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日本公司的百余年历程可以看到，公司不仅是经济实体，同时还应该、而且可能成为社会的细胞，负担和谐社会的使命
作者：高增杰
公司，这种现代型企业的组织形式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近30年间已经逐渐成熟，成为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公司不仅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更要融入社会，形成一种社会角色，担负社会责任。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样具有东方文化传统的日本公司在近代以来的历史中经历了一个社会公司化的过程。公司成为支撑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同时又形成基层社会细胞，起到安定社会的积极作用。近20年来，伴随日本经济经历严峻挑战，日本又出现了公司社会化的征兆。公司不仅单纯追求赢利，已经更多地自发意识到社会责任，趋向社会服务，建立新的形象。 “论语+算盘”：公司与社会密切关系的象征 现代类型的公司，在日本的历史并不久远，可以追溯到1880年代，至多百年左右。19世纪下半期，面对欧美等国要求开国贸易的压力，日本国内萌生新时代要求的政治势力实行“维新”，组成新的“明治政府”，推行“文明开化”，推动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这成为公司诞生和生长的关键背景，也构成当代日本公司的渊源。 从一开始，日本公司就带有明显的东方文化色彩。日本最早的公司领导人涩泽荣一（1840－1931）在1874年毅然退出政界，投身实业，创办公司。他制定了“论语加算盘”的座右铭，坚持公司这种经济组织与社会相互联系的方针，先后创办了数百家从事银行业务和支票交易等类经济活动的公司，推动早期日本近代经济的发展。 不过，日本的公司成长的历史过程十分曲折。尤其是在早期，它具有两个十分明显的特点。第一，政府是推动近代化发展的主导力量，因此公司大多为“官办”，大量引进的缫丝工厂和纺织企业构成主体，民间公司力量在初期十分薄弱。第二，真正意义上的经营者奇缺，政治家兼办公司，特别是在那个政治化的年代，人才的流向直指政府机关，人们也并不认同公司这种新型机构。面对这两个问题，日本公司先后经历过两个层面的巨大变革，逐步转变为现代型公司。 首先，国民意识层面的变革促使人们认识公司是一种新兴社会力量，在近代化进程中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引导优秀人才成为公司人。在新政府推动近代化发展初期，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1901）呼吁人们掌握“实学”，学习近代经济实用本领，学会在经济的海洋中游泳。他告诫学生们，时代已经发生变化，“经济日夜处于战争之中”，因此不应再和其他人挤在通往政界的独木桥上，而应立即投身到企业之中，承担起发展近代经济的重任。自从1880年代中期以后，他将自己主办学校（即现在的庆应义塾大学）的毕业生大批输送至当时正在崛起的各类大中型民间公司中担任高级管理职务，培育了数量众多的公司人，同时也促使公司不断发展壮大，成为社会的重要力量。这位早期公司人的培育者，现在成为日本万元纸币的肖像人物。 另一方面，在另一个层面上，进入20世纪以后，日本民间企业的力量急速增长。政府也开始进一步调整职能，大批早期兴办的官办公司被拍卖，转型为民间企业。这样，近代化的公司开始成为日本社会中不同于政治力量的另一支重要支柱。同时，公司逐步摆脱政府的直接控制，成长为依据经济规律规范行为的实体。到1920年代，随着实现工业化，以城市为依托的工业经济急剧增长，公司林立，构成经济发展的支柱。国民中的多数成员转变为各类公司的管理人员或者普通员工，被人们称为“薪金生活者”，成为“公司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实行改革，旧的社会体系和“官尊民卑”意识受到很大冲击，随着日本工业生产转向民生产业并融入国际贸易体系，日本的公司进一步嬗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成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 正如涩泽荣一关于“论语加算盘”的名言象征，日本公司自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它与社会的密切联系。由于日本传统文化背景，强调共同体和谐，日本公司在管理和文化上显现出人文主义的倾向，通过各种途径培育员工对于公司的归属意识，公司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角落，国民的大部分成为公司的成员。在日本1.3亿人口中，3700万人作为“薪金生活者”供职于大大小小的公司。可以说，每个家庭都与公司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逐渐演化为公司化的社会。 公司在日本国民心理中的定位 日本国民普遍将企业视为自己终生寄托的归属集团。他们认为，自己在归属日本社会之前，首先是归属于一个具体的集团——企业。尤其是在日本大企业中，许多公司职员自称为“丰田人”、“三菱人”或者“松下人”，正是这种作为企业一员心态的反映。 