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3年，是香港著名漫画家王泽的漫画《老夫子》问世50周年（王泽原名王家禧，发表漫画时以长子王泽之名为笔名，《老夫子》现由王泽继续经营）。《老夫子》被誉为“最具生命力的华人漫画”，一系列相关的庆祝活动早已展开：完整集结出版王家禧的手稿，在台湾推出限量版《老夫子年代大全集》珍藏版套书，在香港举行“老夫子怀旧展”—女星张可颐出席开幕仪式时还扮演了《老夫子》中的“陈小姐”一角。 一部华人漫画风行五十年，可算文化奇迹，但不为人知的是，“老夫子”这一漫画形象涉嫌抄袭公案多年。早在2001年，“老夫子”就被指最早诞生于解放前的天津，作者名叫朋弟（原名冯棣）。这些年来，虽然京津两地文化界陆续做过一系列“为朋弟不平”的活动，但依然不能扭转“朋弟种树、王家禧摘果”的事实。王家禧父子方面则一直对这一质疑采取躲闪回避的态度。 香港内地先后揭发抄袭 1963年始，王家禧以长子王泽之名作笔名，在香港的报章杂志上发表“老夫子”系列漫画，主要角色有老夫子、大番薯、秦先生、老赵、陈小姐等，大受欢迎。1964年，香港吴兴记书报社发行《老夫子》单行本，之后又陆续在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等地出版单行本和套装，《老夫子》还被不断改编成电影、动画片等，风行至今。 1992年，香港出版人彭志铭（现在香港经营“次文化堂” ）主编一本名为《漫画读物》的评论杂志，某天他忽然接到北京朋友寄来的资料。资料证明，香港著名漫画《老夫子》抄袭三四十年代天津老漫画家朋弟的作品。“我们一看，不得了，因为真的很多证据。”彭志铭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说。 彭志铭随后将资料悉数发表，得到的是小王泽的否认：“他还说我们是不对的、说谎的。”彭志铭说自己还看过王家禧给台湾《皇冠》杂志做的访问，追述自己如何创作老夫子的过程，“他每一句都说谎”。 1996年，作家冯骥才发现港台和海外竟然流行一部似曾相识的“老夫子”。冯骥才出生于天津，知道三四十年代的天津有过一个“老夫子”形象，作者名叫朋弟。1999年，冯骥才正式在天津《今晚报》上发表文章《朋弟的“老夫子”与王泽（即王家禧）的“老夫子”》，向世人明确说明：“老夫子”最早是由朋弟创作的，王家禧的“老夫子”是抄袭。 文章详细记录了自己发现王版老夫子的始末：“1996年我从埃及回国途经新加坡的时候，在书摊上到处可以看到一种名为《老夫子》的漫画图册，经友人介绍才知道‘老夫子’已经享誉四海。但是，这个‘老夫子’已经不是三四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天津漫画家朋弟的手笔，作者名叫王泽！我曾看过天津老漫画家黄冠廉的文章，指责这位自60年代起在香港发表了大量关于‘老夫子’的漫画故事的王泽，有剽窃朋弟之嫌，并且在香港《漫画读物》上用文字来表达心中的愤愤不平。王泽生在天津，原名王家禧，50年代在文化宫做美术干部，60年代到香港，开始在报端发表题为‘老夫子’的漫画故事。后来我翻看了王泽的《老夫子》，可以断定，在人物造型与性格设计上， 王泽确实搬用了朋弟的‘老夫子’、‘老白薯’等所独创的漫画人物。何况连名字‘老夫子’也是人家朋弟的！” 1999年底，藏书家姜德明也在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漫画》第六辑中发表《朋弟的“老夫子”》一文，指称香港“老夫子”是抄袭。2001年5月9日，《中华读书报》又发表谢其章的文章《谨防“漫坛赝品”》，持同样观点。 王家禧的风光与朋弟的凄苦 朋弟原名冯棣，1931年毕业于上海艺术专科学校，艺术创作活跃时生活在京津一带，作品多发表于当年的报刊如《新天津画报》、《庸报》、《益世报》、《银线画报》、《三六九画报》、《一四七画报》等。