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赵衡 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的历史也是中国家族企业萌芽和茁壮成长的历史。到现在为止，中国民营企业有538万家，吸纳的就业人口是1亿多，贡献了GDP的50%，城镇就业的70%，新增的GDP有70%来自民营企业的贡献。民营企业是以家族企业为主的，家族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占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家族企业从无到有，经历了一个从不被认可到最终拥有法律保证的过程。正如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会长徐冠巨所说的：“现在国内的制度、政策、舆论、法制环境以及强大的国际国内市场对家族企业的发展都非常有利。”家族企业摆脱了政治对经济的非规范性干预以及政策的不公平待遇的束缚。 但随着中国经济面临结构转型，家族企业的发展瓶颈越来越明显。面对人民币升值和出口退税的减少，原来主要依靠出口的家族企业的利润率日益降低；随着多年发展导致的环境问题以及人工成本的提高，家族企业必须进行从粗放经营向精细化经营的战略转型，从根本上改变家族企业依靠市场敏感和冒险精神成功的发展方式。 本期杂志将刊发对原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保育钧和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会长徐冠巨的专访，并配发浙江宝石集团的案例，详细阐述宝石集团是如何适应中国经济发展大环境，从无到有，从依靠市场敏感和冒险精神的粗放式发展到依靠提升公司内部治理和适时进行战略转型来发展。宝石只是中国家族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家族企业转型的大潮流是不可逆的，无论政府还是市场都为其转型提供了契机，关键看家族企业本身能否摆脱当下的困境，真正能做到基业长青。 保育钧：需进一步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的环境 民营经济的本质，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财富。但是按照传统理论，个体经济虽属于个体劳动者范畴，也被认为是每日每时大量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私营经济因为存在私有生产资料和雇工剥削，则更属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逐步突破这个传统理论的束缚，逐步地发展起个体，私营经济，才有了今天这样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局面。 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中国民营经济，依靠两个理论支撑：社会主义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前者解决了民营经济的合法性问题，后者保证了民营经济的公平竞争地位。只要简略回顾民营经济的发展历史，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但是长期的阶级斗争已经搞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物质极端贫乏，大量劳动力无法就业。1979年，农村开始了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特征的改革，直接终结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与此同时，大量知青回城，城市就业告急。在这种情况下，城乡出现了自谋职业，自谋出路的个体户。这一年党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报告，允许有城镇户口的知青可以从事自食其力的个体经营，但不得雇工。到了1982年，中共十二大承认个体劳动者是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必要补充，从此城乡个体经济迅速发展起来。 1982-1987年，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城乡个体大户也就是私营企业。这五年期间，围绕着雇工问题，也就是允不允许私营企业存在发展的问题，国内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为了达成共识，当时回避了“雇工”这个词，改称“请帮手”，“带学徒”，即“可以请一两个帮手，带三五个学徒，但最多不得超过10人。”超过了10人怎么办？当时中央采取了慎重的态度，没有立即取缔，而是“看一看再说”。就这样一直看到1987年十三大召开。十三大报告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分析了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论述了初级阶段多种经济成分存在的必要性，给予了个体，私营经济应有的评价。1988年宪法修改，正式承认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由此可见，没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不可能有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 但是，由于长期受“左”的影响，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在初期是很不牢靠的。1989年，个私经济被当作经济领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和冲击。1989-1991年，个私经济发展遭到挫折。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私营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的体制环境。1992年－1997年，个体、私营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民营科技企业还特别受到了政策的强力支持。