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吴飞：同行批评是进步必须 专业主义则是前提 时代周报：同行之间不拆台似乎是中国媒体默认的潜规则。为什么是财新在打破这一潜规则？ 吴飞：这些年，从《财经》到《财新》，包括现在的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胡舒立团队一直在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媒体要想真正做好舆论监督，要想构建一个理性的公民社会，媒体本身的干净与否是非常重要的。 欲立言，先正己身。打铁还需自身硬。如果一个媒体自身是个糟糕的组织，没有专业主义追求，没有职业素养，何谈舆论监督？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讲，也是如此，正所谓“行不正，言不顺”。 如果媒体自身没有价值追求，所谓的同业监督，在别人眼里就是狗咬狗或者是分赃不均导致的，说出的话自然没有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央视做过那么多的批评报道，很多人仍然认为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闻媒体。 我认为，针对同行的批评是中国社会进步之必须，但前提是相关的批评必须建立在新闻专业主义之上，而不是所谓的路线之上。 时代周报：这是一种怎样的新闻专业主义？ 吴飞：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是基于人们对传媒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认知的，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人们对“新闻专业主义”概念的基本内核尚未完全达成一致。但根据一些学者对新闻专业主义做过的归纳，可从社会责任、身份识别、社会公用、职业价值取向与专业自律等五大要素上对专业主义作出相对明晰的判断。 也有一些媒体会对同行以评论的方式进行批评，但是这种批评不是基于新闻专业主义，而是纯粹从意识形态观念出发，给对方贴标签，这些媒体从业者的职业志趣可归纳为政治宣传型。 另一种与新闻专业主义相对的是“士”型新闻人，他们有一种传统的中国士人情结、知识分子情结，提倡向权力说真话。一旦得君行道，他们的批判传统即经制度化而成为政治秩序的一部分。“士”型新闻人与胡舒立团队秉持的新闻专业主义都是极富有理想追求的，区别在于后者追求科学主义、专业主义的理念。 好的媒体同行批评，一定是本着公民需要出发，其报道理念、报道技术、报道角度无一不是围绕着公共利益、公众利益。财新的这几篇揭露媒体腐败的报道各有特色。关于达芬奇报道，是从职业操守的角度出发批评央视报道的不够专业。而《删帖生意》，谈的则是中国媒体信息生产、信息控制的过程中，伴生的寻租现象，网络亦不能幸免。只要有权力的存在，就有可能导致腐败。 尽管《删帖生意》被删了，但与纯粹的政治监督、企业监督相比，所冒的风险还是小多了，因为监督的是媒体自己。其可操作性比针对党和政府这类强大的权力部门的舆论报道要容易些。 另外，中国因为腐败严重，社会组织信誉普遍下降，这样一种没有信任可言，没有信誉可言的社会是可悲也是很可怕的。中国社会若要有政治改革，若要往前推进，建构一个好的环境媒体自不待言。如果媒体本身是腐败的，想让这个社会变好非常难。从这个逻辑切入，财新的启示，守住专业底线，先把自己做好，是值得提倡的。 时代周报：在西方，媒体被誉为“第四权力”。权力不受制约，作恶成为必然。新闻媒体亦如是。按照目前的新闻体制，媒体依然主要是依靠“他律”。在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化的今天，仅凭这种自上而下的监督管理体系能否遏制无孔不入的媒体腐败？媒体自律体系是否亟待建立？ 吴飞：中国的传媒业，一方面面临社会转型这一重大变局，另一方面其自身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你提到的传媒职业权力与党政权力的混同，正是传媒业自身重大变化的原因之一。媒体一改往日单一的角色，而集政治宣传、社会公器、文化产业等多重角色于一体。 如果将不同的角色归纳为不同场域的活动，就意味着媒体需要遵守多种不同场域的游戏规则，这自然会导致其伦理道德秩序的紊乱。