朋弟熟悉社会底层，漫画具有很强的市井色彩。由他创作的老夫子是一位遗老形象，充满旧事物与新观念的冲突。冯骥才称：“及至50年代在北京琉璃厂和天津天祥商场的旧书铺，花上一两角钱仍然可以买到一本旧日的《老夫子》，可见当时发行量之巨，流行影响之广。如今京津一带50岁以上的人脑子里大都印有老夫子那个笑话百出的形象。”又据《天津通志：文化艺术志》记载，1944年，重庆举办过一场《纪想曲》漫画展，观展群众达20余万人次，周恩来也曾前往。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朋弟的连环漫画《老白薯》、《老夫子》、《阿摩林》等。 随着时代变化，朋弟的创作环境也在改变。50年代后，老夫子的形象不再合适当时的社会环境，朋弟本人的创作也停滞了。1957年初，社会思想松动，朋弟画了一幅《白薯出土》，刊在《北京日报》上，但紧跟着开始“反右”，朋弟因此被批评，从此再不敢轻举妄动。1983年，朋弟孤寂地去世。
反观王家禧，他从60年代开始发表《老夫子》，70年代最受欢迎，80年代将漫画市场转战台湾。冯骥才这样概括王版老夫子：“虽然将老夫子后脑壳的发辫去掉，大腿加长了一些，还把老白薯的上衣换了一件，名字也改了一个字（把‘老白薯’改称‘老蕃薯’ ），但基本的形象和性格特征却与朋弟笔下的人物全然一样，这就是王泽之所为了。”“王泽是毫无疑问的抄袭，我觉得这样挺无耻的。承认一下原型来自朋弟的作品也没关系。他说他这个形象是原创的，但是我们都对比过了，帽子、坎肩、坎肩上那三个圆圈，全部都是一样的。” 率先在香港揭发抄袭的彭志铭并不认识朋弟，但是他听闻朋弟的晚年生活凄凉：“70年代是王泽最风光的时候，但那也是朋弟最苦、最惨、最悲哀的时候。有人把香港的老夫子漫画带给他看，那时候他已经病了，又没有钱，看到王泽的漫画，一句话都没有说。我听了感觉很苦。” 冯骥才甚至还在1997年见过王家禧一面：“我在大树画馆接待了一位来自海外的画家，他自称王泽。这位王泽先生说他曾在天津生活近30年，对津门感情尤深。谈话中才知道他居然就是海外《老夫子》的作者王泽。我当即问他：‘您认不认识朋弟？’他说：‘认识认识，很熟。’就此一句，随即便回避了这个问题。当时，我想到了黄冠廉先生那篇文章，并想起王泽在他自己的文章中一直讳言于‘朋弟’二字。为了避免客人难堪，我也跳开了关于老夫子的话题。” 朋弟后人“支撑不起” 2001年，冯骥才专门编辑并主持出版了《文化发掘老夫子出土—为朋弟抱打不平》一书（西苑出版社2001年7月版）。书中，冯骥才精选出已故漫画家朋弟一生中的各类艺术作品，比较分析了朋弟和王泽的各个人生阶段，对二种“老夫子”在人物性格、造型等方面的雷同之处做了详细论述。 此书出版后，西苑出版社当时的社长兼总编辑杨宪金提出，按照原样出版一本《老夫子》，让关心漫画历史和朋弟的人掌握更确凿的依据。冯骥才赞同这样的想法，开始到处搜集朋弟作品。他的朋友曾在古玩市场发现朋弟的一幅水墨《老夫子像》。冯骥才在自己的画展上为观众和读者签名时，有人曾塞给他一个纸包，“说是送给我的礼物，还说这是你想要的”，冯骥才连那人的面目都没看清，回去打开一看居然是三本朋弟的原版原作：第一集和第二集的《老夫子》，还有一本是《阿摩林》（阿摩林为上海方言，傻瓜的意思）。综合这些资料，再加上冯骥才原本搜集的朋弟作品，西苑出版社最终得以重新出版朋弟的原版原作（西苑出版社2003年5月版），新版一律按照原版版式，内容不删不减，同时影印加刊了两份真迹手稿。 从1992年彭志铭最早揭发抄袭到1996年冯骥才发现其中蹊跷，“《老夫子》抄袭公案”最终在2001年到2003年发酵，轰动一时。冯骥才这样分析这桩惊人的“抄袭公案”发酵多年的原因：香港和内地隔绝，信息不通，使得王氏钻了空子；当时的人没有版权意识，不知道也无力捍卫自己应得的权益。 