由于如前所述，日本当代企业尤其是当代的大企业，大都是在近代初期明治政府出资建立的官办企业，还有相当数量的企业是以政府为背景才建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这些企业不仅和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许多企业本身在早期就是政府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或下属分支机构，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曾经具有过政府代理机构的功能。由于这种历史原因，在日本近代初期，日本国民普遍形成一种观念，认为在企业工作“上班”的人实际上都是“公家”人，他们都是隶属于政府，为政府工作，并且由政府养活的人员。 在上世纪30年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社会公司化格局进一步发展。首先，由于农业在日本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在逐渐减小，大量人口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之中。即使在农村地区的社会结构中，诸如“农协”等类组织的作用也已经超过了警察局和税务局，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些诸如“农协”一类的机构都以经济活动为中心，实质上和企业完全一样。这类企业成为当代农民的生活和生产活动的中枢，起到管理和组织农民的社会作用。 另一方面，城市和以城市为依托的工业经济日益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成为日本经济的中心。薪金阶层的数量大大增加，在当代日本社会中构成了日本中产阶级最为主要的部分。由于城市化的发展造成了“小家庭化”的社会趋势，大家庭逐渐减少，由一对夫妇和一至两个孩子组成的小家庭成为家庭的主要形态。这样，原来在日本社会中起到重大作用的“家”的社会功能大大减退，家庭虽然依然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但是在经济活动方面已经不再发挥作用，经济活动单位和制约人们生活的中心主要是这些薪金阶层供职的企业。 由于日本社会形成的惯例，比较有实力的企业，尤其是大企业一般实行终身雇佣制，职工将企业看作自己安身立命的场所，一旦进入一家公司，不会轻易跳槽，往往一直工作到退休为止，因此职工首先将企业看作是自己一生的归属。一个普通的职工，他为公司工作，从公司领取工资维持生计，购买房屋，完成子女的教育，将公司视为自己生活的关键。因此，在国民心目中，他们往往将自己就职于公司，看作是自己受到这家公司的“照顾”。另一方面，普通职工在公司工作期间，在各个方面都受到公司的安排和制约。他们要和公司的同事以及上司共同开展“休假旅行”，享受公司的食堂待遇，从公司领取交通补贴，年轻人甚至还得要自己的科长担任自己结婚的证婚人。在公司这样一个“场”当中，职工将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完全和公司以及其他成员联系在一起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尚未建立国民养老金制度之前，企业职工的养老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企业。总之，企业不仅是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基础，而且也是他们终生的主要依托，是他们首先寄托和忠诚的对象。国家和社会则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企业这样一个中介物与普通国民发生关系。对于一般的国民来说，他们认为，自己与国家发生关系主要是犯罪和纳税。战前，天皇制曾经桎梏着人们思想，战后人们思想变化，除了通过天皇年号与之发生关联之外，日常生活则几乎很少存在联系。正如当代许多日本人经常谈到，他们十分重视自己有企业中的人事关系，而较少注意“政治家”们的活动，甚至对于政坛上走马灯式地变幻不定的“政客”们基本上不甚了然。 自然，公司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形态，对职工的压榨不无残酷，但是从宏观社会结构这一角度来看，公司作为政府的代理，起到稳定基本国民生活的作用。 企业：国民和政府之间的中介体 一般国民对企业的社会中介体作用在心理上的认同构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会基础。此外，从实际经济运行的机制来看，企业作为国民和政府之间中介体的功能更是十分明显。 首先，日本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十分紧密的联系，企业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府的意向，并且按照政府的意图开展经济活动，实施职工管理。一般认为，日本的经济运行机制与欧美等国不尽相同，企业和政府机构相互默契，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比较有力。英国的部分学者曾经提出，日本整个国家构成一个“股份有限公司”（株式会社），十分形象地描述了这种社会机制。 另一方面，从上述分析也可以看出，企业负有职工养老、医疗保险以及建立和提供种种福利设施的责任，许多企业还在自己企业的系统中建有学校、幼儿园以至商店等多种福利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构成一个小社会，在经济方面负担着相当部分的社会功能。
