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全国工商联出具的《上规模民营企业调查报告》显示民企的三大境况：“国进民退”现象显著，此其一；民企外资化现象加剧，此其二；行业准入门槛依然高筑，此其三。中国当前民企的无奈，似都可以在百年前的清末找到长长的斜斜的影子
王安/文
如果说，如今民企老板像“过街老鼠”一样，那是瞎说。 看看11月24日的沈阳一富商的婚礼吧，中央电视台主持人主持，38辆悍马迎亲，遮挡车牌闯红灯，造成交通拥堵20分钟，警察还不敢吱声。这哪里是老鼠过街，明明是熊猫莅临嘛。当然，这种不文明的民企老板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不是民企老板中的多数。 再看看民企老板们这一年的风采吧。随着碧桂园(2007.HK)股价的节节攀升，含着金汤匙的内地第一女首富、碧桂园第一大股东杨惠研的身价已由上市时的692亿港元直逼千亿港元。不要鄙视这种继承式的富豪，最起码没有违法吧。 潘石屹、张欣夫妇的SOHO中国上市当天收盘价为9.55港元，两人所持股份的市值达317.45亿港元，而这一巨额财富的积累仅经过12年。不要嫉妒了，这些年小潘夫妇也很辛苦，光写博客就够费脑筋的。 彭小峰的赛维LDK在2005年7月才开始制造多晶硅片，现在全世界最大的20家太阳能公司中已有14家是它的客户。6月1日，赛维LDK登上纽约证交所，这是中国新能源领域最大的一次IPO，彭小峰也一跃成为江西首富。 还记得那个史玉柱吧。10年前，巨人史玉柱成为“中国首负”，随后开始卖脑白金、炒银行股、摆弄网络游戏，一转眼就从“负海拔”上造就超过500亿元的财富高山…… 宏观调控资本重组规范操作国进民退 不能只看到财富的高山，而看不到高山背后的阴影。全国工商联的《上规模民营企业调查报告》就首先指出，“国进民退”现象显著。 2004年起，国企再度成为上市公司重组的突出特征。银行惜贷、监管加强，让许多民企纷纷坍塌，江苏铁本被当作盲目投资的典型，德隆系、鸿仪系、涌金系、明天系、格林科尔系、青鸟系、斯威特系都爆出资金链断裂消息，大家或奄奄一息或满盘皆输。其中，德隆系唐万新、鸿仪系鄢彩宏、格林科尔系顾雏军身陷囹圄。 此时，“国进民退”了，国有独资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成为接盘者：潍柴投资接手湘火炬，中国非金属接手天山股份，重庆渝富接手ST重实，海信空调接手科龙电器，四川长虹接手美菱电器，上海电气间接控股伊利股份。出于“保壳”需要，各地政府部门在一些问题公司进行类似“土地资产置换”等资产操作时，也只能在国企间进行。而哪一家民企能获得如此的政府支持？ 其实，民企不受待见不起于今日。早在甲午战争前，私人创办新式企业受限。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应像日本那样发展民族私营企业才是强国的根本。加之清政府财政极为困难，无力“官办”新式企业，方才颁布了“饬令招商，多设织布、纺绸等局，广为制造”的电旨，此后中国出现了民企兴盛的浪潮。 虽然民企形势不错，但一直有股强大的反对力量。清廷对纺纱、碾米、造酒等行业放开民营，而对航运、电报、铁路这类于国计有重大关系、原本官督商办的企业则一直摇摆不定。 一个例子是1877年，山西道御使董鱼孟翰奏请“轮船招商局关系紧要，急需整顿”，提出要收归国有，实行管办，这得到许多官员响应。直隶总督李鸿章坚决反驳，辩解说“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轮船商务，牵涉洋务，更不便由官任之也”。十几年后，李鸿章因甲午大败，大权尽失。御史王鹏运又上奏请派官员到招商局“驻局办事”，其意仍是收归官办。但总理衙门以“若无商局，则此利尽属洋商”，维持了官督商办原状。四川反抗“铁路国有”是另一个例子。1905年秋，湖北、湖南和广东三省民众集股从美商手中收回了粤汉铁路利权，朝廷也曾下令这三省铁路由商民集股兴建，并于1907年将设于成都的官办川汉铁路公司改为商办。清政府在允许民间自办铁路的同时，却又企图把铁路改为官控。在地方强烈反对下，清廷又先后准许粤汉、川汉铁路民办，于是入股民众更多。然而仅1年，1911年5月清政府却又宣布“铁路干线国有”。于是，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应声而起，最终演变成埋葬清王朝的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国际避税海外上市出让控权自甘附庸 全国工商联《调查报告》指出的另一个问题是民企外资化现象加剧。 2006年到海外上市的近百家境内企业中，民企占87%，共99家，冲劲十足。民企冲向海外，实为在国内遭遇严控，许多著名民企选择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百慕大、开曼群岛等国际自由港注册，维尔京群岛已连续数年成为仅次于香港的，中国内地第二大外资来源地。内地企业借道国际避税岛设立壳公司，再将境内企业资产注入壳公司，并寻求海外上市，这已成为民企的一种风潮和资本路径选择。