对于作为“政治人”的传媒而言，忠实传播上峰的声音和意图是最大的目的；对于“经济人”来说，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其根本任务（财新这几则报道中所涉媒体多属此类）；而对于“专业人”来说，他需要的是客观准确地传播信息。 换言之，专业主义、行政控制和市场控制是完全不同的控制模式，是一种社会专业与其他专业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协商专业权限而确立起来的专业“门槛”。对于新闻业而言，专业主义要求新闻业对外排除各种社会力量的干扰，树立自身的权威，对内统一规范，统一管理，以实现服务社会、服务公众的要求，两者互为条件、互为因果。 不少人反对同行自己打自己。其实，这非但必要，且相当必要。更为重要的是，媒体的自我批评，这是极其重要的媒体力量。遗憾的是，目前中国大陆尚无媒体的自我批评。如果有一天，媒体形成了一个合格的、严格执行的更正与纠错机制，媒体间的相互监督（职业共同体间的监督）运作良好，中国的媒体自律体系也就建成了。这种媒体自律体系，一定意义即是哈耶克所说的自生自发秩序，一种自发市场秩序所引导下的一个行业，或者一种企业组织。
一个有效的道德规范体系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明确而清晰的道德条文；二是组织监督机构（如组织内的评价组织、行业协会、行业评议机构之类的组织）；三是社会监督体系（如受众评议体系），只有这三者齐全，一个真正的道德自律与他律结合的体系才可能真正生效。如果以这三个层面来对照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业，可以发现，几乎每一个层面都没做好。 时代周报：回头再看这几篇报道，中国部分媒体及媒体人的“专业”精神都用在了所谓的“生意”上，职业伦理荡然无存，甚至触犯法律。今天的中国新闻与媒体，为何会大面积地出现生意热？ 吴飞：你这里所用的专业一词可能更近于一个职业关系网络，而不是一般学术定义上的专业。因为专业是有一种标准的，如戴维德·卡尔（David Carr）就归纳出了五个标准范围，即：提供一种重要的服务；既有理论背景又有实践背景的专门技能（expertise）；有特别的伦理维度（dimension），一般都明确写在实践规范中；有组织和内部约束的规则；职业人员要有较高程度的个人自治—独立判断权力。 今天的中国媒体中，确实存在一种相对不自由的舆论氛围。首先很多有能力写出好报道的记者，长期得不到重用，能力得不到发挥，导致很多报道作不出来。其次，不能确定的是，相较于其他行业，媒体是否为那种真正职业理想主义者更少的群体。有人把媒体人称为新闻民工，言下之意新闻人赚得不够多，因此，收红包、搞有偿新闻是不得已而为之。这种类型的解释是非常苍白的。如果要赚更多的钱，完全可以去从事其他行业，何必占着控制话语权、话筒权的职业。其三，目前，中国法治不完善、职业共同体又有待建构的背景之下，监督的缺失完全是权力膨胀所导致的结果，媒体之恶亦无法得到有效的遏止。 把专业知识和职业中建立的社会资本转化成不正当的“生意”、只谈生意不谈理想，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理想的沦丧，因为把纯粹的理想放在一份谋生的职业上，是靠不牢的。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是很难的，一定需要借助外部的监督机制来达到理想的状态。 时代周报：细究中国社会任何一个领域的腐败，其惊心动魄的程度不亚于《删帖生意》、《IPO有偿沉默》中的描述。因此，是否应该站在更为宏观的高度看待中国的媒体腐败？ 吴飞：毫无疑问，中国的腐败，是一组群像，不限于某个行业、某个官员，是制度不完善、法制不完善的恶果。不过，体制的确存在问题，但身居体制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体制，因为体制之完善又是每个人自觉去努力和追求的目标。一方面，我们要致力于完善法制，另一方面我们又要严于律己。 如果这个社会想要改良，就需要从一个个具体的手术做起。如果要直接去做政治改革的手术，至少目前阻力还很大。而媒体切除自身毒瘤的手术，风险会小很多，而且成功的几率也会高一些，尽管这也需要勇气和智慧。以人的身体部位来打比方，媒体绝不是一个手指头或脚趾头的问题，它也不可能是大脑，但它是一个神经系统。因为信息是一个社会最为重要的脉络之一。如果信息不畅通、不准确、不科学、与民主没有关系，那么，这种信息仍然不是构建一个良性社会所需要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