企业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它对于各种地区经济的渗透和影响。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许多地区正是引进大企业的资本实现了本地区经济的发展的目的。不少地区在改进环境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千方百计地吸引大企业前来投资建厂，更有一些地区建立“工业团地”（工业区域），为建立工厂提供各种方便条件，从而实现大量引进资本的目的，促进了本地区经济的发展。相反，企业的倒闭和撤离又可能导致地区经济的衰退和国民生活的剧变。例如，数年前，东京北部地区座间市的日产工厂关闭，给当地经济造成巨大影响，不仅使这一工厂的工人面临着巨大转折，而且使座间地区与这一汽车工厂相联系的其他两千多家中小企业面临转产或者倒闭的命运。甚至可以说，由于座间工厂关闭，座间这座城市本身都已经遇到了严重的危机。 无论是从系列集团的角度来看，也无论是从中小企业下属承包的角度来看，一个大企业在发展战略上的调整，很可能影响一大片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当然也影响着人数众多的职工的生活和他们的家庭。从这种意义上说，日本大企业尤其明显地起到了国家与国民之间中介体的重要作用。 即使是中小企业，虽然他们在规模上与大企业存在一定差异，但是从根本上说，也同样发挥着这种社会功能。尤其是在各个地方区域，中小企业发挥的这种社会功能就更加重要和明显。许多中小企业都是当地的“传统产业”的主体，成为当地各种独特产品最重要的生产者，也是当地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更是当地群众就业的主要领域。这些中小企业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地的经济活力。 总之，从宏观上来看，日本企业一方面构成经济活动的主体，另一方面又与政府存在密切联系，接受政府机构的“行政指导”，它的一端与国家和社会发生联系，而在它的另一端，它则是大量个体国民归属和依托的对象。企业作为这两端之间的结合物，从社会结构来看，成为国家与国民之间的中介物。 企业在日本社会中的功能，曾经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并提出过各种各样的见解。尤其是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以后，不少学者注意到日本企业在经济高速增长中的积极作用，看到日本企业在组织劳动力方面所起到的凝聚功能，将这种具有长期观念和相对稳定的企业行为与欧美等国家的企业行为作出了对比，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提出日本企业具有不同于欧美企业的社会功能。 在过去的研究成果中，日本著名评论家邱永汉提出的一种十分具有启示性的意见。邱永汉认为，日本当代的企业与江户时期的“藩”（自主性封建地方政权）具有异曲同工的作用。传统社会结构中的“藩”，一方面接受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幕府的控制，另一方面则在自己的藩之内可以充分地自主地裁断事务，具有很大的独立性，构成最高统治结构和一般民众之间的中间体。像传统社会结构中的“藩”一样，当代日本的企业也是一种在社会结构中具有充分独立性的结构体。同时，他还指出，日本当代社会中企业里的职员就像传统社会结构“藩”下属的武士一样，对于企业克尽“忠诚”，另一方面企业对于下属的职工实施“终身雇佣”，将一般职工组织在企业这一中间体之中。 公司社会化 战后，日本公司在1960年代迎来黄金时代，建立起日本式公司化社会的王国，一度展现辉煌。不过，日本公司同时也经历风风雨雨，不断处于挑战之中。1970年代初期爆发严重的石油危机，累及日本公司；1980年代，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日美汽车大战爆发，更兼日元急剧升值，日本公司陷入新的危机；更为严峻的是，1990年代以后，泡沫崩溃，日本经济陷入严重萧条，经历“失去的十年”，日本公司一度陷入迷茫，但也很快清醒过来，奋战突围。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许多日本公司彻底实施“减肥”。一些公司，如日产汽车制造公司等大型公司还关闭生产基地，实施裁员。大多数公司暂时不再招收新员工，仅仅雇用计时工、临时工和派遣式员工。许多公司还实施作业外包，适应新的环境。日本的公司在困境中不断摸索前进。 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公司开始显现出新的征兆——致力创造公司发展基石，经营趋于理性，重视服务社会。简言之，公司逐渐社会化。 综观日本公司近年来的演化，人们大约可以看到以下几点新的动向。 公司社会化的表现之一是公司股权变化和资本集中化。日本公司从世纪之交之后开始进入重组热潮，旨在增强国际竞争能力。