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踏入人民大会堂的第一刻，感觉很神圣，像做梦。”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京开幕。当天会议结束后，回到住地宾馆的广东团代表曾香桂仍难掩心中兴奋。 广东团共160位代表，曾香桂、叶国先和易凤娇是其中的三位农民工代表。较之上届，广东团农民工代表多出2人。2008年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也只有3名农民工代表。而今，这一数字已经大幅增长至31名。 在2987名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中，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为401名，较上届增加了155人，农民工便是这一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党政领导干部的代表人数约减少了7个百分点。 401名来自一线的代表，尤其是31名农民工代表，此次进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备受媒体瞩目。“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会让我受人重视，也感受到之前没体会过的压力。”曾香桂们对这一点十分清楚。 但对于如何更好地融入到中国最核心的参政议政群体，以及随之带来的命运转折……他们如何应对，或许仍有待时间的考验。 “从未想过成为人大代表” 1月31日，广东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选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161人（后变更为160人）。 当天，叶国先接到佛山人大相关工作人员的电话，被告知当选为新一届的人大代表。 今年34岁的叶国先，出生在广东茂名信宜。在此之前，他在广东申菱空调设备有限公司已经工作有10年之久，从车间生产部管理员做起，一步步成长为公司的总装车间主任。 得知消息后，叶国先激动地告诉父亲，“他没有和我说太多话，只是鼓励我说把这个干好。”从当选至今，已有一个多月时间，叶国先在面对时代周报记者时这样说，“没什么特别，但感觉责任大了很多。” 同样是在1月31日，曾香桂也得知自己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消息。此前她和叶国先一样，在东莞市瑞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工作。略有不同的是，她曾在2011年11月，当选为东莞市横沥镇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与出生在广东的叶国先相比，曾香桂的经历更为坎坷。出生于湖南邵阳新宁的曾香桂，因家中经济拮据，曾一度被父亲要求退学。在母亲的支持下，她才最终得以完成学业。“妈妈背着爸爸，把我送到学校。”16岁初中毕业后，她还短暂地回家担任小学代课教师，两年后，她才考上邵阳海峡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999年，即将中专毕业的曾香桂，随学校南下东莞横沥镇实习。毕业后，她得以进入了现在的瑞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工作，此后14年就一直在此。 谈及当初，曾香桂并不避讳，“家中兄弟姐妹四个，我是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当时家里的经济状况比较困难。” 对于南下打工的原因，曾香桂的回答坦然，“当时也没有想多，大家都是去广东打工。所以我也就来了广东。” 刚来到广东，曾香桂对周遭环境感到不适应，饮食习惯的不同和语言的迥异，曾让她感觉到融入的困难。 在随后的十余年间，曾香桂还是在努力之下，从公司的一名普通文员一步步成长为工会主席。而今更是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成为中国最核心的参政议政群体中的一员。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前夕，身着职业装的曾香桂一头利落的短发出现在记者面前，胸前特意佩戴着一枚国徽。 尽管与此前曾担任镇人大代表相比，在她看来，“全国人大代表可以决定很高层次的国家事务。”对于自己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她多少显得有点意外，因此带来的关注也不可同日而语。 而江西团的农民代表桂千金今年才不过26岁，2010年才从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毕业，成为鹰潭贵溪市的一名大学生村官。 尽管出生在农村，但桂千金并不是农民工代表，一脸稚气的她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也对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感到压力倍增，“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前，人大代表这个字眼和我是绝缘的。” “我的身份没有质疑” 来自一线的基层代表在此之前，有部分曾遭遇过身份质疑的烦恼。 曾香桂目前除了担任公司的工会主席、同样还是总经理助理和团委书记，属于公司管理层；叶国先所在总装车间共有员工近200人，都统归他管理。叶毕业于广东工业大学空调制冷专业，本科学历。 对于身份质疑，曾香桂向时代周报记者给予了明确否认，“我的户口依然还在邵阳，我来自最基层，接触的全部是农民工，这个身份没有任何值得质疑的。” 桂千金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也十分沉稳，“我的父亲是个体户，但我在农村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了解农村和农民。我现在吃住都在村里，和村民没有任何不同。” “可以说，我就是一个农民。”她顿了顿，这样说。 此次并没有连任的中国首位农民工人大代表胡小燕也曾遭遇到外界的各种质疑。上届与其同时当选的还有来自重庆的康厚明和上海的朱雪芹。作为首批农民工代表，外界对三人寄予厚望。 在三人当中，胡小燕分外引人关注，曾一度成为明星代表，备受媒体注意。但是回首其五年的代表经历，胡小燕也曾遭到不少质疑。 2008年，佛山市三水新明珠建陶工业有限公司成品车间副主任胡小燕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又通过媒体向外公布了自己的QQ号和手机号码。 胡小燕此后每天都疲于应对大量的电话和短信，每天都有大量的农民工给她打电话、发短信、发邮件。她一般每天要花三四个小时接听农民工的电话，有针对性地回复一些短信和邮件，甚至在深夜都是如此。 因电话过多导致缺乏睡眠时间，胡小燕选择了关机，此举招致骂声一片，“我不是农民工的救世主，我只是个普通的打工妹！”胡小燕曾如此表示。 时代周报记者再次问及这一事件，胡小燕似有疑虑不愿多谈，“给我确实造成困扰，但过去的就不去提了，根据自己的自愿吧。” 2009年，为了女儿读书，胡小燕落户佛山市，由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这一年，她的“农民工身份”开始遭到质疑。朱雪芹和康厚明也都先后实现了身份转型，取得了当地的城市户口。 随后，大量的质疑便扑面而来—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是否还是农民工？