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0年前，谁能预见到今天发生在中国的这些变化？
文/约翰·奈斯比特
我跟中国的交往已经有40年了，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67年。我最初去的一个地方是太仓，当时我们吃的饭不怎么样，但娱乐很好，有一些人表演吞火。太仓40年前一切还显得很原始，所以这次我带夫人又回太仓去看了一下。太仓市市长给我们讲了这些年太仓如何成为一个文化城，帕瓦罗蒂来这演出过，去年马友友也在这里演出过。从过去的“吃火”到现在马友友的演出，这一系列的变化，展现出了中国这40年来发生的变化。 2008年，将是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的30周年，相信到时会举行庆祝活动。1979年，邓小平先生访问美国的时候，我见到了他。当时他的行程之一就是到亚特兰大参观福特汽车厂。在当时，福特一个月的汽车产量相当于中国一年的产量。在华盛顿，邓小平先生说了这样的话：中国正面临着这样一个任务，我们要改变落后的面貌，并赶超世界上一些先进的国家。邓小平当时说，我们希望向你们学习，希望中国在2000年的时候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工业强国。那是在21年前说的话。他20多年前的预见是正确的，因为这些年来，人们都看到了中国现在正在发展，正在成为世界上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 很多西方人认为，中国的这一切发展、变化，可能只是5年、10年之前才开始的事情。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些巨大的变化是30年前就开始的。中国发生的最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中国一方面在不断地全球化，另一方面，中国也在不断地进行分散化（decentralize）。不管对中国还是对世界而言，全球化和分散化是同时进行的两个方向。在我《定见》一书里面有关于中国的一个章节，副标题是“外围就是中心”。这句话来源于中国的一句古话，在以前的皇朝时代，皇上可能是在西安或者北京这样的都城里面，但中国发生的一些事情却在皇城之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外围实际就是事件发生的中心。中国发生的变化，在我看来，应该看在地方上发生了什么，在各个城市发生了什么。当然，是领导层下放了权力，让这些事情在地方成为了可能。很多西方人认为，中国就是铁板一块，内部没有什么地区的差别，整个国家都是同样的特征。其实，中国并不是铁板一块，实际上是很多很小的地方的一个总和，是有很多像硅谷这样有着创造力的小地方的一个大集合。 中国已进入世界工厂第二阶段 现在中国成为了一个所谓的“世界的加工厂”，我想通过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在工业化开始的时候，18世纪初，英国是世界的工厂。接下来，美国也以自己的贡献成为了新的世界工厂。二战结束后，其他国家经济渐渐从战后复苏，日本开始成为了世界的加工厂，还有韩国。现在，中国是世界的工厂，但是有一点不同，当别的国家成为所谓世界工厂的时候，还没有进入第二阶段，而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世界工厂的第二阶段，开始为世界其他国家设计一些产品。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个变化的过程，先是价格，第二是质量，第三是设计，中国在这三个方面都非常地努力。我们有了一些生物科技，接下来的100年将会有新的创新，尽可能的优化我们以前积攒下的技术革新。 现在在西方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下一个超级大国是谁？中国还是印度？下一个经济大国将是谁？中国还是印度？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可笑，说这些话的人可能是从印度来的。我们去年11月去了印度，但在首都新德里，你感觉像是到了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一个比较不入流的机场，那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切。印度已经说了30年了，要建一个新的机场。而中国每13个月就会出现一个世界级的新机场。从基础设施的建设来看，我觉得印度做得不够，经济方面的改革也是如此。印度现任总统在1990年做财政大臣的时候的确做了一些改革，现在作为总统，他说他已经放弃了，无法说服国会来进行改革。
另外，我们可以看外商直接投资（FDI）这样一个指数，当人们在做投资决定的时候，要做很多功课来决定他们的投资是否有相应的回报。中国比印度要多10倍的外商直接投资，这个状况已经延续了20多年了。印度有三个大公司，它们在印度之外的一些国家进行投资，也在向中国投资。如果印度的公司都不投资于印度的企业，作为外国的公司为什么要投资印度的企业呢？现在，我们都提出所谓的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人们往往认为这四个国家是应该去投资的四个国家。这四个国家里面，我觉得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相比，没有很大的竞争力，只有中国才是有很大希望的一个国家。