民企外资化的另一表现为，许多民企选择与外资合作，或出售控股权给外资，以解决企业融资问题、清晰产权和摆脱原罪的纠缠。以外资为保护伞，也是许多民企的无奈。 某些社会舆论对民企外资化的趋势提出质疑，认为这会招致“国民财富流失”，我们此时难道不该想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以国内市场为主要业务的知名民企要到海外去上市？为什么民营企业家要放弃自己多年打拼的企业而转让控股权给外资？如果不利于民企发展的制度环境继续下去，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民企被外资所控股或并购。 在清末，民企寻求洋保护伞也不新鲜。华人，尤其是买办，赚了钱，寻投资出路，却又受限于清政府，于是依附洋商，戴洋帽子。比如，美国旗昌洋行的一大半资本都是华商股本。这样的后果是，中国政府税收减少，华商受到洋商盘剥。李鸿章在写给同僚的信中说：“我既不能禁华商之勿搭洋船，又何必禁华商之自购轮船？” 利益集团高筑门槛七大行业“闲人免进” 全国工商联《调查报告》指出的第三个问题是：“进入壁垒虽然略有缓和但依然大量存在”——民营经济的尴尬和悲哀在于，即使法律没有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它也不能随便进入。比如，利益集团以贯彻落实“非公经济36条”为名，抬高进入的门槛，规定进入石油行业的民企要有3000万资产，要有几十个加油站，有多少年从业经验。这就很荒唐了，过去不让进，它怎么会有几十个加油站呢？ “进入壁垒虽然略有缓和但依然大量存在”，这种说法相当婉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韩琪的话语则不甚受用。 韩琪说：不论是国有资本要保持“绝对控制力”的军工等七大行业，还是国有资本要保持“较强控制力”的装备制造等九大行业，都遍布于非竞争性领域和竞争性领域，并不都是只有国有企业才能有资格从事的行业，这是一种借助于政府力量的垄断行为，有违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 韩琪仔细分析了这七大“命脉行业”——军工既有关国防安全，也有关国内社会秩序安全，石油属不可再生的资源性行业，具有规模生产效应和一定的自然垄断属性，确应由国有资本控制；电网（不包括电力）、电信（主要指电信网络建设部分）、民航（主要指民航基础设施）属于自然垄断行业，具有网络特征的非竞争性，适宜独家垄断；电力、石化、煤炭、民航（非基础设施部分）、航运，这些应该属于竞争性行业，则可引入竞争，提高效率和降低价格，提高国民的经济福利。 韩琪认为，中国经过近30年的改革，竞争性领域基本是完全竞争态势，企业利润率已经平均化。但非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依靠高筑所有制门槛，圈地而居。央企最近３年的利润排名中，前40强占利润央企的95％，主要分布在石油石化、冶金、通信、煤炭、交通运输和电力等行业。国资委最近还作出巩固这种利益格局的部署，这造成国内企业竞争的不平等，是国有企业职能的错位，也与WTO规则相悖。 洋人可以用WTO与行政当局叫板，民企则找不到婆婆。百年前,李鸿章开出了药方:如果设立轮船招商局,则华商可以名正言顺入股,“使华商不至于皆变为洋商,实足尊国体而弭隐患,尤为计之得也。” 受历史局限性,李鸿章的妙计还是有些不妙。李鸿章设计的筐是轮船招商局,这个官督民办的物件本是个产权不明晰的筐,民资进去凶多吉少,还不如今日的混合经济,用股份说话。而从宏观市场来看,也不能全是轮船招商局或混合经济,还是要有纯粹的民企冲劲十足。 2006年12月6日，国家税务总局通知，对地处东北三省老工业基地历史欠税企业1997年12月31日前形成的欠税全免。这些企业当然是国企。 中国民企的无奈，在百年前的清末似都可以找到长长的斜斜的影子。这不算什么，看看王安石的变法吧，那千年前提出的许多问题，至今也还是问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