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删帖生意》、《IPO有偿沉默》、《“造假门”始末》这几篇报道，之所以能引起广泛关注，首先在于新闻本身的价值。媒体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媒体领域的运作本身就是可报道的对象，具有新闻价值。上述事件既涉及媒介寻租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又触及寻租背后的政治权力，而政经领域正是财新这些年调查报道的用力点。
其次，胡舒立团队这些年推动的新闻专业主义，认为媒体领域的这种负面事件若能被监督报道，利于新闻传播业的自身净化。一家媒体的监督报道不能解决整个行业的腐败问题，但至少能让业界、学界乃至公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让更多的人了解媒体业存在的新闻寻租、敲诈营销，了解媒体受到何种控制以及利用这种控制变相从事新闻寻租的行为。 再次，财新之所以有这份勇气与底气批评同行，是因为它是目前中国大陆少数在编辑部与经营部门间建立防火墙的媒体。正因有了防火墙，才能坚守新闻专业主义。这一点，国内只有少数报刊才能同样有所坚守，而大多数市场化媒体未能坚守住这份专业底线。这也就是为何这些媒体即使批评同行，也不点名道姓，正是出于“推己及人，反求诸己”的考量，自己没有底气，更怕被别人监督，也便丧失了同业监督的勇气。财新团队引入了美国财经编辑记者协会的伦理规范，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现有国情下如何去处理红包、有偿赠送等职业规范，条分缕析，极具操作性。 目前看，要让更多的媒体主动走上同业监督的道路，并不现实。问题在于更前端，媒体是否还能坚守专业底线，这个更为重要。如果大部分媒体都无法坚持底线，还怎么奢望它们相互监督呢？在这个媒体被权力与商业双重控制的时代，媒体要保持独立与自主是多么的难。那些曾经令人尊敬的市场化都市报，近年来，由于盈利压力越来越大，也正在慢慢堕落。他们以事业运作的方式，新闻配合广告，兼顾新闻价值。客户需要什么，就做什么。到最后，已分不清新闻与广告的界限。商业网站，尤其是财经频道，对上市企业的敲诈，直接通过大客户保护名单来实现其对企业的承诺，获利甚巨。一些国字头通讯社和报社，凭借采访“权利”含有一定的“权力”，以舆论监督之名，行新闻寻租之实。 因此，比同业监督更为重要的是，学界和业界是否能合力建立一个独立的第三方行业评议机构，或者是媒体自批评组织，或者是媒体职业共同体，以此来约束、规范新闻传播业的职业操守、职业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