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经验有目共睹，但以色列会拥有自己的“诺基亚”吗？
作者：李岷
有的角落祥和宁静，有的地方热闹活跃、生气勃勃，12月的金黄阳光下，中东之国以色列好像一个完全与战火、纷争脱离了干系的正常国度。——如果你只是在位于以色列中西部的政治首都耶路撒冷和经济中心特拉维夫之间穿行。就在上个月（2007年11月），在美国安纳波利斯举行的巴以和平会议被视作几方争取和平的又一次失败的尝试。 典型的地中海气候给以色列的冬天带来了相对的湿润与温暖，忽晴忽雨。飘忽不定而总体宜人的感觉和远在8000英里之外的美国加州有几分神似。 这里正是硅谷火种在全球最好的承接者与复制者之一。以色列，这个面积仅2.2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将近700万的沙漠中小国，人均GDP在2007年已逾2万美元，最近十多年来其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尤为引人瞩目，在电信、IT、生命科学等多产业领域涌现出一批具有拥有领先技术与产品的新兴公司。现在，以色列是美国之外在纳斯达克拥有最多上市公司的国家，出口的产品超过一半都是高科技产品。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常年追踪高科技创新与创业的安娜李·萨克瑟尼安教授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曾说，犹太移民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他们频繁在两个国家之间的穿梭，硅谷、波士顿128号高速路技术园的经验模式与文化也随之在以移植、落地，以色列从而形成和硅谷互补的产业集群。 “技术移民”、“商业移民”的洄游效应只是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崛起的原因之一。到访以色列的人们很容易发现，是以色列国的政策支持、社会资源、人民禀赋等多层面的要素，综合发酵出了这个国家的创新势能。 如果把1993年当作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兴起的元年（那一年以色列政府启动意在鼓励发展风险投资产业的Yozma计划），以色列政府所设计的——以美国来源为主的VC资金结合本地创业精神、技术资源——的道路已走过将近15年。而2008年，还是以色列建国60周年。 在这个时点，当《中国企业家》实地探访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发展时，记者感受到的，除了以色列人对过去15年经验一以贯之的骄傲与自豪，还有以色列商界内部对接下来的15、20年的某种思虑与不安：以色列公司注定了就是创建、长大然后被美国大公司买走的命运吗？同样是高科技小国，芬兰和瑞典可以托起一系列全球知名的消费品牌，以色列有没有可能创建出以色列的“诺基亚”？高科技产业到底将在以色列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扮演什么角色？它会促进以色列社会内部各种力量的融合与共生，还是成为加剧贫富差距、令少数创业者与VC独肥而无益于国家与人民总体利益的力量？ 政府的角色 OdedDistel是以色列产业贸易与劳动部下负责国际投资的政府官员，也是以色列政府于2006年6月为促进水产业发展而启动的“NEWTech”项目的负责人。据他说，他日常工作50%的时间周旋于以色列院校、本地企业、VC和跨国公司之间，加强水产业的相关信息在院校、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交流；另一半时间则做一件事——帮助以色列的水技术寻找与开拓全球市场。 “我们主要是为新兴的水技术提供一个创新平台，比如说某项技术可能因为有市场风险，VC不愿投，我们就想办法促使院校和企业共同投入R＆D，然后支持它率先在本地市场展开应用，有了相关经验后再推往全球。”Oded解释说，“只要是有关水技术开发的一切，任何人都可以凭着他的一个想法来找我们，不用什么商业计划书，我们有委员会对他的想法或技术进行评估，评估时最主要考虑的因素就是‘市场’。由于以色列本地市场很小，所以我们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思考。”2006年，以色列水技术出口额为8亿美元，2007年上升为11亿美元，以政府希望这个数字在2008年能达到20亿美元。 