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夏佑至

电影《女王》中出现了一头14英尺高的鹿,据说非常罕见;作为女王的象征,这头鹿经历了许多艰难的岁月,但是今天看到它,人们仅仅产生了一种不合时宜的感觉:这似乎是只应存在于父辈甚至祖父那一辈的生命形式,为什么还会出现在今天呢?女王并非体现着活生生的传统,实际上,传统都已经断绝了;她是昨天遗留到今天的活化石,在一个平等的社会,她和她的家族至今维持着特权,这让年轻一代和改革派感到滑稽与愤怒。 阶级从来没有在电影里被强调过,但却屡屡被暗示给观众,在一部描写女王的电影里,这一点也许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女王》里的三个女性角色中,切丽·布莱尔几乎被刻画成了一个小丑。她不仅喜欢议论丈夫的工作,而且形象可笑。电影一开始,布莱尔夫妇到白金汉宫觐见女王,切丽被安排在大厅外等候接见,她很不雅观地一屁股坐到椅子上,甚至连裙子都没有理一下;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女王示意布莱尔坐下之后,十分自然地轻抚着裙边才落座。女王是成熟的、优雅的传统女性,切丽因此被衬托得既轻浮又夸张,形象寒伧,如同一个中下阶层的未成年少女。实际上,布莱尔夫妇出生在战争摧毁了贵族、社会相对均质的英国,但在导演看来,英国男性至今仍在追求一种似乎过时了的女性形象:她们为了家庭或者公共事务愿意牺牲个人感情,一切考量都从理性出发,追求平静而克制的生活。这其实是一个为家庭牺牲自我的母亲的形象,而女王就是这种女性价值的终极象征(所以切丽后来讽刺布莱尔说,他维护女王是缘于恋母情结)。切丽在电影里有一句名言,“工党领袖最后都会对女王百依百顺”,这句话实在是包含着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仰望。 黛安娜在电影里仅仅是一个道具。说实话,黛安娜生前受欢迎的程度令人迷惑,今天看来甚至有些可疑。她并非真正的叛逆女性,也未曾代表传统的女性价值,倒是在通常被人视作轻浮的时尚界里,她一直是最耀眼的明星。但世上没有其他哪个王妃或者明星曾受到这样的欢迎,也没有哪个公众人物的意外死亡可以激起那样声势浩大又持久不衰的纪念。难道仅仅因为魅力独具,就能获得无与伦比的景仰和爱戴吗?也许,只是在一个君主存废问题周期性地拿出来讨论的国家,有些人在黛安娜身上倾注的感情才能够被理解。人们习惯于嘲笑君主制的虚伪,嘲笑他们的打扮和作派,他们刻意保守的生活方式,嘲笑他们的不合时宜;王室早已经不再是道德偶像,但有一些英国人却不能生活在一个没有王室的世界上。坐拥大量土地又不用交税,加上年事已高,伊丽莎白女王已经变得像历史传奇一样古老而且不可理喻。整个1990年代,黛安娜成了女王的替代品。和通常的理解相反,黛安娜不是王权的对立面。她不仅没有摧毁特权的基础,反而在此之上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王室形象。她看似是伊丽莎白的对立面,其实是女王的替身。了解历史的人就知道,黛安娜生前受到的欢迎,伊丽莎白女王50年前就已经领受过。阴雨绵绵的英国社会永远在期待魅力四射的女性。中下阶层需要仰望天空,在对上流社会的模仿或者批判中,获得自己的道德立场。 黛安娜死前已经脱离王室,恢复了平民身份,但英国人拒绝承认这个事实。她死之后,头脑狂热的民众仍然蜂拥在白金汉宫,声势浩大地纪念她。这种荒唐的情形让王室感到莫名其妙,但他们的克制态度却激起了大众的愤怒。民众、媒体和政府逼迫王室为一个已经离婚的王妃降半旗,并且以王室成员的身份为她举行葬礼:一个死在情夫身边的女人,却要由前夫的家族为她举行葬礼,这不仅是开女权运动的倒车,也是在侮辱黛安娜的意志,唯独英国人对此视而不见,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当务之急是重新找到女王。替身的死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白,人们纠集在王宫的铁门外面,千呼万唤,呼唤真正的女王重新驾临人间,赶快将这个空白填补上。她来了,尽管并不情愿。本着一切服从理性而非情感的古典时代的原则,女王出现在王宫外面,那些因为黛安娜的死而感情受伤的人没有一句责骂的话,反而纷纷向她行起(屈膝!)礼来。女王要替一个小姑娘把花献给死者的时候,天真无邪的臣民却说: 这是给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