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俞敏洪成为中国最富有的教师，但他却后悔把新东方做大，这是为什么？
□〓苏庆先 俞敏洪普通得让人惊讶。 几天前见他时，是在一家宾馆的大堂。一件不知穿了多久的T恤，被很随意地扎在牛仔裤里，脚上是一双深色运动鞋。如果单从穿着上看，这个身形瘦削、文气很重的中年男人更像一个失意的大学讲师。 事实上，他很早就被冠以“留学教父”和“创业英雄”，也是公认的中国英文教育行业中独辟蹊径的领袖人物之一；而在《时代》周刊的描述中，这个一手打造了新东方品牌的中国人更被称为“偶像级的，就像小熊维尼或米奇之于迪斯尼”。 一年前，俞敏洪在纽约证交所敲响了上市的钟声，新东方作为中国首家教育概念股受热捧，股价上涨强劲。该股截至8月31日的收盘价为52.95美元，较15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价上涨了3.5倍多。而持股31.18％(4400万股)的俞敏洪个人财富也水涨船高，如今已是20多亿身家的中国最富有的老师。 然而，创造了多重神话的俞敏洪却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惬意”。在公司内部期望和华尔街严格的资本体系推动下，他就像一颗高速运转的行星，在学校、投资者、股东和媒体之间的轨道上来回穿梭。他坦言压力很大，也很疲惫，甚至“后悔把新东方做大”，后悔“把新东方弄上市”。 在他离沪之前的短暂时间里，我们聊起了他的感受、成功和对未来的期待。 为什么后悔 记者：新东方上市一年了，现在感觉怎么样？ 俞敏洪：一方面感觉压力比较大，上市后实际上是把内部压力转化为外部压力了。以前内部人员拼命在问，新东方做得怎么样，新东方怎么做；现在变成外部投资者在问你做得怎么样，怎么做了。 另一方面，感觉“做教育”和上市还是有一点冲突的。作为一家好的上市公司，你就要铁定做到收入增长多少，利润增长多少，以及人数要增长多少。但对于一个教育机构来说，它的最大的可持续性发展的保证，是在于它的教学质量，而并不在于它的学生每年增长了多少。 由此我就陷入这个矛盾，一方面要保持(公司的)可持续增长，另一方面要保证教学质量同步增长，这都是需要时间的。单是去年一年，新东方在教师培训管理上的投入就几千万。原来我做事比较从容，上市前也从未算过新东方每年增长率是多少。我会从容地把该花的钱都花掉。现在别说“从容地花钱”了，有时候还要省下来变成利润。
所以对我来说，这种状况就变成一个较难平衡的状态，也是比较痛苦的状态。我本人比较喜欢悠闲地去做一件事，这点被上市给破坏了。 记者：你之前曾说过“后悔把新东方做这么大”，现在还后悔吗？ 俞敏洪：两个后悔。第一后悔是把新东方做这么大，第二后悔把新东方弄上市。对我个人生活来说，两个决策都是错误的。但是，这又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当时新东方初创时，肯定想做大，做到了一定程度觉得对我个人生活也够了，平时有点时间去旅游、写写书不是挺好吗？但是在做大的过程中，别人又参与进来了。当你认为自己做得差不多的时候，周围的合作者又会说不够好，他们希望你继续做。但同时随着人员增加了，利益纠纷增加了，结果你就发现自己主动做的感觉开始慢慢消失了。比如说像新东方上市，开始的时候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不想上市的。但当时面临着竞争的问题和内部利益分配的问题，当时全世界的资金都在找中国的投资项目，而很多基金已经开始找到了教育领域。万一真有一家外语培训机构比新东方早上市了，那么从竞争和资金上来说，新东方将会面临一个强大的对手。 记者：可以说你是被别人推着走的？ 俞敏洪：对。如果说新东方从最初的发展到做大的过程中还有我许多主动因素的话，上市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直被推着走的。外来竞争对手也算一个推力。内在的推动更厉害，因为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大家都拿了新东方的股权，股权变现是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能一下子拿到钱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需要承担太多后果，那当然是大家很愿意希望的。 