NEWTech项目只是以色列政府积极介入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一个小小例子。 以色列政府早于1973年就在产业贸易与劳动部下成立了“首席科学家办公室”（简称“OCS”）以鼓励与促进企业研发，并且于1984年通过鼓励产业研发的法律。以色列高科技界最知名的传奇人物、曾经的创业者、现在的风险投资家YossiVardi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70年代起，以色列开始意识到高科技立国的意义，“这是从国防领域开始的。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下令对以色列实行军事产品禁运，这使我们意识到，必须发展与拥有自己的技术与产业。这是像我们这样国土有限、资源缺乏的小国的求生必需。” 但在1970、1980年代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政府促进科技发展的意图并没有对以色列社会与人民产生普遍的激励作用，只停留在国防军工等少数领域。当时整个社会体系与文化并不支持个人创业与创新。RAD数据通信公司创始人、董事长ZoharZisapel于1981年离开军队里的高级职位与其兄弟开始创业时，“我周围所有的人都认为我疯了，他们不明白我在做什么。当时以色列人既不会给小公司打工，创业者也拿不到钱——没有VC，银行也不会借钱给我们。”Zisapel对《中国企业家》说，80年代的以色列经济被控制在几个大的控股集团里，它们有的属于银行，有的直属于政府，有的属于工会，“那时的以色列社会不是像现在这样开放的经济体，而是中央集权。在一个中央集权的社会体制下，经济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所幸那样一个体系随着以色列国有企业私有化、银行不再被允许持有企业股权等一系列进程逐渐瓦解。 1990年代初，各种要素风云际会推动以色列真正进入一个创业创新的社会。其中一大变量便是前苏联解体后，从前苏联涌进来的一批犹太技术移民。这批移民以及以色列国内原来大量的技术人才往往极具技术天份却缺乏创业资金与商业技能，针对此，“首席科学家办公室”下很快成立了非盈利目的的“技术孵化器”项目，专门为技术创业者提供从资金到商业建议、管理团队、办公地点与设施，以及寻求私募的一系列服务。现在该项目在全国各地拥有24个孵化器，运行着200多个项目，每年总投入3500万美金。每个项目85%的预算资金由政府出，其余资金与资源则来源于个人捐赠、院校、地方政府与知名企业家。一般来讲，孵化器与创业者、项目管理团队依据20%、70%、10%的比例在项目中持股，此外，孵化器会根据最终的销售额来提取3%的佣金，再返回用于孵化器的运营中。 “我们是带创业者进入商业的‘真实世界’的人，”该孵化器现任负责人RinaPridor说，“孵化器的一大功能是去帮助创业者明确市场需求在哪里。”和前文所写的NEWTech项目一样，孵化器主持者对项目的遴选与监控同样是强烈的出口导向，基本上，只有那些有海外市场前景的产品与技术，才有可能入围。据统计，该孵化器成功率约为一半。所谓的“成功”，即是项目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内进行私募、从而孵化器退出。Pridor称，从2002年至今，在380个项目从该孵化器中“毕业”，207个企业项目融资额超过10万美金。 政府挑头并投入资金、吸引市场化资金进入与之风险共担、一旦盈利后政府资金撤出的思路，贯穿在以色列政府扶植高科技产业的方方面面。历史性的Yozma计划是这一思路在VC产业里的体现。政府独资成立Yozma风险投资公司，并寻求与市场化VC的合资合作，从而带动了更多资本流入以色列境内，以色列的VC产业自1993年后一跃而升。
所有到访以色列、特别是受政府部门邀请到访以色列的人，都对以色列政府在该国高科技产业发展进程中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印象深刻，甚至会产生一个感觉，以色列高科技二三十年的发展，是在政府的一手规划、推动下促成的。难道就像岛国新加坡，这个中东小国的经济发展方向、模式与进程也同样由强势政府一手主导？ 如果方向选择对、政府够清廉与效率，“小国＋强政府”倒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模式。是这样的吗？ 一切创新归功于人民 “哈，政府也许是想借机给自己添点光彩吧！”