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际化、横跨两党的资源，让高盛的领导者成为白宫高官的最佳候选。 标准高盛人 当罗伯特·佐立克接替沃尔福威茨成为新的世界银行行长时，人们相信，此时布什能想起的人选也只有这位高盛副总裁了。 佐立克虽然是一个忠诚的共和党人，但他一直游离于布什的核心圈子，这也是他一直未能跻身白宫重要正职的显著原因之一。这位颇具天赋的政治家在2006年竞争财政部长未果后，离开华盛顿，回到高盛担任副总裁。
然而，在沃尔福威茨这位著名鹰派在世界银行因为“女友门”事件而声名狼藉之时，佐立克的半中立身份让他成为一个合适的接替人选。 他拥有丰富的国际事务经验。最早，他师从里根政府的重要人物詹姆斯·贝克，成为美国在1980年代处理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以及制定卢浮宫协定和广场协定的核心人物。 贝克改任美国国务卿后，佐立克亦步亦趋，并由此参与了德国统一的整个过程。他从贝克那里继承了极深的现实主义外交理念，成为一名务实外交家，以至于后来在主导美对华政策时，提出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概念，深入人心。 佐立克来自高盛这一声名显赫的华尔街投行，而他身上所表现出的种种特质，也正是高盛的与众不同之处。凭借这些优势，这个公司打破了一个记录：从来没有一个公司在华盛顿的政坛上如此群星闪耀。 这些对美国政治，甚至是整个世界都富有影响力的人包括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高盛原执行董事、现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乔舒亚·博尔顿；高盛首席经济学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市场事务负责人威廉·达德利；高盛前任执行合伙人、现任大宗商品期货及期权交易负责人鲁本·杰弗里；高盛前副总裁、现任主管国内问题的财政部副部长罗伯特·斯蒂尔；原高盛全球股票业务主管、现担任美国国务卿赖斯顾问的兰德尔·福特。 华尔街历史学家、曼哈顿学院教授查尔斯·盖斯特表示：“我认为，其他任何一家公司在这方面（把持这么多美国政府要职）都与高盛差得很远。” 此前，克林顿时期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和林登·约翰逊时期的财政部长约翰·福勒同样来自高盛。难怪前高盛副总裁丽莎·艾德里奇曾夸耀道：“如果你来到百老汇大街85号，上到30层的高盛总部，你会发现那里有一个纪念堂，每一个高盛的前领导人都位列其中。当你从头走到尾的时候，我敢说，你可以一个接一个地叫出他们的名字，他们在离开高盛后，都献身于公共服务领域。” 去年6月，前高盛总裁汉克·保尔森被任命为美国财政部长之时，英国《泰晤士报》专栏作家埃尔文·斯蒂尔泽惊呼：白宫和高盛进行了合并，成为浸透高盛文化的白宫－高盛联合公司。 为什么是高盛 事实上，汉克·保尔森很早就收到来自布什政府的邀请，但这位华尔街的强人予以婉拒。他担心，已呈跛鸭之势的布什无法赋予他权力，让他凭借自己的意志来完成经济改革。 但是，保尔森的前同事、现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乔舒亚·博尔顿说服了他，并把制订经济政策的主导权从白宫转移到财政部，同时，保尔森还成为事实上的对华政策制订者。 博尔顿在解释让保尔森出任财政部长职位的原因时特别提到：“他非常熟悉国际事务。”而这几乎也是高盛在华盛顿成功的一大秘诀。 这个公司30%的雇员来自海外，一直在国际化进程中富有进取心。在公司内部的升级机制中，高盛鼓励员工变换多种职位，它的员工不仅在不同的国家工作，同时还需要处理各种不同的业务。 “所以，当政治家们到华尔街寻找那些理解国际金融和地缘政治的能人时，高盛的领导者总是能做最好的准备，提最好的建议。”美国《民主》杂志执行主编克雷·莱森分析道。 从保尔森就职后的一系列表现，即可看出高盛在全球的努力没有白费。 甫一上任，他就率团访问中国。他先是抵达杭州，得到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接见，两人之前本就关系良好，从中也可看出高盛在中国政坛拥有的广泛人脉和影响力。 此后，他又在北京争取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接见。这让美国政坛人士对其刮目相看，因为他是第一个受到中国国家主席实质性单独接见的美国财政部长。令人吃惊的是，此次访问已是保尔森第71次来到中国。 回到美国后，保尔森找到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舒默和南卡罗莱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汉姆，进行私下谈话。他告诉这两位参议员，他赞同他们关于中国的一些看法，但认为采取增加27.5%关税的做法并不合适。 他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显示出良好的沟通能力，在美国的两党政治中游刃有余。作为一个共和党政府的高官，他经常与克林顿时期的财政部长鲁宾交谈，而鲁宾因为帮助克林顿实现了美国经济的高增长，至今仍在民主党内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这也正是布什看中高盛人保尔森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成为佐立克成为世界银行行长的重要考量因素。 在即将结束任期之时，布什要想在一个民主党控制国会的年代，继续推行之前一直无法进行下去的经济改革，他需要一个没有沉重政治负担，两党都能接受的人来制订他的经济政策，而高盛淡薄意识形态的传统让它在竞争中胜出。 同时，高盛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比美国的其他投行更鼓励团队合作，也使高盛的员工更能适应政治的需要，因为政治本身需要不断妥协。 在佐立克出任世界银行行长时，人们就提到了他的这一优点。英国《金融时报》在评价他时写到，佐立克表现出一种与他人结盟的才能，与政治背景不同的人——比如曼德尔森的前任、现任世贸组织总干事帕斯卡·拉米——建立牢固的关系。佐立克表示，他懂得，银行行长必须促成股东之间的合作。“一个人可以想出全世界最好的策略和创意，但是，如果不能付诸实施，它就不是一种策略。” 因为有了从政的传统，高盛在美国的政治捐款中也走在前列。在2004年的总统选举中，高盛雇员一共捐出超过600万美元的政治献金，几乎是排名第二的摩根史丹利的两倍。同时，高盛还是美国民主党的最大金主之一。 一名高盛员工在谈到高盛的政治传统时说，作为美国最成功的投资银行，高盛的高官们普遍腰缠万贯，汉克·保尔森在离开高盛时，已经积聚了超过7亿美元的财富，所以“既然征服了华尔街，为什么不换个地方来征服世界呢？” 在高盛的光环下，很多人担心，这会让一个公司对美国政治产生坏的影响。美国公职人员廉正中心(CenterforPublicIntegrity)的政治编辑亚历克斯·诺特表示，毫无疑问，高盛前高管具有担任公职的经验，他们与这家受益于其公开政策决定的公司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表示：“这确实会造成潜在的利益冲突，因为许多规定都是由那些可能会关照其前任雇员和同事们的监管者作出的。” 然而，美国投行界并没有对此有过多的抱怨。“我想提出一些针对他们的确凿证据，但我做不到。”一家投行的高管表示：“它们创造了这种从政传统，这确实有益于高盛的品牌。这不存在冲突。事情就是这样的。这是人们所艳羡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