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翟东升
越南的股市去年以来持续下跌了许多，通胀高企，越南盾成了烫手山芋人人抛售，美元、黄金、人民币以及物资都因大量囤积而紧俏，国际投行纷纷唱空。5月底6月初越共总书记农德孟紧急访华，有人猜测这应该是一次求援之旅。截至本文完稿，我们还没有见到中方采取明确的行动来提供实质性支持。但我的观点是：此次越南金融危机，我们一定要救。 理由有三： 首先，出于中国自身的政治需要考虑，我们必须出手。放眼世界，越南是少数几个走中国道路的国家之一。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选择市场经济道路，通过渐进改革，大胆拥抱全球化，打开国门搞建设，越南是这种中国式道路最明显的模仿者。假如越南在这条道路上摔了跤，尽管我们可以辩称是由于它们自己急躁冒进而招致的失败，却可能严重伤害外部世界和中国国内对这条道路的内在合理性和成功可能性的信心。而正是这种信念维系着各个阶层关于改革开放的共识，而这种共识是我们这么多年持续成功的基本前提之一。现阶段，假如越南的金融危机蔓延恶化，索罗斯所说的“逆向的泡沫”不但会抹去过去数年的金融泡沫，而且将进一步伤害到实体经济的成长，那么其国内政治与社会稳定很可能会遭受比较严重的冲击。这方面的信号已经非常明显：大约一个多月前，越南多处爆发罢工和示威要求增加工资以弥补通胀损失。这说明这个社会的某些阶层在体制外的自组织能力已经很强了，在经济持续困难的情况下他们的诉求由具体的民生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是完全可能的。考察金融危机的历史，政治动荡常常如影随形。所以，我们不能冒险让越南经历重大挫败并听任其麻烦迁延日久，否则，危机可能向非经济领域扩散，并最终改变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面貌。 其次，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这笔投资也很值得。两国间的数十年恩怨本专栏已经谈过了，但是最近数年，外来大国的影响又一次抬头，试图扩大和利用两国间的矛盾以将越南编织进其遏制中国的网络中去。搞好对越关系具有战略重要性，其意义不但在于双边，而且在整个地区。当前中国的对越政策遵循的是大周边战略路径，就是要努力打造一个和谐、和平、合作的周边环境，其手段是安邻、睦邻和富邻，东盟地区是这一政策的首要舞台。中国与东盟的良性互动可以溯源至10年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当时中国出于某些特殊考虑而拒绝贬值人民币，从而止住了亚洲金融危机的货币竞争性贬值的恶性循环。这一决策的附带后果是东亚各国明确认识到：在地区性的危机和风险面前，能够扮演领导者角色的是坚强的中国而不是富裕的日本。如果说10年前的领导角色是误打误撞，那么今天我们完全有实力也完全有必要主动地扮演地区整体利益维护者的角色。当前，东亚各国对于越南的金融危机的潜在扩散前景颇为忧惧，而此时如果中国政府再次挺身而出稳定局面，那么对于中国的地区形象和威信是非常有益的，对于东亚地区合作的前景也是一种实质性推动。 最后，从财务角度来看金融援越甚至可能是一个颇有价值的投资机会。我有这样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越南今天的实体经济处境同泰国1997年的情况存在根本差别。最近媒体报道都在提醒人们注意两者之间的相似性，但我认为更应该考察其实体经济长期基础上存在的根本差别。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东南亚面对中国和前苏东地区转型经济的数十亿人的强劲竞争，其加工制造业的利润率大幅下降，实体经济面对的是结构性危机；而今天的越南则是在从中国承接（甚至竞争）部分产业转移，其加工工业面临的困难并非结构性的而是周期性的，也就是在次贷危机和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对国际市场依赖严重的行业出现周期性衰退。当世界经济复苏时，越南的加工制造业必将再次快速成长，因为到目前为止，越南人均GDP仍然低于中国的绝大多数省份，劳动力价格和土地价格也比中国东南沿海低，考虑到越南盾的贬值，以美元计算的要素价格在世界市场上显然是颇有竞争力的。所以，一旦两三年后世界经济相对复苏，那么越南的经济增长便有机会迅速恢复，资产价格将再次大幅上升。我估计，5年投资周期的复合年收益率达到中国投资公司期望的6%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综上，施以援手是应该的。但是援助有很多手段，政府间的借款是一种办法；由中国的主权基金出面直接进行大规模投资也是一种办法；甚至最简单地，由中国政府公开表态坚决看好越南经济的长期前景，并乐意为越南的相关政策提供金融担保和必要的资本支持，这样一种明示或者暗示可能便足以帮助越南迅速稳定住资本和货币市场。毕竟，越南的经济规模才数百亿美元，而我们的外汇储备数十倍于此。我的主张是：晚救不如早救，暗救不如明救，获得债权不如拿他股权，独自救援不如拉上地区内各国一起出手，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师出必克，并获取最大的附带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