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柳瑛刘秦 2008年1月21日，来自银行间市场未经审计的47家证券公司年报显示，2007年度这些证券公司共实现净利润793.6亿元，同比大增373%，平均每家盈利16.9亿元。
同样是在2007年，历时3年的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工作圆满结束，31家高风险公司被有效处置。从2004年国内全部证券公司税后利润总额为亏损206亿元，到2007年百余家券商的盈利激增，证券行业可谓浴火重生。与证券公司此番大落与大起相呼应的是中国股市的熊牛转换。然而，当本轮牛市逐渐消退之时，证券公司是会重演旧幕，还是将开启新篇？市场繁荣背后证券公司的实力究竟有何变化？次债风波下创新给证券公司带来的更多是机遇，还是挑战？就众人关心的这些行业问题，本刊专访了中国证监会机构部巡视员、中国证券业协会前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科院与北京大学兼职研究员聂庆平教授。 综合治理 奠定券商长久发展基础 《当代金融家》：2007年中国证券公司的综合治理工作全面完成，券商的经营业绩实现了大翻身。在您看来，股市低迷期的全行业亏损和风险暴露反映了券商的哪些问题？ 聂庆平：应该说最近几年，中国的证券公司确实经历了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 2005年之前，证券市场低迷了三四年之久，使得证券公司所存在的各种问题，都充分暴露出来。证券业全行业范围内，财务性和流动性出现危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证券公司必须进行综合治理。证券公司在业务风险控制上存在问题不小。在盈利模式方面，证券公司本身是中介机构，主要应以收费作为业务模式的经营载体。但是我国证券公司在过去的经营中，往往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自营业务依存度过大问题。所以股市一下跌，就会产生严重亏损，相应还会带来流动性支付问题。更严重的是不规范经营，证券公司不仅超比例自营，还通过借入资金或者是通过代客理财，或者是通过国债回购融资的方式，放大自营规模。当股市不好时，业务风险全部暴露，形成大量的亏损，债券融资要到期、国债交易对手要回购、委托理财也到期，这时流动性风险就非常严重了。 为了解决严重的流动性风险，证券公司唯一的“出路”就是挪用保证金，有的最后甚至挪用保证金都不够补窟窿了，那就面临着破产或者是行政接管。像南方证券公司、新华证券公司等近30家证券公司最后通过破产、行政接管等方式被处置，应该说这是我们国家整个证券业发展过程中一次大的教训，也是一次大的清理整顿，综合治理工作。 《当代金融家》：综合治理最终达到了哪些效果？这些效果是临时性的补救措施还是确实有利于证券行业及券商今后长久的发展？ 聂庆平：综合治理的积极意义是从基础性制度性的内容改革来促进行业的长久发展。 首先，对于全行业而言，综合治理化解了证券行业潜在的风险，这对于防范金融危机、保证整个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第二，综合治理有助于证券公司摆脱原有的经营理念，深刻吸取原来粗放式管理教训。很多违规、不规范的做法，原来券商都认为可以做，而且都能赚钱。这次综合治理改变了这种思想，对整个证券业进行了一次风险性教育，让大家厘清了证券公司固有的模式和基本业务风险。第三个作用，通过综合治理对证券公司运行基本制度进行了规范，加大了基础性的制度建设，使整个证券公司在经营管理方面上了一个新台阶。 这三个作用可能说起来比较原则和概括。具体举例，比如说执行客户交易保证金第三方存款制度，实质上就是按照现代经济资本市场要求进行了一个强制性的制度设计，为证券公司的客户资金管理设计了一道防火墙。要求证券公司实施的大集中管理制度，包括财务集中、账户集中、资金集中、交易柜台集中等，实际上是使过去分散、独立的证券营业部联成整体，通过电子化手段，弱化证券营业部的客户资金管理权限，强化证券公司总部对业务风险的监测与控制。