当然，新东方最终还是被推上市了，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化解内部矛盾，否则新东方内部的人、循环在内部圈子里的人大家搅和，搅和到最后都觉得没有出头之日。一旦上市以后就有出路了嘛。所以在内外因素的推动下，我还是决定上市。从我个人的心情来说，我至今还认为不是我个人最佳的选择。但它可能是新东方和新东方人的最佳选择。 记者：可是你曾经也提到上市是你目前为止最成功的一个商业决策。 俞敏洪：它的确是个成功的商业决策。从竞争优势、国际化速度、外部资本合作、内部矛盾化解，以及新东方管理层的崛起、规范的建立来说，它肯定是个很成功的商业决策。 记者：你的生活这一年发生什么变化吗？ 俞敏洪：总体来说没有太大变化，还是跟以前一样忙。如果说有变化，就是把原来跟新东方内部人交流的时间，分出一大半跟外部的人进行交流，包括各种各样的投资者、各种股东，还有各种各样的国际会议，都得参加。第二个变化，就是更加被公众化了。我的个人生活空间因此而受到很大挤压。 性格决定命运？ 记者：我们知道，你在成功前经历过很多挫折，包括考大学、出国，包括新东方上市前内部一些矛盾等等，是什么让你一路走过来的？是性格还是其他因素？ 俞敏洪：应该说我个人的性格起了很大作用。比如，我性格中有些坚忍不拔的成分，做事情非要把事情做得相对好。比如我考大学，第一年没考上考第二年，第二年没考上考第三年；出国也是联系了4年，当然最后没有成功。后来做新东方做了十四五年，还在很认真地做；在北大当老师一当就当了6年半，今年是第7年。总体来说，性格里还是有一种坚韧性，不会随便放弃。 第二我比较有上进心。不是说绝对要得第一名，而是自己有进步心态，比较善于学习。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我都没有得过全班的前20名，但还是坚持在学，而且大家大学毕业了工作了，我还是边工作边学。由于有这样的上进心，潜移默化地最后就做成事情了。 第三点，我比较有耐心和宽容度，这一点在做新东方后看出好处了，因为一帮子人在一起总有各种各样的摩擦，各种各样的斗争，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伤害，我能容得下的话，就不太容易把事情弄到极端，就很容易让大家重归于好。 第四我觉得自己做事还是挺有原则的。凡是违反了我认为不该违反的道德准则，我是毫不留情的。所以新东方也有被我开除的(老师)。包括在家庭生活中，夫妻之间如果吵架，(吵)到什么程度，哪个底线不能碰，是我们两个都知道的。 记者：新东方的成功还有一些自己的特色，比如说老师讲课有幽默感，善于鼓励等等。那么上市以后新东方的特色有没有发展？ 俞敏洪：这种特色不受公司上市的影响。像幽默、励志、充满激情的讲课、讲课时内容要极其熟练等等，这些元素新东方依然保持得非常好。 记者：那么有没有内涵的提升？ 俞敏洪：关于内涵，我们希望把新东方的精神、理念和新东方的励志等系统化，让它能够施惠于更多的人。上市后新东方要考虑发展，我们可能会把这套系统扩展到更大的领域中。 记者：在业务上，新东方会有新的扩展计划吗？ 俞敏洪：从业务方面来说，新东方现在主题还是外语培训。未来我们可能会扩充到中小学的同步培训，当然是除英语之外的课程。实际上，我们现在的中小学英语同步培训已经做得相当厉害了，一年几十万学生。对于化学、物理、语文、数学等课程，我现在也可以做了。还有，我们现在已开始做学前教育，比如说幼儿园，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进入了。除此之外，职业和就业培训也是我们的方向。还有就是我们之前做的图书编辑与出版、杂志编辑与出版、远程教育等等都在逐步增长，不会有大的改变。 记者：能谈谈新东方上市之后的价值所在吗？ 俞敏洪：我个人觉得新东方价值无限。原因很简单，因为新东方是个教育机构，我很自信我们传授给学生的终究是有用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新东方为中国孩子们的成长还是做出贡献的。我也因此觉得新东方有非常合理的存在价值。 记者：你认为新东方在中国外语教育的质变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俞敏洪：它起到了一个催化剂的作用，即在部分意义上改变了中国外语教学的模式，但不能说它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因为它实际上只是在原有中国老式教育基础上增加了一点点灵活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新东方未来能对中国的整个教学体系带来一些改变，能使得课堂气氛更活跃，使老师能更真实地跟学生进行交流，老师能对学生未来的人生道路、对他们的发展起到真正的指导作用。 