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行政之手对市场的控制在逐渐深入，这是中国百年变革史所完全无法承担的成本。
■文/叶檀，本刊特约财经评论员
经过30年的改革，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能力没有下降，经过一个轮回，调控力反而回到了高点。经济控制力决定社会控制力，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对经济控制力的增强，对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的建立并不是什么利好消息。 按照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为5.13万亿元，比前年增长32.4%，2007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初步核算为246619亿元，GDP增幅为11.4%，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约为21%。 但这一数据刨除了行政收费、预算外收入等，是个极为保守的数据。根据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的计算，中国税收是4.9万亿元左右，行政收费大概为1.66万亿元，国土资源部土地出让、矿产权拍卖去年达到1.3万亿元，今年的土地收入大概是1.2万亿元，烟草公司上交2000多亿元的利润，再加上卖彩票的收入，估计全部收入在9万亿元以上，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36%。这一比重已经超过改革开放初期的比重。 据中国社科院财贸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的研究，我国政府财税在GDP所占比重30年间经历了一次V字型翻转。改革开放启动之时，为了加大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比重，政府曾将降低财政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作为改革的目标加以追求，并且为此推出了一系列以“减税让利”、“放权让利”为主调的改革举措。这些的措施的效果是，财政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数字，从1978年的31%一路下滑，到1994年后下降到12%。经过1994年的财税改革，财政收入及其占ＧＤＰ的比重数字开始呈现上升的势头。2006年，按照预算内支出保守估算，提升到19.73%。 财政收入占GDP比重30%以上是什么概念？在新中国历史上，政府支出占ＧＤＰ比重数字的最高水平发生在1960年，为39.3%，如果按照预算外收入等口径，我国目前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已达到40%以上，已经到新中国的最高水平。一些发达国家财政占GDP的比重固然在35%以上，但它的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15%，而我国连4%都是追求的目标。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为了发展市场经济，以及随之产生的中产收入阶层与现代公民社会，改革开放初期所设定的路线，虽然从具体手段上有操之过急之嫌，但从大方向上来说是正确的。正因为在制造业等方面的市场化进程，因为对于农民身份束缚的逐渐放松，我国才有了稳定社会的中产收入阶层，在城市中建立起公民社会的雏形，在《物权法》中保障公民合法私有财产权也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拥护，中国的改革才有深化的动力与基础。
随着政府对于经济控制能力急剧增强，我们不得不怀疑市场化的基础是否发生了松动？我国经济领域已经出现高度垄断化倾向，从能源领域到金融领域，所有重要资源无不控制在政府手中。中小民营银行无法获得生存空间，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垄断石油、煤炭、保险等重要行业，民营企业不是遭遇到行业门槛与玻璃天花板，就是遭遇融资等瓶颈，在政府强调扶植中小企业的同时，事实上，中小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日益逼仄。连温州这些民企诞生的摇篮，都在争取国有大项目。市场的声音越来越微弱，而行政左右资本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这是一个自我加强的恶性循环过程，由于政府主导之下的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因此，为了挽救大到不能倒的低效企业，政府不得不再次主导资源配置，集社会之力为大型国企与金融机构买单，为日渐庞大的政府支出买单。政府注资金融机构就达到上万亿元人民币，即便处于经济紧缩周期，政府项目也大干快上。由于买单成本高昂，使得政府必须加大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导致市场化的结果是出现了政府为主、市场为辅，行政权力为主、公民契约社会为辅的局面。同时，由于资源分配的不公，使政府不得不进行细致入微的分配控制，不仅要控制国有企业的分配，还主导市场化企业的收入分配，以及在二次分配上进行更加严厉的控制，以防止极端不公平导致社会失衡。但可悲之处在于，政府控制力越强，寻租空间越大，国资、外资与民资之间的不平等越加明显，民众的财富通过银行与股市等抽血机源源不断地流入特权企业与特权机构。 政府对于财富的强大控制是个危险信号，政府急需进行一场自我更新，从解放思想开始落实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与公民社会的建立，将市场化的方针一以贯之贯彻到底，使中国改革大业不至于半途中止。这是中国百年变革史中无法承担的巨大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