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使得证券公司强化全面控制自身业务规模和风险，将证券公司管理水平往前推进了一大步。 平衡传统与创新业务 《当代金融家》：2007年漂亮的盈利数据是否意味着证券公司以往诸多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还是主要源于股市行情好，把券商“捂暖”了？ 聂庆平：这确实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对此我觉得要综合来看。 首先，证券行业基本的业务模式，是证券的经纪业务、承销业务、资产管理业务这三项，这是投资银行有别于商业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的最大特点。在这轮市场上涨中，证券公司只要是坚持做好这三项业务，就应该有基本盈利模式和基本业务收入。 2007年证券公司业绩好，是因为交易量高峰时可以达到4000亿甚至5000亿元。所有的证券公司从事基本业务都会有大量盈利收入。从财务数据显示来看，证券公司2007年的主要业务、利润和收入都来自手续费，一些排名靠前的大券商，手续费收入占到总收入的50%左右；而对一些小型券商，手续费更是收入贡献的绝对主力。这确实和市场比较火爆相关。 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的证券公司不好，赚钱是依靠行情，自身没有改进或进步”，一定不要得出这样的观点。因为我们不能忽视最基本的业务，只要把最基本的业务做好、做足才可能赚钱。而且，较之以往自营收入占比大的情况，在这么大的行情中，证券公司主要业务收入和利润贡献主要来自于经纪业务，本身就说明证券行业综合治理以后，处于一种稳健经营的状态。 《当代金融家》：您提到证券公司的基本业务，不过大家觉得创新业务更引人注目，比如权证创设、股指期货推出、融资融券业务等。您怎样看待基本业务和创新业务的关系？怎样平衡这种关系？ 聂庆平：确实应该梳理清楚证券业基本业务或者说传统业务和创新业务的关系。 创新的基本理念是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将金融市场上存在不同收益率的金融产品，经过组合，设计出有不同的回报收益率混合金融产品，本身是有风险的。比如说期权，无非是把未来的价格预期演化成现在的产品，然后让你预测未来收益率变化；资产证券化，则是把死的资产通过抵押的方式变成证券，但是资产还是在那里；债券市场的创新产品也是一样，有不同的市场、不同的品种、不同的利率，才可以设计组合，形成产品创新。 但是，创新最大的问题是存在对不同收益率的不同预期，预期的不确定性就是风险。所以金融创新的过程也是金融风险引入的过程。金融产品创新的程度越高，其衍生倍数越大，离实体资产的价值距离越远，风险程度也就越大。我国证券市场曾经出现的“3.27国债期货”事件，美国金融市场最近发生的次贷危机，以对冲基金为代表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事件和以股指衍生交易为代表的巴林银行倒闭事件，都说明了金融产品创新业务的风险性与收益是并存的，是“双刃剑”。从一家证券公司或者一家投资银行来讲，不可能以创新业务为主导，必须以传统业务为主导，这是最基本的立足点。所以一定要辩证看待传统业务和创新业务；风险性业务和无风险性业务，让它们形成正确的匹配关系，才能够把证券公司做好。从目前状况看，在整个中国资本市场牛市状况下，证券公司都是稳妥地靠手续费收入来获得比较高额的盈利，这应该说很好地平衡了风险和创新的关系。 我认为，基本业务做好是培育大投资银行和取得竞争力的根本。即便是外资公司来竞争，无非也是看中了中国市场，他们抢占的主要还是经纪业务市场、投行业务市场和资产管理市场。 外资优势在于精耕传统业务 《当代金融家》：您提到外资金融机构，它们经常给人以高、精、尖的感觉，很多不同于国内的服务和产品对高端客户很有吸引力。 