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际金融中心再也不是少数发达国家的专利，任何国家，无论其经济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只要具备全球化时代的必要条件，都可能成为国际性的金融中心
■陈北
2006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天津成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金融创新是国家赋予天津滨海新区的主要任务。自此，建立一个面向全球的，类似香港贸易自由港区的离岸金融中心，就成为了天津滨海新区的目标。2008年5月6日，北京市《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表明北京决心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3天后，上海“陆家嘴金融论坛”开幕，高官云集，在公认香港已经成为亚太金融中心地位的同时，重提上海早在1992年就已经提出的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并一致认为，相比北京、天津、深圳而言，上海金融市场的基础更为突出。一时间，讨论谁更有资格担当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成为了金融行业热议的话题。 之所以有这样的争议，显然同中国当下的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的态势不无关系——开放的经济体系、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日渐明晰的产权制度、日臻完善的监管能力、始终坚挺的人民币汇率、日趋发达的金融基础设施、逐步符合国际惯例的会计准则和信息披露标准、不断鼓励创新的氛围，以及刻意培养的大批训练有素的金融从业人员。考虑到世界经济发展中，中国经济30年来的不俗表现，以及未来发展的强劲势头，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若要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它就必须拥有金融中心，因此，中国有必要在国际金融这一执世界经济牛耳的领域打造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这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构建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构想与立意初衷。于是，围绕这一构想，中国学者列出金融规模、金融生态环境、金融聚集度、金融风险防御、金融创新、金融效率、金融国际化、金融科技、金融制度等一系列量化指标，用以厘定中国的金融中心是否与老牌的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距离。诸如1870年以前的阿姆斯特丹、柏林、佛罗伦萨、法兰克福、热那亚、汉堡、伦敦、米兰、纽约、巴黎、费城、罗马、都灵、威尼斯以及苏黎世；19世纪70年代末期的伦敦、巴黎；二战后的纽约、东京、法兰克福等。并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衡量当代国际金融中心的“标杆”。但是，当我们回顾自17世纪以来国际金融中心变迁的历史，尤其是对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评价体系综合考察后，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金融中心评价体系正处在起步阶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换言之，中国金融的蓝图设计是在“西方路灯的指引下”起步的。诚若如此，一个更高层面的经济学理论问题就难以回避了，即16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中心究竟在哪里？世界经济体系与全球化不是西方（欧洲）最初建立和推动的？到底是西方造就了世界，还是世界造就了西方？如果东方（包括中国）真的是在“西方的路灯下瞭望”，世界经济早在16世纪中期就分为“西方与其他地区”（Westandtherest），欧洲所经历的发展阶段与道路，代表了人类社会必然的演进历程，其他民族与地区都是按照这一模式走过来的，而且如果还将沿着西方的轨迹走下去的话，至少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国就应该一如其他东方国家（包括日本）一样，在金融游戏规则上，任由西方国家制定，自己能做的就是学好与守好规则罢了。如果真的照这个样子发展中国的金融产业，可以肯定的讲，中国即便拥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这个中心也会更多地处于国际金融生态链的末端，经营的也是低技术含量的金融产品与低附加值的金融服务，那将同中国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初衷大相径庭。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乃至中国经济应当以谁为中心？逐本寻源，这一系列问题恰恰是近年来在经济史学理论大论战中激烈争辩的话题。所幸的是，大论战的结果终于在学术上用“多元论”取代了以往的“单元论”，从而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传统理论观点认为，欧洲以自己为中心组建了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代表人物有沃勒斯坦、布罗代尔等，他们认为，这个体系从欧洲向外扩张，逐渐把世界其他地区纳入以欧洲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中。该观点长期以来，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经验层面都占据统治地位，直到近年来后起的加州学派与其针锋相对，在研究上采取前瞻性分析与回溯性分析相结合的新方法，并辅助以现代技术手段，如建立大规模的数据集成，引入电脑模拟等技术手段，对经济史学研究更为精细与缜密，用丰富的史料与数据雄辩地说明：世界经济体系不是由西方推动的，世界经济起源于各地经济相互影响的结果，而不是“发达”的欧洲简单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该学派加州大学的弗兰克（Frank）甚至认为：欧洲兴起的300年，是亚洲霸权的时代。如果有一个中心的话，那就是中国，其发展甚至攸关于当时的全球经济。欧洲的角色是通过加入亚洲贸易，从比他们更具生产力、更富裕的亚洲经济中获得好处。而另一位学者杉原薰(SugiharaKaoru)的结论，不仅支持了弗兰克（Frank）的说法,而且还夹杂着其特有的幽默感。他认为：“如果世界结束于1820年，一部此前300年全球经济史的主体就会是东亚的奇迹，结尾简短的一章可能提到遥远的大西洋沿海有相当少量的人口，似乎享有甚至更快的人均增长率（尽管或许不是太快）。如果世界结束于1945年，经济史的主体就会是，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至少是在西方——伴随着北大西洋的胜利和一个高消费、高能源利用和高劳动生产力的世界的诞生成长。在2002年，历史再度发生了位移，如果我们用总量指标作判断，1945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头戏并不是发生在西方或其殖民地，而是发生在东亚（和东南亚的部分地区），那里曾至少保持部分的政治独立，同时使西方的技术适应它们完全不同的社会传统和天赋资源，而不是简单地模仿西方。” 在此基础上，加州学派的大批学者，就世界经济体系多元化进行了全方位的缜密且丰富的论证，也正是基于加州学派在新经济史学上的巨大贡献，当下国际金融中心多元化的观点才得到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的出现把世界经济引入了全球化的时代，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把国际金融问题完全置于经济全球化的网络体系中，这个网络把不同地理区域的金融中心与金融机构互连成一个规模大、功能强的网络系统,从而使众多的金融机构可以方便地互相传递信息,共享资源。而任何单个的经济体则成为了这个全球经济与金融网络的有机组成部分。基于该网络，几乎全球所有的金融交易都可以在网络的任何节点上进行。于是，国际金融中心也不再是少数发达国家的专利。任何国家，无论其经济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只要具备全球化时代的必要条件，都可能成为国际性的金融中心。这种多元化的国际金融网络体系，与上个世纪50～80年代的“离岸金融中心”不同，使如今的国际金融中心表现出诸多新的特点：开放式的网络体系结构，使身处不同地理与社会经济环境的金融机构可以互连，真正达到资源全球共享，数据通信和分布处理的目标；在融资效率上更加追求高速、高可靠性和高安全性等综合性服务，且这种服务是在全球范围配制资源；在信息技术的参与下，金融机构可以更加合理地进行各种业务管理，真正以分布和开放的形式向全球用户提供实时金融服务。于是，我们看到: 新世纪以来的国际金融中心有层出不穷的新星出现。在英国《银行家》近年评选出的“最佳国际金融中心”中，中东与非洲的巴林、迪拜，亚洲与太平洋地区的新加坡、悉尼，欧洲的泽西岛、马恩岛，美洲的巴哈马、开曼等都名列前茅。当然，这些国际金融中心在规模和成熟度上固然还难以望伦敦、纽约、东京、法兰克福等老牌明星之项背，但其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独特性上，无疑已经有了较大的竞争优势。随着“亚太时代”的悄悄来临，太平洋两岸将成为全球经济与技术发展的动力中心，这种新格局俨然为中国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远景，中国在描绘自己的国际金融中心的“蓝图”中，从开始就可以融入这样的理念——中国可不必在西方的路灯下前行，启明星已出现在了东方的地平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