意见拿出来抛砖引玉，欢迎批判。 首先，尝试搞一个功能性的同盟。所谓功能性的同盟，就是要将那些与我们有着共同利益的国家拉到一起，围绕主权投资规则就事论事地表达共同兴趣和观点，在此基础上牵头成立“世界投资组织”（WIO），整合和代表这些国家的利益。这样一个俱乐部，必须将眼光超越单边利益，而将其使命确定为“领导一个全球性的投资自由化进程”。也就是说，要将尽可能多的国家纳入进来，每个成员国家既可以是主权投资者，又可以是投资目的地，成员国相互间开放绝大多数领域的资本投资。任何一个希望吸引该组织成员国的主权资本的国家，都需要接受基本的义务和条件，其中最核心的是保护产权、非歧视原则以及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它本质上是一种集约化或者模块化的国家间主权投资协定，可以确保双方的合理利益，从而确保国际资本流动的畅通和全球资源配置的高效，同时又绕开了美国单方拥有否决权的IMF。 如果说第一种措施是要团结新加坡、阿联酋等拥有大量资本的依附性小国的话，那么第二种措施是针对急需外来投资的发展中小国的。同非洲拉美的小国分别签订主权投资协定，其作用是塑造我们希望看到的国际惯例。随着广大新兴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投资于其中的经济可行性将大大强于从前。 最后，假如能将其他几大主权基金团结到一起，那么其总体规模足够巨大，可以同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谈判财政与货币政策，也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国际资本市场的风向。试想，当美欧资本市场在某些情势下出现整体性恐慌从而急需外来资本“拯救”的时候，WIO代表各大主权基金主持谈判，就可以获得一个比较有利于资本方的共同规则。而时机总是有的。 钱在我们手里，时间（时机）在我们手里，道理在我们手里；那么，在最终的游戏规则中中国获得较大发言权是很有希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