聂庆平：是的，外资刚进入新市场的时候，缺乏网点优势和人员，所以通常不抢零售业务，而是抓大客户。为什么本土证券公司抓不住大客户？差别在于：首先，外资投行有整套交易体系、风险管理体系，所以客户服务做得好；其次，外资机构在很多国家都有分支机构，可能有几百个分析员的信息能够在公司内共享，它的客户可以得到全球的资讯，而我们的本土证券公司在这个方面才刚开始动手；第三，它有先进的人才战略，有一套比较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员工表现得越好，工资待遇越高。 但是，你说这些是创新业务吗？其实都还是传统业务和基础建设的问题。只不过外资机构把传统业务的广度加强、深度加深、服务程度更可信。我们要明白差别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你没有看到一家进入中国多年的合资公司会主要做创新业务。它们还是在抓现有的客户，使客户数量能够稳步增长，逐步的增强竞争力。 《当代金融家》：仔细想想，这确实和大家的直观感觉有所差别。您能结合券商的几项传统业务，再具体谈谈外资机构的优势是如何表现的吗？ 聂庆平：比如投资银行业务，需要为拟上市公司询到最合适的价格。而外资机构接触到的投资者范围肯定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有良好的客户关系，定价机制更好，包销能力也更强。因为中国资本市场还没有完全打开，外资投行这方面优势在A股市场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但最近一段时间，H股纷纷回归A股，为H股服务的一直都是外资投行，它对客户的跟踪，长期的服务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对于经纪业务，最重要的是客户服务，因为证券公司最终的服务对象是客户，充分了解客户需求，这永远都有改进的地方。客户是做大业务的基础，所以我相信外国投资银行进来的第一天就是做客户服务，包括最近兴起的私人银行业务。在这个方面中国的公司还需要大幅提升对客户的服务水平，比如说对客户财富管理的建议，每家公司做法都不一样，也缺乏统一的标准。而外资机构就要成熟一些，有客户经理制或者经纪人制度，经纪人有良好的职业操守，能够比较全方位、客观公正地为客户提供服务。还有就是外资机构内部有混业经营的综合优势，投资银行就有机会提供一揽子的综合性服务，包括基金产品、投资银行产品、保险产品，甚至提供储蓄和银行的基本结算服务产品。这些我们的投资银行可能就做不到。 《当代金融家》：从产品和服务种类来看，外资金融机构确实更充足。比如有的海外证券公司就提供保证金交易业务、过桥贷款业务和直接投资业务，这不是业务创新吗？ 聂庆平：准确的讲这些业务不属于创新业务，而是商人银行的业务，但这样的业务是对传统投资银行业务的补充，是根据客户的需要提供的金融服务。虽然保证金交易业务本身是银行业务，但是它的产生起源于投行需求。同样，过桥贷款和直接投资业务也是源自于投资银行的IPO业务，当证券公司承揽一家企业的投行业务时，如果从财务方面看，企业的融资结构还不够合适，但具备上市的条件，就可以为其提供过桥贷款，等公司上市后再来归还，既做了投行业务，也做了银行业务。 我丝毫不反对金融创新，但是我认为，金融创新不能作为公司主业，创新是把基础产品做得越来越好才越有价值。就像飞机越造越好，但无论以前的双翼飞机还是现在的单翼双引擎飞机，都没有脱离飞机本身。但是，飞机的舒适度、载客能力和安全性，都大大提高了。金融服务也是一样，你做股票经纪业务的核心永远不变，但代理买卖股票以前用黑板、打手势，现在用互联网就可以进行交易，这是技术进步和创新带来的完善。 《当代金融家》：从经营角度看，业务核心都是一样的。从管理角度看，您认为中外资机构之间有哪些差别？ 聂庆平：外资机构更加强调机制上的风险控制，制度严密，不会一个人说了算，想怎样就怎样，哪怕他是CEO。 外资机构通常是一个混合经营的管理体制，但是它是以业务决策线为主。比如说一家跨国性的投资银行，下面可能有私人银行业务、固定收益业务、投资银行业务、金融衍生品业务、基金管理业务、零售银行业务、外汇交易等多个部门，但是这些服务部门都是采用纵向的偏平管理模式，例如，企业上市融资业务，一定是投资银行业务线的负责风险评估和业务决策。