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王军 没人过生日，但有人请客吃生日蛋糕。众人都期待着分享这块蛋糕，但对如何分割始终争吵不休。请客的人要求想吃蛋糕的人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吃掉蛋糕。于是，想吃蛋糕的众人不得不先答应这个要求，而负责看管蛋糕的人这时已经动手切蛋糕往外卖了......蛋糕好吃，却无法下手分切，着实令人烦恼。 深圳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城建”）的员工购股计划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分蛋糕的故事。包括管理层在内的600多名员工，试图购买这家地方国有房地产大型企业70%的股份（其余30%为国有股），总计耗资约10亿元。 2005年4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财政部联合发布的《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宣布禁止大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及所属从事该大型企业主营业务的重要全资或控股企业）的国有产权和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向管理层转让。深圳城建的员工购股计划包括向管理层转让股权，本属禁止之列。但在2005年底，该计划经深圳市正式批准立项，搭上了内部人私有化的末班车。但同时，市政府又要求购股计划必须在2006年底之前完成。 国资委和财政部2005年4月宣布禁止大型企业管理层私有化，但深圳市政府在2005年底还是批准深圳城建员工购股计划立项，只要2006年底前完成即可——中央部委宣布禁止的是“行为”，而深圳市停止的是“立项”——市政府似乎比企业内部人更急于推行管理层私有化。 “私有化”目前已经不是什么难以启齿的事了。前几年回避“私有化”的提法，而使用“民营化”一词——其实二者的意思是相同的，英文都是Privatization。当前，从公众到中央政府，人们普遍认识到，私有化不仅是一个产权性质转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财富分配过程；这个过程如果缺乏足够的透明度、缺乏监督，如果放任内部人自我交易，则不仅全民资产将横遭窃夺，而且依此种违背公正和法治建立的产权和制度体系只能鼓励越来越严重的腐败而不是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因此，2003年以来，内部人私有化面临越来越多的政策限制和社会监督压力。 深圳城建的购股计划“五易其稿”，直至今年3月15日，方案才在职工代表大会上通过。引起笔者兴趣的是，此前大多数其他企业的内部人私有化都比较顺畅（至少内部人之间比较一致），为什么深圳城建的购股计划这么困难？
如果说，员工购股计划是一场财富分配游戏的话，那么，游戏规则决定了这个游戏的玩法和玩家的博弈。 从有关报道提供的信息看，深圳城建改制迟滞的关键原因是，管理层和职工群众在购股数额和表决权分配方面产生了严重的利益冲突。管理层自然希望在改制后的公司中拥有足够大的话语权，即拥有比较集中的大股。但是，他们至少面临两个规则障碍，也是烦恼之源。 第一个障碍是员工持股会。由于《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股东人数有50人的限制（但《公司法》未明确限制公司成立后的股东人数），许多企业的员工购股计划不得不采用员工持股会（以工会社团法人的名义登记为公司股东）代表员工集中行使股权。员工持股会是企业工会的下设机构，其负责人由持股员工民主选举产生（如《深圳市公司内部员工持股规定》（深府[2001]8号））。员工持股会不仅用于规避《公司法》人数限制，某种程度上，也是“股份合作”观念的延续：员工股与员工身份紧密结合（所谓股东和劳动者身份结合），与一般的有限公司股权不同，其转让对象限于内部员工，员工离开企业后不得继续持股。而“股份合作制”恰恰又是避免被指责搞“资本主义”或“私有化”的一个改制方式。 然而，员工持股会实际上产生了一个可能超出立法者预见的效果。它事实上导致了员工股的集中，形成了一个职工群众一致行动的组织体。在深圳城建这个案例，如果员工持股会持有公司70%的股权，那么，（无论以何种方式）控制了员工持股会就等于控制了公司。因此，在制定持股方案时，管理层坚持让全体持股员工（包括管理层）直接参加股东会，独立行使自身的表决权；而在公司持股会中，持股员工“不行使表决权”。这个方案引发了职工群众和管理层之间的持续争执。 第二个烦恼是，任何改制方案均须提交职工代表大会审议。2003年以来，国务院国资委等部门的多个文件（如国办发〔2003〕96号等）都要求，国企改制的方案必须提交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并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及时向职工公布。于是，购股数额和表决权分配等问题必须在职工（代表）大会上通过才能提交国资管理部门批准。这又对管理层构成了很大的制约，管理层不可能甩开职工群众单独制定改制方案。 当然，职工群众也不能甩开管理层单独实施员工购股——没有管理层的积极推动，职工群众们也吃不到这顿最后的晚餐，而只能眼看着外部投资者公开竞买企业股权。所以，二者当前的关系，借用一句老话，是“既联合、又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