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王鲁湘
李可染（1907—1989），中国画一代宗师，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大师之一，杰出的艺术教育家，生前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画研究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联委员，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李可染出生在中国南北交界的徐州，父母都是文盲，其勤劳、聪慧、善良给可染以极大影响。出生在平民家庭，却对艺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自幼便表现出音乐和绘画天份，亦因此而得乡贤钱食芝教诲，由此步入艺术之路，后考入上海美专。22岁，考上西湖国立艺术院研究生，得林风眠校长赏识爱重，从师法籍教授克罗多，专攻油画与素描，同时自修国画，研习美术史论。后因参加“一八艺社”进步美术活动被迫离校，返徐州，任教私立徐州艺专，创办“黑白画会”，作大幅钟馗，入选全国美展，获高度评价。抗日战争爆发，参加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从事抗日爱国宣传画创作，经西安、武汉、长沙、衡阳、桂林、贵阳，抵重庆，住金刚坡农家，开始画牛。三厅改组，转入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后应陈之佛校长邀聘，任国立艺专中国画讲师。在重庆期间，开始深入研究中国画，对传统提出“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37岁，在重庆举行李可染水墨写意画展，徐悲鸿作序，老舍撰文品述推重。39岁，应徐悲鸿院长邀聘，任北平国立艺专国画系副教授。40岁，拜齐白石为师，此后为齐师磨墨理纸十年，齐师爱之深笃，极力推重。同年，投师山水画大师黄宾虹。43岁，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任中国画副教授，发表重要论文《谈中国画的改造》。47岁，与画家张仃、罗铭赴江南写生，镌“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两方印章自励。三人水墨写生联展轰动画坛，被誉为“中国画革新的里程碑”。49岁再次长途写生，溯长江，过三峡，深入大自然，历时八月，行程万里，作画近200幅，从“对景写生”发展到“对景创作”。50岁，与画家关良同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历时四月，并举办画展。52岁，赴桂林写生。为庆祝建国10周年，由中国美协主办以《江山如此多娇》命名的李可染水墨山水写生画展，巡展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武汉、广州、重庆等城市，并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举办“李可染画展”。从53岁开始，停止大规模的山水写生，进入“采一炼十”的提炼造境阶段，李家山水面貌初现端倪。59岁，“文革”开始，被迫停笔，下放湖北丹江口干校。64岁，周恩来总理调令返京，为外事部门和涉外宾馆作画，有作品作为国礼赠送友好国家元首。67岁，“四人帮”发动批“黑画”，一度受到批判。69岁，因双足患叠趾，不利于行，为继续深入大自然，毅然作截趾手术。70岁，登井冈山和庐山。71岁，再至黄山、九华山。72岁，由文化部指示拍摄《峰高无坦途——李可染的山水艺术》科教片及欣赏片三部。74岁，中国画研究院成立，国务院任命李可染出任院长。76岁，赴日本东京大阪举办《李可染中国画展》。79岁，《李可染中国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李可染在前言中自称“苦学派“。82岁，为中国艺术节基金会捐款10万美元，为修复长城和威尼斯，捐献山水画《雨过泉声急》。同年12月5日上午10时50分，因心脏病突发溘然长逝。 李可染在人物画、山水画、书法和绘画理论上，均有极高的造诣，他的牛与牧童，更是当代水墨一绝，雅俗共赏，妇孺皆知。但是，李可染在现代中国画领域的开拓性贡献，还是被人誉为“李家山水“的山水画。 李可染在探索山水画现代风格的潮流中，以他独特的写生方式重新发现了自然美，并在长期写生积累的基础上，剪裁山水的身段，雕凿山水的骨架，滋润山水的容颜，照亮山水的精神，将追求出世的传统山水画，转换为入世厚生的现代山水画；将萧索荒寒的意境转换为深秀壮丽，在对自然的描绘中融入了对人类创造力的颂扬。他以过人的艺术胆魂，索取并创造山水画的灵魂，致力于创造深邃浑厚、博大沉雄、充满生气、庄严妙丽的山水意象，以鲜明的时代精神和人文气息促进了传统山水画的变革。他始终恪守着中国山水画的文化特质，以我为本，以中为本，以开放的心态，兼收并蓄，赋予了传统笔墨语言新的品质和意蕴。 李可染是一位爱国者。在他心目中，江山就是祖国，他的山水画是“为祖国河山立传”。 李可染是一位跋涉者。他致力于探求根植于民族文化并融通中西的艺术创作道路，颠沛必于斯，造次必于斯，像苦行僧那样跋涉数十年，常以“峰高无坦途”、“七十二难”等印语激励自己，以“苦学派”和“困而知之”的精神认真求艺，终于登上了可以鸟瞰世界艺术原野的高峰。 李可染是一位创新者。他致力于中国画的革新，在笔墨、造形、构图、意境各个方面以无比的胆量和才识冲破旧有的樊篱，为中国山水画赢得了进入新时代的门券，并胜任地成为新时代精神风貌的美学典范。 李可染是一位教育家。他一生中主要的职业是教师，他为人师表，忠厚做人，敏于思考，勤于实践，谆谆善诱，诲人不倦，大智大悲，大行大愿，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赢得学生衷心爱戴。他的艺术思想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他开拓的艺术道路行进着无数的追随者。 李可染更是一位深具艺术理念具有高瞻远瞩文化视野的使徒。上世纪80年代中期，面对泛滥的民族文化怀疑思潮与失败情绪，他请人刻了一方“东方既白”的印章，明确表达他在东方艺术世界的天空看见了曙光的心境。他认为中国艺术“还似一颗蒙尘的明珠”，他热切地希望“这颗东方明珠发出灿烂光芒，那时我们不是老向西方要东西，我们也会把东方优秀的东西贡献给世界。”他以对中国文艺复兴前所未有的自觉的使命承担，心无旁骛，独立不倚，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中华民族赢得了自尊，为人类创造了美。他和他的艺术，成为20世纪中国人奋斗的庄严妙相。 苍茫天地间，巍巍万重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