相比之下，国内证券公司的结构还基本是金字塔式的结构，都是总裁或者一把手说了算，而不是执行董事或者各副总裁独立来进行决策控制。我们的管理还有些落后，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需要进一步改进。 严控风险，防止被“剪羊毛” 《当代金融家》：在综合治理结束之后，今年对证券公司的监管将进入新的常规监管期。和综合治理之前的监管方式相比，新的常规监管将有哪些不同？ 聂庆平：首先是监管部门对风险的监测更加强化了，就是说会针对整个行业状况、根据风险程度，提出监管要求，以净资本为核心的风险监控指标体系将在新的常规监管中被运用。净资本是能够反映证券公司流动性状况以及资本状况的评价指标，以此倒推可以看到证券公司业务的风险状况和资本充足率，这是一个比较主要的核心观点。 第二是加强证券公司的基础性、制度性和规范化的建设，比如推行第三方存款、大集中的管理体制、清理账户、严格开户制度，这是促进基本业务减少风险的常规性监管。第三是常规监管可能区别对待，更多采用差异化的监管，就是根据证券公司不同的风险状况实行分类，对风险程度高一些的券商，监管上也关注地多一些，目的是赶紧把风险性业务化解，或者逐步减少。既然有风险，资本金规模、净资本规模不够，业务规模扩展也要适度。同样，风险比较高说明创新能力、新业务的开拓能力相对应该比较薄弱，所以会限制业务拓展，因为不具备能力。这就如同一百米比赛要有资格赛，连基本资格都达不到肯定不能参加后面的比赛。 《当代金融家》：刚才您反复提到风险问题，对于证券公司而言，它的风险特点是什么？ 聂庆平：每个行业的风险评估都和行业特点密切相关，比如建筑业要评估建筑材料好不好、盖房子的地方会不会经常有风暴、地震。证券公司的风险控制是涉及到证券行业的，所以我们首先追本溯源：投资银行是什么？投资银行其实是把未来收益的评估折现到现在来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它要把未来收益情况推荐给客户，虽然也收手续费，但是券商一定要有能力给投资者提出投资建议，哪只股票未来可能会涨；同样，帮一家企业进行IPO，也是把这家企业的未来利润包装成现在的收益率，然后再确定价格卖出去。由此看来，投资银行能不能控制风险的核心是对未来收益的评估水平。准确评估和分析到未来收益，就能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相反，如果对客户没有做认真的尽职调查，没有做很好的财务预测分析，不了解企业基本状况，就把它稀里糊涂包装上市了，就会出问题。 《当代金融家》：券商防范风险的核心是什么？制度、风控人才还是其他因素？ 聂庆平：风险管理最重要的是基本程序，首先要有足够的风险评估，对一家公司来讲，主要评估两个方面：一是业务的市场风险有多大，能不能做该项业务；二是即使这项业务市场风险不是很大，还要评估公司内部有没有能力和足够的人员相配备，来开展相关业务。如果人员不足或不合适，即使风险不大，也不能做。风险评估是最重要的。有了风险评估以后，接下来是必须要有一个内部很健全的制度。所以对于证券公司来讲，开展创新业务首要的是要做好风险评估环节，其次是做好风险内控制度和相应的人员配备的环节。此后，要检查执行情况，风险控制能力和管理是不是到位。如果这几条到位，风险架构就会是比较可靠的。新兴市场和成熟市场相比最大的缺陷 就是风险评估不足、风险控制不严密，市场之中不稳定的、投机的因素多。最终结果就是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被西方国家“剪羊毛”-依靠资产价格波动使新兴市场的财富被转移。对于中国的证券公司来讲，最重要的就是按照基本模式做大、做精、做好，资产质量越高，竞争力就越强，而不是向别的方面去搞投机。尤其是作为金融机构，证券公司不同于一般的公司，应当防止资产价格波动引发的国民财富流失，这也是作为一家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