其最明显的动向是大型公司的兼并。以日本银行业为例，历史上的6大银行集团经过一度重组为4家，2004年时，其中位列前茅的UFJ银行和东京三菱银行再次合并，建成全球资产名列第一的巨型金融集团。2005年，三井住友银行又与日本最大的证券公司大和证券公司实施合作经营。当然，一直抢手的制造行业公司，如汽车制造公司及其零配件生产公司，也处于不断兼并的浪潮之中。公司巨型化意味着公司的进一步社会化。近几年来，围绕M&A，各类公司展开攻防战役。同时，包括散户在内的股东更多地参与经营决策，发言权不断增大，表明日本公司正在经历一场更加社会化的洗礼。 日本公司社会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它们日益重视社会服务的取向。毋庸讳言，公司旨在追求利润，但是它既然与社会共生，它就必须考虑社会取向。随着人们日益重视地球村的环境保护，日本的公司认同这一社会前进方向，在寻求新的商机的同时，也正敏感地把握社会动向，积极投入这一领域的生产研发活动。著名汽车制造公司丰田公司近年来投入大量资金研制氢气燃料汽车，受到社会关注。松下公司和索尼公司都在致力于太阳能发电设备的研制开发，不断推出新的技术，旨在为减少石油能源消耗和净化环境出力。另外，一些铁路公司积极研发电气和柴油兼用的小型机车，也是这种重视社会发展取向的表现。 公司社会化的另一个重要动向是它在经营活动中更加重视“还原社会”的取向。日本的公司经过早期的无序竞争以后，在它转型为现代公司之后，更加注意公司形象。早在上一世纪80年代，日本公司反复讨论公司的社会责任，呼吁公司要在赢利的同时坚持还原社会的方向。经历过失去的十年，日本公司再次清醒地认识到，离开社会，公司将一事无成，开始尝试付诸行动。例如，东京三菱·UFJ银行集团去年提出，鉴于过去数年已经消化巨额坏帐并扭亏为盈，依据服务社会的方针，一律免除个人用户在本行支店间转账的手续费，很受社会欢迎。 公司社会化的再一个表现则是它更加重视公司的对外形象和社会信誉的取向。公司进一步认识到，公司的生存在于它对于社会的责任和承诺，这是公司的生命线。乳品公司因产品质量不慎顷刻之间陷于破产。住宅建造伪造数据曝光，经营者遭受法律制裁。近年来的无数惨痛教训为日本公司敲响警钟。公司更加珍视形象，一旦出现问题，反复向社会道歉。绝大多数公司则持积极态度，承诺社会责任，争取社会信誉。于是，汽车制造公司召回存在隐患的汽车产品已经成为常识。燃气机制造公司主动发出广告，收回可能造成灾害的过时产品。电梯制造公司也在发现产品缺陷之后主动展开售后服务，表现出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姿态。人们看到，经营百货销售的公司举办画展，免费供人观赏；保险公司定期邀请名人开办时事讲座；汽车销售公司邀请社区居民召开圣诞音乐会。这些现象都说明，日本公司在不断增强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 日本社会公司化的两点文化因素 和中国的公司所处的文化和传统背景相比，日本公司具有其独特的特征。 第一，公司比较讲究整体的和谐，内部讲究年功序列，职员比较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公司中的定位。这是因为日本社会强调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具有长期的历史传统，烙印在日本公司的行为规范。公司内部在人事安排上当然也存在竞争，但是职员比较认同循序渐进。这和中国公司内过于激烈的竞争可能存在相当的差异。 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原因，日本公司强调职员做好自己本分的工作，倡导科室内部的共同协作。和能力相比，一个职员在公司内能够具有较好的“协调性”，前后左右合作适度，更能受到上司和同事的评价。这和中国人强烈追求个人实现以至认为“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取向很不相同。 第二，日本公司继承中世纪武士集团的精神，强调公司作为一个经济实体的总体目标。公司总体的利益高于人事亲疏，尤其高于基于血缘形成的人事关系。在中世纪，武士集团首领地位的继承，虽然也是世袭，但是首先考虑的是这个武士集团的生存和未来的发展。当首领的血缘后代不争气而无望继承时，首领会废除具有血缘关系的儿子，遴选负众望而有能力的青年招赘为婿，赋予养子身份，使之继承首领地位。因此，有的家族经历几代之后，虽然姓氏依然，但是实际上血缘关系荡然无存，家族昌盛而血脉并不相承。这种传统后来依然制约和影响着近代以来的日本人和日本公司的行为规范。 这和中国文化重视血缘差别很大。看看东南亚地区致富的华侨，家族公司数量庞大，但是真正做大而规模庞大的寥寥，恐怕和这种重视血缘关系的做法不无关系。相反，日本的家族不拘泥于血缘，实际上构成一种开放式的结构，可以充分引进新鲜血液，保存家族式集团的活力。日本公司继承的这种价值取向，更加重视总体目标与合理人事。因此，日本公司能够模拟家族管理公司，得以在经济上、精神上统辖员工，发挥社会功能，导致日本社会的公司化。 了解日本公司的这些基本特征，人们也就不难理解，日本社会出现公司化的现象，日本公司能够成为社会细胞，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政府发挥社会功能，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前副所长，日本法政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