已届58岁、但身上仍带年轻创业者一般的活力、身着牛仔裤的ZoharZisapel这样说，他可不同意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成功是源于政府的远见与推动。 “政府是做了些好事，比如建立OCS和Yozma，但是它们并不是（高科技产业）这事的发起人和创立者。OCS现在的支持重心是小公司，但这在80年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当时OCS大部分钱主要投向大公司，小公司很难从OCS那儿争取到钱。事实上，是一些VC先到以色列来，逐渐推动了一些公司上市，然后政府才有了Yozma计划，加速引进VC进入以色列。政府永远是这样的，它们不会是‘创业者’、‘企业家’，打第一枪的人。”Zisapel不忘幽默一句，“也许在中国，它们是。” Zisapel说，“以色列人骨子里就是企业家，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可以比他人做得更好。” 和Zisapel一样，YossiVardi也更愿意将以色列今天的高科技繁荣归功于以色列人民自身。Vardi是比Zisapel更早白手起家的人。早在1969年、他26岁时，Vardi便创建了以色列最早的软件公司，后来又陆续创办过一些能源公司、高科技公司，直到1996年，他投资创建了后来发明ICQ的Mirabilis公司，这成为他创业和投资史上的一大亮点。 “是文化与精神而不是知识与技术决定了以色列与其他国家的不同。技术对于高科技产业是很重要，但是你看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技术也不差，但那儿的企业家精神跟这儿相比则完全是两回事。犹太文化本质里有对卓越、成功、冒险的渴望，以及对独立的向往，这就是企业家精神，而它跟互联网精神特别契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能看到上千家互联网公司而在其它国家不一定看得到。”Vardi对《中国企业家》说。 Zisapel说，美国人也很富有企业家精神，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相当一部分创业者其实是移民或者移民后代，大部分美国本地人还是在为大公司打工。他笑着说，“如果你去美国，你会发现美国人开车还是比较守规则、速度稳定，交通状况也不错，而以色列人开车……”哈，Zisapel说得没错。在以色列采访期间，借着一个偶然机会记者搭上了一个普通以色列人的私家车。那个以色列小伙子对限速与红灯的毫不在意、与同路车辆相互抢道甚至彼此咒骂，其状之“疯狂”令人不免瞠目。 由于耶路撒冷浓重的宗教色彩，耶城始终是个独特而坚硬的存在；而特拉维夫的国际化氛围也许会令你一时觉得以色列不过是欧美西方社会的一部分。但是错了，犹太人虽跟一般西方人一样拥有理性、冷静、重契约的气质，但又有后者不具备的灵活性与应变能力，以及他们基因中那种永远在挑战极限、追求完美的冲动。后两者的叠加使得犹太人在各个领域都时时成为规则的重订者、先锋前沿的探索者（一句题外话是，率先对破坏性创新的“企业家精神”进行研究与表述的经济学家熊彼特，正是个犹太人。）。 VC公司JVP的执行合伙人ErelN.Margalit认为，犹太人从某种程度上是“文化变色龙”，不像欧洲人那样保守而顽固，而是应时而变。他对《中国企业家》说，上世纪80年代一批美国公司选择到以色列来开设研发机构，也带来了美国的公司管理文化。这对以色列社会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启蒙和感染，为以色列社会在90年代的创业潮铺垫了某种基础。 在说到以色列的高科技创业浪潮是如何形成时，Zisapel和Vardi都当仁不让地指出，其中一大关键点是他们这些标志性创业家的成功，这极大鼓舞了其他以色列人紧随而来。比如1991年RAD数据通信集团第一家公司的上市、1998年Vardi把Mirabilis在创建仅19个月后以4亿美元价格卖给AOL——这些都是当时以色列高科技界令人瞩目的大事件。 是的，即便同为企业家、创业者，中国人的个性与风格还是相对内敛很多，而像Zisapel和Vardi这样的以色列企业家，却毫不遮掩“我的风格与价值难以替代、我走我路”的商业性格。 Zisapel介绍，他创立的RAD集团既有别于常见的控股集团公司、亦不同于VC，一方面集团和下面的公司不存在紧密的战略与管理关系，每家子公司高度独立运作，另一方面它也不像VC那样拿着钱到市场上去找创意与商业计划，而是关注与扶植集团内部的新商机与创业，并且会给每家子公司提供行政、法律、销售等一系列服务平台。 “很多公司想模仿我们的模式，都失败了。我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只是我们取得成功。我和我的兄弟（RAD另一个创始人）之所以选择这种模式不过是在跟随我们的天性。你必须做你喜欢和擅长的事。我很难说我会投资什么，我只能说我不会做什么，那就是我绝不会做与别人、其他VC一样的事情，人家觉得好，都在讨论的热点行业、热点地区，我就不做、不跟随，好的创意于我而言是别人没有想到过的。” 和Zisapel半艺术气质相比，Vardi更像一个不修边幅的老头。这个老头看上去随和随便，而稍加交谈便知其个性同样突出而坚硬。迄今为止他已投了60多家公司，数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现在聚焦在互联网与移动互动应用领域。这是一个自称厌恶PPT与商业计划书的投资家，“那些对我来说都没什么意义，天才是最重要的资源，”他说，“这也是为什么我只在以色列投资的原因之一，这里像一个小村庄，有人会向我推荐天才人选，而我也方便求证。这是我作投资时惟一会做的事情。” 今年已65岁的Vardi喜欢跟各种来源的、有专长与创意的年轻人混在一起。在记者刚刚落座开始采访时，他便提出，“嘿，明天晚上我跟一群Geeks（注：一般指对IT、科技怀抱热情、并且很愿意奉献，帮助他人的电脑玩家）在一个车库有聚会，你们感兴趣吗？这些人都有一些打破常规的想法和做法，有时周围的人甚至看不明白他们在干嘛。得提醒一下，那可不是什么优雅场所。” 一个开放式社会的创新 次日晚上八点半，在Vardi的安排下，一辆出租车如约等候在记者所住的饭店门口。司机在GPS的指引下，足足开了四五十分钟，才开到Vardi给他的地址。这里已是特拉维夫的市郊。偏僻而寂静。而当GPS指示目的地已到时，出租车司机还是搞不清是几楼几号。不怪司机，聚会地点是道路边小路上一个毫不起眼的破旧仓库。 YuvalTal是这个名叫Gararge-Geeks（“车库怪人”）的组织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这个年轻的软件工程师对《中国企业家》说，为了营造聚会氛围，发起人专门寻找到这个废弃仓库，并弄来辆二手车放里面，以供那些有各种稀奇古怪想法的人们聚会、社交、展现他们的想法创意与作品。在这个100多平方米的破地方，除了半辆已破烂得看不出形状的车，还四处胡乱摆放着各种奇形怪状的装置，有的似乎是电子小玩意，有的则纯粹只是玩一个造型。 准确地说，以色列大名鼎鼎的IT投资家YossiVardi加入的这个组织并不是一个商界创业者组织，而是一个汇聚了在电子、软件、机械、艺术、设计、音乐、游戏和黑客等多个领域创意与精力均很旺盛的青年人的社区。他们不但寻求网上交流，而且通过每月聚会，玩电子音乐、制造机器人、做装置艺术。总之，快乐地摆弄一切有创意的东西，分享创造的乐趣。 全社会有创意的人应该联合起来。这可不是个性老头YossiVardi的个人意见。JVP的执行合伙人ErelN.Margalit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也说，“一个国家或城市的创新绝不仅仅跟商业有关。一个开放的社会需要在每个领域都有创造力，需要给有创造力的年轻人提供一个开放的空间，不管你是记者、还是公务员，或者医生、商人。这最终对商业是有利的。”他说，“你知道奥斯汀（注：美国德州首府）市长是怎么让他的城市成为一个高科技中心的吗？他把音乐带到奥斯汀！音乐让奥斯汀变得时尚、性感，然后高科技就跟着来了。如果你让国家图书馆变得令每个年轻人着迷，如果你把大学带到城市中心，激荡学生们的头脑，给艺术家和那些有创意的人们某种方向感，在两三年的时间里，你就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城市。” 听上去，这是不是像一个市长竞选人的施政演说呢？谁说不是。在以色列坊间，这两年来一直流传着Margalit未来将竞选耶路撒冷市市长的传言（他坚持将JVP设在以色列政治中心耶路撒冷而不是VC与高科技公司云集的特拉维夫，或许早表明了他对于政治或者这个国家的某种诉求与抱负）。精明的Margalit以“我只是一个商人，如果你从北京给我拉来100万张选票也许我会参选”的玩笑回避了这个问题。不管怎么样，这位雄心勃勃的商人兼政治爱好者所倡导并推动的“开放式创新社会”，也许能唤起各个领域的以色列人普遍共鸣。 无论他是在魏茨曼科学研究院还是在“基布兹”(Kibbutz)集体农庄。 魏茨曼科学研究院材料与界面系的DavidCahen教授是个思维天马行空、滔滔不绝的科学家。