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在能源和环境问题上，中国应该走出“历史悲情”，面对现实，尽快明确和稳定立场。
撰稿·吴力波
刚刚结束的八国集团（G8）峰会素来被讥为夸夸其谈的发达国家俱乐部，英国《经济学人》更是嘲讽说，会场上“弥漫着雪茄和无知的气味”。这样的嘲讽当然不是没有由来的。
2008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一路飙升，半年之内上涨了40%，已经拖累了世界经济；各国期待美国主导的G8能够就油价问题拿出一个有效的方案，但峰会对此毫无贡献。7月8日发表的声明中，倒是出人意料地同意在205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削减一半，并承诺未来10至20年内会采取措施大幅减少排放量。但这个出乎外界之前预料的成果，在接下来的“主要经济体会议”中，并没有获得中国和印度这样新兴经济体的支持。G8的突破就悬在半空，相当尴尬。 一面是快速攀升的油价带来的出口工业危机，一面是持续上升的地表温度引起的环境政治热情，主要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的焦点再次发生了错位。 能源消费的世界图景 如果绘制一幅世界能源的生产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图景，很快就会发现各国在能源和温室气体问题上的立场为什么会有分歧了。 中国是目前全球第一大煤炭消费国、水电消费国、第二大原油消费国。2007年，中国的一次能源总消费量位居世界第二位，达到16.8%；美国作为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占世界总消费量的21.3%。煤是中国主要的能源，占总消费量的七成以上，石油所占的比例不到两成。这种能源结构和美国明显不同。美国最主要的能源是原油，占总消费量的40％左右，天然气和煤炭各占25％左右。 中国是全球第三大原油进口国，占世界总进口量的8.2%。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为美国，占世界总进口量的25.3%，第二大原油进口国为日本，占世界总进口量的10.3%；美国、日本和中国的原油进口依存度依次为：53.2%、89.6%和44.3%。 根据国际能源署2007年所作的预测，中国将在2010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能源消费国。到2015年，中国的新车销售量就将超过美国。 二氧化碳是最主要的温室气体，主要来自化石燃料的燃烧。由于中国的能源结构高度依赖于煤炭，单位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明显高于其他以原油、天然气为主要能源的国家。国际能源署的统计表明，2007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2000年到2006年世界新增二氧化碳排放中，中国占了58%，而印度仅为6%。 在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的世界图景上，发达国家如美国、欧盟和日本、新型经济体如中国和印度各自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是一目了然的。各国的立场分歧，就是基于对这幅图景的不同理解而来。 中国的“历史悲情” 能源为工业化提供了动力，工业化又为现代化、最终为全球化提供了动力。尽管美国人弗里德曼曾经乐观地宣称世界是平的，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为了使世界趋于平坦，花去了大量的时间。 如果把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工业化的一个指标，可以看到世界曾经不平坦的程度。在过去的105年中，美国和欧洲国家累计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到全球排放量的一半以上，而中国仅占8%。 在人口众多的亚洲实现工业化又有特殊的难题。目前中国的人均排放量仅为美国的五分之一，到2015年，估计可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一，到2030年也只能达到美国的二分之一。 尽管已是全球化时代，中国仍很难忘记这样的“历史悲情”。当“历史悲情”成为能源、环境外交战略的逻辑起点时，地区平等、代际平等、人类平等就会成为重要的诉求：如果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不采取实质性的减排行动，中国没有理由、也完全没有必要承诺任何减排二氧化碳的数量指标。 困难在于，发达国家更加愿意以现实作为国家战略的起点。近年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已经呈现非常明显的“中国买什么、什么涨；中国卖什么、什么跌”的趋势。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矿产和原油。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铜消费国，从2002年到2006年中，国际铜价上涨了5倍；中国是全球第二大原油消费国，扣除美元贬值因素，国际原油价格6年来涨了2.8倍。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上涨大大增加了中国经济运行的成本，而发达国家一方面尽情享受着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带给他们的资源红利，一方面指责中国的价格管制导致消费量过快增长。华尔街已经形成了一套关于“中国拉升油价”的陈词滥调，每当油价突破新的价格关口，这些陈词滥调就会在主要媒体上泛滥。 对中国来说，是坚持历史和平等，还是承认现实？不管怎样，形成一个明确的、稳定的能源外交战略方针，是中国应对能源和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时的当务之急。 从中国自身利益考虑，节能降耗是必然之选。通过适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减少对资源、能源的依赖，既可以提高自身经济增长的效率，又可以减少国际炒家利用中国因素人为炒高大宗商品价格的机会。 况且，中国是气候变化风险最高的国家之一。近年来各类极端气候现象发生频率明显增高，很多都是源于全球地表温度上升所引发的气候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十分巨大。中国进行节能降耗，是有双重利益的。除直接经济利益之外，由此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就是最重要的间接利益。更何况，二氧化碳的减排也是一笔生意，排放额度能够作为金融衍生产品进行交易，获取更高的经济有益。 减排也是生意 从本次G8峰会来看，虽然能源、环境危机已呈现全球化蔓延态势，但国际协调机制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冷战以来的单边机制。美国和日本在此次峰会上的积极表现非常明显地表明两国意图在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发挥更大的主导作用。特别是美国，尽管面临着总统任期将至，政策制定有着诸多不确定性，但布什此次依然对气候变化政府间协议（IPCC）的总体技术指标表示了肯定：即为保证到2050年全球二氧化碳浓度不超过450PPM，减排5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发达国家为何对气候变化问题如此热衷？其实不光是能源和环境危机，更因为未来的减排机制意味着新的世界能源消费图景，其中蕴藏着巨大的生意。各国都希望利用国际减排机制来促进新能源的研发。中国目前已经是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印度也将在2015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作为未来新能源产品的重要市场，它们加入后京都协定，就意味着开启了进口新能源产品的大门。对于研发周期长、成本高的新能源技术来说，这两大市场的开放无疑是最大的定心丸。 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国，30年来，中国经济的成功得益于开放，今后也必须继续开放下去。在世界能源消费的新图景面前，中国需要改变目前以低价能源资源补贴出口产业、输出资源红利的不利局面。当前国内通胀压力较大、出口企业又面临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贸易条件恶化等不利因素，但如果中国强力推行减排，势必会加速产业向东南亚等其他国家转移，可能会出现国内产业空心化的危机，而如果能够尝试利用后京都时代IPCC的碳税系统，把必要的资源环境成本计入向欧美各国出口的商品中，则中国的相对贸易条件将不会受到冲击、比较优势将得以保全。 在能源和环境问题上，中国应该走出历史悲情，面对现实，尽快明确和稳定立场，参与和利用国际合作框架，为中国崛起赢得时间和空间。（作者为复旦大学能源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