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个私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内，承认它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1998年以后，私营经济被允许参与国企改革，各地亏损的中小国企纷纷改制，苏南乡镇企业也基本上改制为民营企业。 2002年以来，民营经济进入全面发展阶段。十六大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和“一个统一”，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把两者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十六大承认个体私营企业主是新的社会阶层，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允许他们中符合条件的人加入共产党。十六大还要求保护私有制财产，要求坚持按劳分配和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鼓励人们创业，创造让人们能干事、干成事的环境等。2004年的宪法修改，把保护私有财产纳入宪法之中。2005年国务院按照十六大精神，出台了鼓励，支持，引导个私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经济36条“），给私营经济以平等待遇，放宽市场准入，允许进入垄断行业。 从此，一部分民营企业开始进入资本密集型行业（如基础设施），技术密集型行业（如重化工行业）和现代服务业。这标志着民营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民营经济需要得到大量社会资源和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但就在这个阶段，遇上了国家的宏观调控，又出现了关于民营企业“原罪”的争论，再加上国资委关于绝对控制七大行业意见的出台，使得本该进入全面发展阶段的民营经济又碰到了新的困难。 这些困难和障碍，可以概括为“三难一重”。三难：市场准入难。垄断行业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提出种种似是而非的理由，设置过高的门槛（俗称“玻璃门现象”），使得民营企业很难进入石油，石化，电力，电讯，铁路，矿业等重化工行业和基础行业。融资难。民营经济发展普遍缺少资金支持，尤其是自主技术创新企业，更是困难重重。大量民间借贷又无合法地位，民企地下融资风险太大。权益保障难。民企的产权纠纷很难得到公正处理，行政侵权现象屡屡发生，受损的民企十分无奈。企业负担重。长期以来，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不统一，外资享受超国民待遇。尽管明年起内外资两税即将统一，但外资还是享有种种特权。更主要的是税外的负担重。据我们调查，民企在税收之外，还有三种负担：名目繁多的各种收费，来自权力部门的种种摊派，用于权力部门周旋的“公关招待”，这三种负担分别占了税收的31%和税后纯利的30%。 上述“三难一重”影响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其症结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二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这两个方面常常交织在一起，因此，克服和排除起来特别困难，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所有制的束缚；需要进一步健全法制，从法律规章等方面保证各类市场主体平等竞争。 徐冠巨：多重挑战下的家族企业
浙江的优势是家族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浙江的繁荣和发展，现在浙江有420万家民营企业，120万户个体工商户，有500万浙商在全国各地创业。全省的就业机会90%以上是民营企业提供的。而民营企业的主体就是家族企业。因此，家族企业为浙江的经济做出了贡献。 但我们家族企业现在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总体来说，机遇大于挑战。 现在国内的制度、政策、舆论、法制环境以及强大的国际国内市场对家族企业的发展都非常有利。但值得注意的是，家族企业的成本、价格优势已经下降了。现在浙江家族企业的平均盈利能力只有4%。而随着对社会保障、环境、人工成本的支出提高，4%的利润很快就会没有了。家族企业的成本优势在哪里？以前总是做减法，现在不行了。单纯依靠成本优势发展的浙商们已经日益受到资源要素紧缺的严重制约，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之下也日见其弊端，核心专利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缺失使得大多数家族企业缺乏品牌竞争力。 因此，管理的优化才是根本。 家族企业在发展方式上有其优势，比如合作，相互配合等，但现在的市场比以前竞争激烈多了，当代中国家族企业主们都首先要树立学习意识，引导企业向学习型组织方向发展。其次，家族企业面临从本土竞争到国际竞争、从粗放经营向精细化经营的战略转型，其经营环境也日益复杂，企业需要走一步，看两步，想三步，这对企业家的战略意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发展路径来看，我国大多数家族企业都经历家庭作坊、家族型企业、地域型企业到现代企业的发展过程，如今面对多元化和国际化的挑战，迫切需要家族企业主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以提升企业的管理能力。此外，家族企业主还需要提升人才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的意识，为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企业家是社会中最活跃的细胞，政府在家族企业的转型过程中应当提供必要的帮助。 家族企业的接班也是一个大的挑战。接班是个动态的过程，把握能力很关键。中国的家族企业二代接班准备好了吗，还很难讲，因为可持续发展的体系还没完全建立起来。其实我是和我爸一起做的，我爸退了以后我总是一个人扛着，但我发现很难找到一个像我老爸一样的搭档，因此我有时候会觉得很寂寞。因为，以后都是一个孩子了，这些孩子的接班是不是有这个能力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整理自徐冠巨在2007慈溪家族企业国际论坛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