坐在他那个前面伸出两个支架可供半跪、非常有利于电脑工作者脊柱的灵巧转椅上，Cahen从魏茨曼学院的历史讲到他如何教育他的儿女们独立思考。据他说，魏茨曼学院独有的一大特点就是院系之间的墙很低，四处都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从而营造各院系之间合作创新的气氛，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这个系足足比美国同类院系晚成立30年，现在却能与之并肩的重要原因，因为材料与界面研究涉及到大量基础学科的合作；此外，魏茨曼学院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没有像欧美大学那样设立“教师俱乐部”（FacultyClub），因为设了这个俱乐部意味着学生与学校的其他行政管理者无法入内无法交流，这种姿态与文化不是魏茨曼学院的风格。 除了内部的开放，对外，魏茨曼学院也在打掉围墙。要知道，为以色列输送高端科技人才的魏茨曼学院是一个不设本科、只有研究生与博士生院的科学研究院，从逻辑上来说，很难与社会、普通公众对话。不过2001年魏茨曼学院却成立了Davidson科学教育学会，意在消除纯科学与普通大众（主要是面向一些中学老师和青少年）的鸿沟，让魏茨曼学院里精良的教育资源被以色列社会更多分享到。在Davidson学会举办的那些课程与活动中，有大教授来谈“音乐的物理与物理的音乐”，从心理、历史、哲学与技术各种角度来讲物理原则与音乐世界的关系；还有一个活动是“通过科学教育让年轻人去冒险”，专门针对那些中途脱离了正规教育的高中生，开设诸如“科学与音乐”、“科学与玩具”、“测量的艺术”等课程……好玩吧？ 基布兹同样是这个开放式社会的一部分。开放式社会可以容许各种生活方式、价值观的独立存在。 奉行各尽所能、平均分配原则的“基布兹”集体农庄当年曾作为犹太复国主义思潮的产物在以色列风靡一时，现在在以色列社会却已边缘化，生活在全国200多个基布兹的人口仅占以色列总人口2%。尽管一些拥有独特农业技术、经济效益比较好的基布兹——比如记者到访的Hatzerim——仍然有资本骄傲于他们平等、集体的生活方式，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基布兹二代出走而不返回，基布兹普遍面临的一大挑战是能否吸收外部社会新鲜血液、维系长期活力，这“血液”有可能是年轻人才，也有可能是外部资本。Hatzerim的经理NatyBarak对记者说，他们准备将该基布兹的灌溉技术产业拿到境外上市。 事实上，基布兹在今天的以色列还能维持运转的一大原因，是因为它并非完全封闭，不管怎样它仍然给人以选择权，你可以进入，你也可以退出。人民因为有了选择权、流动权而使这个社会变得多元，从而富有创造生机。 此外，Margalit和Vardi都强调对“失败”的允许与宽容是一个开放商业社会必备的要素。“在日本，失败是不被允许的，失败者甚至不得不自杀，”Margalit对《中国企业家》说，“在欧洲也是，一切都被组织好了几百年了，如果你失败了，那是非常糟糕的事，可是不允许失败同时意味着对冒险与创新说‘不’。”而Vardi则曾在Techcrunch.com于2007年9月举办的论坛上充满激情地引用了西奥多·罗斯福1910年在巴黎演讲的两段话，他对记者说，那正代表了他的“失败”哲学： “强者不是批评家，也不是对那些有才干的人如何失足、对创造功绩的人如何做得更好品头论足的人。 “光荣归于这样的人：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他脸上沾满尘土、汗水和血迹；他奋勇前进；他也犯错误，并有种种缺点，因为任何努力都包含着错误和缺点……” 高科技成为社会的孤岛？ 不过，Vardi先生，这位以色列互联网产业的标志性人物最近其实更愿意谈点“非高科技”的话题。 Vardi去年获得了以色列制造业联合会颁发的2007年度产业奖荣誉。在9月举办的颁奖仪式上，Vardi如下陈述，“尽管高科技产业这些来取得了强劲的发展，并且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但问题是我们（高科技）只提供了7%的人口就业，却得到了93%的高度关注。是时候改变这样的比例了，政府是时候加大对传统产业的研发投入以助其升级、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他说，以色列社会必须重新定义高科技产业的功能，“高科技不能仅在软件和电子产业里发挥作用，而且应该在包括传统产业的所有产业里。