那么，最应捍卫《老夫子》利益的朋弟后人，今在何处？时代周报记者四处询问一个多月，一直没有结果。据为朋弟正名奔走的冯骥才和杨宪金说，他们也不知道朋弟后人的下落。 冯骥才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当年自己为朋弟出书，在北京的西单图书大厦搞签名售书活动，和朋弟的家属确有见面，并且告诉他们，这件事可以打官司：“当时的感觉，他们的孩子没有经济力量，而且也是无人出头，感觉他们的性格都不是很强。我当时就有点感慨，朋弟先生恐怕是后代无人，这个冤枉可能要背下去了。” 杨宪金如今已经退休，手上仍然有朋弟后人当年的联系方式，但是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联系方式已经都失效了，他曾托人打听多日，还是没有线索：“他们已经搬家了，电话也打不通。这些后人之间好像相互也不联系。”说起朋弟后人，杨宪金和冯骥才的感觉差不多：“感觉他们支撑不起来这件事。我和冯先生当时做了那么多工作，他们联系上这个联系不上那个的……。” 时至今日，仍“不便回应” 一边是朋弟寂寞去世，另一边是王家禧、王泽父子的《老夫子》一路风行。王家禧年纪渐大后，其子王泽接手漫画事业，开始给老夫子漫画灌注新的创作灵感，和新时代新事物结合：老夫子开始接触现代都市生活，遭遇堵车、逛百货公司。王泽也陆续尝试了跨领域的合作模式，除了被拍成电影、动画片，老夫子还开始代言广告，出现在食品、衣服和生活用品上。2000年，香港中国星电影公司联合导演徐克，拍摄了真人与3D结合的卡通片《老夫子2001》，谢霆峰、张柏芝主演。2006年，香港一份名为《悦读交享乐—全港学界悦读大行动二零零六》的调查报告指出，老夫子是香港中小学生最爱看的漫画。2007年，据《南方日报》报道，《老夫子》漫画是广州市小学六年级生票选最受欢迎的课外读物。2008年，王家禧的“老夫子”原稿成为苏富比拍卖公司的全球首件漫画拍品。 时代周报记者联系王泽访问已近一个月，其公司给出的回复一直是“没时间”，而王家禧早已在美国养老，称不便接受采访。当记者引用媒体报道询问其公司公关人员时，对方回答：“这个新闻已经很久了，我们是不方便回应的。”记者一再询问有没有公司的官方说法，对方反问：“到底要针对什么澄清，解释什么？”最终，王泽公司的公关人员正式给出了邮件回复：“对于这陈年旧闻，我方不予回应。” 彭志铭说，老夫子自上世纪80年代起在香港逐渐式微，随后转战台湾，抄袭之事“20年里都没有人在讲”。因为老夫子诞生50周年的种种纪念活动，《苹果日报》有记者就此事采访彭志铭。彭志铭当然重提抄袭之事：“那个记者很年轻，不知道这些事情，我立刻给他资料，然后在《苹果日报》刊登出来。” 之后彭志铭收到反馈，《苹果日报》的报道让很多年轻的香港漫画人震惊：“研究以前漫画的人知道这件事。但是更新一代的年轻漫画家都是玩游戏机、看外国漫画的，比较少关注这个事情。《苹果日报》登出这件事之后，他们很震惊。因为一直有人说《老夫子》是代表香港漫画的，现在告诉年轻人这是抄袭的、不能代表香港漫画，这没有道德，我们不承认。整个漫画界都感觉很震撼。” 冯骥才当年的秘书李健新也是天津老漫画的研究者，著有《天津二百年老漫画》。李健新认为：“王家禧一开始在天津的第一工人文化宫搞美术工作，他应该是知道朋弟老夫子的那三个人物，是受到影响的。他在香港画老夫子，我也看了，他的创造性劳动我也很欣赏，包括做动漫这些。他的思维也是开阔的。但是有个问题他应该承认，就是自己在创作老夫子上受了朋弟的影响。他一直不表态，含糊其辞，这就不够仗义，不够光明磊落。不捅破那一层窗户纸，让这事变成了永远的谜。是你的就是你的，这样干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