要办最好的精英私立大学 记者：上市之后，新东方直接面对华尔街对上市公司的严格规范，你觉得这些规范给新东方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俞敏洪：现在对新东方来说，每个人手里有多少股票是一清二楚的，每一股都登记在证监委的文件上。对于后来者来说，你进来拿多少工资和奖金，未来能做到什么程度，拿到怎样的股权，也都写得一清二楚。既然这样，就不存在利益纷争的问题。唯一争的一次，就是在我们每年的“新东方利益开放日”。这是什么概念呢？比如说你是新东方某学校的校长，今年我给你定了一个工资标准，要签薪酬确认函，确认今年你拿的福利薪酬奖金，我说你看，我给你这么多工资，年终你做到什么程度、完成什么预算就拿多少奖金，你预算做好了、团队建设好了，你就能拿多少期权，你的旅游费一年大概会有多少……这是我定的价。对此你可能有两种反应，一种说OK，我就这么干了；第二种，你可能觉得跟自己的能力和期望有差距，那么你可以跟我争，争得有道理，我就照你说的改，重新写合同。这是上市后带来的一个重大好处。 第二个好处，就是上市监管极其严格。首先我之所以选择去美国上市，就是因为它监管严格。我是读了它的条款的，一条一条读完，读完以后我就想，新东方能不能做到？ 上市最严格的一条规矩，就是作为公司的第一把手，任何时候都不能造假，任何时候都不能有幕后行为。此外，它的萨班斯法案404条款是一个针对内部控制的条款。我想，对于这些条款新东方如果能做到的话，那公司就不用我管啦，因为它能自动管起来——从人力资源到财务到行政、市场等，一条一条的规矩，一环紧扣一环。而这是我们自己做不出来的，一定要让它像一把剑悬在头顶，让大家知道。 但是坏处也太多。从上市到现在一年，我们为了内部控制的完善已经花了一两千万，这可都是净利润，也挺心疼的。 记者：你现在首先是一位英语教师，也是一个商人，还是老板。怎么看待自己的角色定位？ 俞敏洪：反正都是。各个阶段有对自己不同的角色要求。就像一个人一天的角色转换会很多，回家是父亲和老公，到外面是公司老板，到了更大的老板面前自己变成了雇员。所以我的角色是很灵活的。 如果让我选择终身职业，我是愿意去当一个老师。但是让我现在定位角色，我应该算是一个老板，因为我手下有6000多个员工和老师，全靠着我能否对新东方指挥得当来决定他们的生计。我觉得这就是我最大的贡献了。如果从商业原则上来说，我又是商人、企业家。我一直认为商业精神是人类有文明历史以来、发生利益交换以后最伟大的原则。西方社会的平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相待，利益交换的透明，诚信体系的建立，无一不是因为西方经过了200年的商业的长期竞争，最后总结出来的人类最佳选择的生存状态。所以我非常乐意把自己当成一个商人来看待，一个执行了诚信原则、平等交换原则、互惠互利原则的商人，而不是那种投机取巧、权钱交换的商人。 记者：上市一年来公司的运转很正常，也很顺利，那么你个人未来的目标是什么？ 俞敏洪：实际上比较简单。首先是要把新东方做好。如果这一点能做到，也许我会慢慢得从总裁和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去做几件大事。第一，每年资助500-1000名贫困大学生，帮助他们完成大学学业。这已经在做了。第二，我希望能以上市公司股份换到的钱去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我希望它是一个包括经济、法律、商学、哲学、宗教等的小型人文精英大学，并且能够做成中国一流的私立大学。第三，如有闲暇的话多读点书，到全世界各地多走走，把我的那份悠闲心情给收回来。 记者：你已经是中国最富有的老师了，现在对财富有什么样的概念？ 俞敏洪：我觉得之前说的一句话挺合适的，叫做“有财富未必有人生，有人生未必无财富”，就是说一个人有钱并不意味着他的人生就完美、就比别人高。人生境界的高低和一个人一辈子过得值不值，有没有钱是没关系的。有智慧的人有了钱，会用钱让自己的人生更完善、更丰富、更完美；而没有智慧的人有了钱，会使自己变得更愚蠢。 （摘自《新民周刊》2007.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