他们是否能真正地代表农民工群体？ 面对曾经的质疑，胡小燕如今的态度坦然了很多，“别人怎么说，我们阻挡不了。我依然是农民工，现在还住在员工宿舍里面，每个月交400元的房租。就算我现在工会挂职，也是和农民工群体在一起，从来没脱离这个群体。” 虽然此次胡小燕没有连任人大代表，但她已在佛山三水区总工会挂职有一年之久，并且在去年5月当选为三水区总工会副主席。她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即将在三水商学院的专升本，选择的是法律专业。 尽管今年未能连任全国人大代表，但胡小燕依然很关注全国人大会议。在与记者的交流中，她准确地说出广东团中三名农民工代表的全名和所在地市。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胡小燕们的人生命运确实发生巨大变化。但对此，胡小燕并未明确给予回答，只是承认自己的“幸运”，说这一经历让她“学习了很多，长了见识。” “靓仔，这个问题就不说了” 来自一线的人大代表在当选后，除了感觉幸运和惊喜之外，压力也随之而来。 “我身后站着的2.63亿的农民工。”曾香桂在当选的第二天就走出家门，到东莞市及镇街的教育、人事和政法等部门，就教育、劳动纠纷等有关农民工的热点话题做了调研。 有不少工友都向曾香桂反映子女入学问题，经过一个月的调研之后，曾香桂此次进京带来了两个建议。 其中一个建议是，外来工子女在全国范围内都可享受免费义务教育。曾香桂的女儿如今4岁，户口仍在邵阳老家。她希望等到女儿读小学的时候，这些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曾香桂带来的另外一个建议，则是关于修改《劳动合同法》经济补偿金的发放方式。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12年。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 曾香桂认为此项条款实施存在难度，“企业的经营到了非得裁员的情况，还要拿出相当数额的经济补偿金，会将进一步增加企业的压力，可能逼得企业跑路或欠薪逃匿”。 对这一问题，曾香桂还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并建议社保、人力资源部门可参照住房公积金的办法，建立基金专户，每一年企业都要按期将经济补偿金拨付进去，从而保证员工的利益。 而桂千金也结合自己所在的贵溪市樟坪畲族乡的特点，建议中央加强散杂居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建设。 “我所在的乡镇是散杂居的少数民族山区，我建议中央财政加强对这些地区的扶持力度，加快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具体是加强交通出行、生活用水、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完善，改善生产生活环境等方面。”桂千金说。 多位与时代周报记者接触的基层人大代表都表达了一个困惑—对于建议的具体内容操作上，总显得有心无力。他们所提出的建议也往往局限在自己所在行业和地域。 一位基层人大代表坦承自己只关注了农民工群体的利益，关于其他的热点诸如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领域，表示并没有过度关注，也未有表达出足够兴趣。 “都是第一次，谁都会有第一次。我相信他们会做得很好。”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对此并不感到担忧。他回忆说，上届三名人大代表都和自己有过多次接触，“会有时候联系我，问问我的看法，一开始都挺拘谨的，表达也不是很好，慢慢就会好起来。” 唯一连任的农民工代表朱雪芹则视野更为宽泛，此次她的领域除了农民工领域外，涉及到了文化领域，建议政府扶植主旋律影视作品。 “现在打开电视不是宫廷剧就是穿越剧，缺乏励志性的影视作品，这不利于青少年成长。”朱雪芹说，“政府应该制定政策扶持，多制作一些主旋律影视。” 没有连任的胡小燕现在仍然每天保持着和农民工交流的习惯，QQ号码也依然没有变化，“一些工友仍然会向我表达自己的意见，我虽然不是全国人大代表，但我可以找其他的代表反映，这也是一种途径。” 在面对记者采访时，相对新任代表的拘谨和谨慎，胡小燕的回答显得更为滴水不漏。遇到比较难回答问题时，会以玩笑的口吻回答说：“靓仔，这个问题就不说了，以前的事，就不说了。”接着便是一阵爽朗笑声。 31个农民工代表 此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党政领导干部的代表人数约减少了7个百分点，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增加了155人。农民工代表从上届的3名农民工人大代表增加至31名，扩大了十倍之巨。 上届3名农民工代表的出现与《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息息相关。 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这一文件。文件中第九条明确提到：“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来自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代表人数应高于上一届。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直辖市，应有农民工代表。” 当年，全国的农民工总数已达到2.26亿，“农民工问题”受到各界的关注。国务院甚至在之前一年印发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将其称呼为“直接关系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2007年，广东、上海和重庆分别产生了一名农民工代表。三省市均为劳务工输入（出）大省（市）。 同样，此次农民工代表的剧增也与一份文件有直接关联。2012年3月14日，《关于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通过。同样在决定的第九条规定：“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基层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代表的比例要比上届有所上升，农民工代表人数要比上届有较大幅度增加，党政领导干部代表的比例要比上届有所降低。连任的代表应占一定比例。” 据国家统计局2月22日公布的2012年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中国农民工总量为2.62亿人，比上年增3.9%。 31名农民工代表分布地域也更为广泛，记者发现在广东、上海、江苏、山东、湖北、新疆等多个代表团中均有农民工的身影。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说，有更多农民工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议政、表达利益诉求，这不仅有象征意义，更具现实意义，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大进步。胡小燕、曾香桂等对此带来的变化认为尤为可喜，“有更多的代表为农民工说话，表达利益诉求。” 而李昌平面对递增的农民工代表数，他仍觉得不足，直呼“才31个啊。太少了，起码要有200人”。有理由相信，农民工代表的参政路会越走越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