我们是需要高科技，可是我们这些身在高科技里的人能感觉到，我们没在创造就业，大部分就业还是传统产业创造的。” 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Vardi再次表示了他的担忧。他认为，庞大的GDP数字掩盖了以色列已经分裂为两个“国家”的事实，GDP误导了人们；一个“国家”（高科技产业）是高收入、高GDP，生育率很低，而另一个“国家”，在以色列国土的周边城市与农村，在传统产业密集的地方，情况则与之相反。“如果任其这样发展而不拿出解决方案，国家内部的分裂会加深，这样的现实让对高科技领袖们也不是什么好事，最终会影响到高科技。” “我们曾经说高科技是推动以色列经济的动力，但是现在也许高科技在成为推动以色列走向分裂的力量。” “我们要寻求一个平衡。人们需要思考的是怎么能让另一部分人也分享到高科技发展的好处，我们每个人都做得不够，高科技产业里的人并不经常考虑他们可以为社区做点什么。”Vardi对《中国企业家》说，“也许中国、印度都会碰到类似的问题，只不过以色列更显著。” Vardi并不是第一个表示此类担忧的商人。JVP的Margalit早在2006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说，有一天他在他位于耶路撒冷科技公园的办公室里突然意识到，“我更频繁地跟东京、上海、伦敦保持联系，却少有和我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邻居交流。征服世界是很过瘾，可是当你在世界其他地方开拓时，你的成就、诀窍以及你的创新却没有化作涓涓细流汇入你自己的社会。” “这个国家巨大的能量与创造性只是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区域、社会的某个阶层里，”Margalit说，“我不相信它只能被关在以色列高科技三角区里。我们需要为Negev（注：以色列南部地区，相对较落后）制订商业计划。” Margalit同时批评以色列前任政府只顾为投资者创造便利条件，却忽视了上百万的以色列人民，“他们不懂得创新进程不能只是属于百万富翁和工程师，也应该属于技工和老师。”“我们本可以不必如此。芬兰的诺基亚就是个例子，这家公司的影响与利益遍及芬兰各个地区和社会阶层。” 可是，关于以色列是否擅长建立大公司大品牌在以国内是一个富于争议性的话题。迄今为止，以色列高科技公司的发展路径基本上就是“VC投资－快速长大－挂牌纳斯达克或者卖给美国大公司”的模式。被美国大公司买走自然无法独立成长，而即便上市的以色列企业其产品与技术也大多集中在比较狭窄的领域，不是大众消费与制造品牌。 崇尚创业精神、小公司文化的Zisapel说，尽管以色列一些公司已成长起来了，但他不认为以色列会出现诺基亚那样的大公司。“这是由以色列人天性决定的。做大公司要求纪律性，而以色列人不喜欢这个。” Vardi也持类似的看法，“这非以色列人所长，大公司要求官僚体、等级制度，可是以色列公司都非常扁平化。”从投资者的角度，“出售小公司可以获得更大的价值。” 不过记者采访的Margalit以及以色列双子基金的合伙人、以色列风投协会主席OrnaBerry都认为，和以色列的DNA无关，以色列公司跻身财富500大只是时间问题，以色列高科技不过才发展15年而已，假以时日，再过15年，随着以色列国内资本的累积与基础设施的改善，以色列一定能成长出一些世界级品牌与公司。 一位叫JoelBainerman的记者常年追踪以色列高科技产业，他曾经撰写长文批评在美国VC推动下的高科技产业发展模式，认为以色列企业过度倚重VC，而VC都是追求快速获利者，高科技企业去纳斯达克上市不能将利润与国内人民分享，而卖掉公司又不能为以色列培养一批有世界级管理能力的经理人，后者的缺失将成为以色列产业下一个十年发展的一大短板。他提议政府应该为高科技产业“去美国化”（反之不妨与欧洲走得更近），鼓励以色列企业内部的兼并组合而不是卖给美国公司，鼓励以色列企业进行内部创业创新而不是一味引进美国VC。 全球化、资本化拯救了很多曾经积弱、边缘的国家与社会，但是相应的困惑与挑战也随之而来。中国是这样，以色列也是。 以色列政府会投入多大的关注到高科技产业与以色列社会的鸿沟问题上呢？至今尚无明显的迹象。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宗教国家，以色列内部的各类移民、各派宗教势力都有深深的对立、分歧与矛盾，这些无不在撕裂着这个国家的统一性。或许它们，是令以色列政府在建国60周年之际更头疼的问题。 （本刊记者侯燕俐对本次报道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