对中国的攻击来源于FUR 随着中国的兴起，中国成为了一个新的被攻击的目标，现在很多西方的国家都在攻击中国。对于中国的这种攻击，我认为来自这样几个因素，就是三个词的首字母：FUR——F表示惧怕，U是不确定性，R表示反感。在美国，有很多人很怕工作没有了，随着中国的兴起，他们感觉中国人要抢了他们的工作，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感，所以对中国很反感。实际上，美国的失业率只有4%，但他们还是很怕。竞选美国总统的那些人，他们无一例外都会对中国进行一番攻击。为什么要攻击中国呢？因为他们说，我们是代表着大众的，是代表着工人的，中国人正在抢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们要保护你们。我们怎么保护你们，我们可以阻止一些中国的产品进入美国。在美国，你打开报纸会有人说，中国下周二的时候就可能要赶超美国了，这就是我所谓的FUR因素，也就是人们的恐惧，他们害怕，所以他们就夸大这些事实。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像欧洲这样的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太强了，他们太不喜欢新的变化，我认为欧洲正在自掘坟墓。 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惊人的，可是中国要赶超美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中国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是3万亿美元，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是13万亿美元，美国经济不会就站在那里等着中国的经济来赶上它的。美国的经济有自我纠正能力，它并没有很多的繁文缛节、规章制度来束缚。如果中国经济的增长一直保持10%的增长速度，也要30年、40年后才可以赶上美国。但这并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中国经济不应该是赶超美国，而是应该造福于中国人。最重要的一点，没有人知道，全球性的经济将会怎样，问题是现在很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都在猜测将会发生什么。 我要强调的是，全球性的经济并不是一个零和的游戏，并不是你死我活的游戏。但有的人就有这样的一种定见，他们认为，如果中国起来了，那么另外一个国家就必然会弱，但不是这样的。我们所谓的“饼”正在变大，每一方、每一个国家都会得到这个“饼”的更大一块。 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政府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呢？我认为政府应该创造并去培养这样一个环境，让经济可以更有效的发展，并能够让企业和企业家得到很好的成长。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中国政府正在放松宏观经济上的一些控制，抓大放小，在小的一些方面，让新的企业自由的建立、自由的发展。政府的职能应该有两点，一是创造一个好的发展环境，另外一个就是教育。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现在世界上发生一个最激动人心的事情就是人才的外包。姚明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去年，NBA得冠军的球队有12个球员，其中有7个球员是外国的。在欧洲，同样的事情也正在发生。这种人才的外包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不仅仅是在体育上，在学术交流、企业发展等方面，最好的人才都会流向最需要的地方去。 下一部书：《中国大趋势》 我下一部要写的书是《中国大趋势》，我和我夫人将要在中国住一段时间，观察中国发生的一切，来讲述中国的故事。 十七大的时候，胡锦涛总书记第一天的讲话讲到了环境保护。我觉得，西方世界不断对中国和其他的一些亚洲国家讲述你们应该如何保护环境，同时他们自己做得却不见得佳。问题是，在中国有一些人，他们不知道如何来处理环境方面的一些问题。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美国，很多人就想如果所有的中国人都开始开车，那将会对空气造成多大的污染？实际上，中国这些年每千人里面只有8个人或者9个人有车。但美国，每千人里面有500个人有车，那么想一想吧！ 胡锦涛总书记还提到了腐败的问题，我想腐败和官僚之间是有一些关系的。如果有过多的一些规章制度要审批，那么就会给腐败提供很多发生的机会。如果建立一家企业需要有20条批准的话，每一个批准、每一个图章恐怕就会是一个腐败的机会。所以我提出一个指标叫“图章指数”，要做成一件事，这个公司要盖多少图章，这个图章是更多还是更少？我认为要考量腐败的话，应该去参照一下“图章指数”。胡锦涛总书记最后说，中国现在正在经历一个规模空前、非常深入的一个转变。这给了我们史无前例的机会，也给了我们史无前例的一些挑战。总的来说，机会大于挑战。 中国人是很会寻找机会的一群人，7月的时候，我和夫人到香港参加了香港回归的10周年纪念。西方人往往用的词是“递交（handover）”，而我是用“回来(handback)”，送回来。十年前，有多少人会认为，10年后的今天，是中国大陆在发生着变化？这让我想起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题——“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作者为著名未来学家，著有《大趋势》、《亚洲大趋势》等，本文根据作者10月17日在上海天翼图书第12届管理论坛《重启思维，定见未来》上的演讲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约翰·奈斯比特1982年对网络时代的预言在工业社会里，战略资源是资本。在信息社会里，战略资源是信息。 我们现在大量生产信息，正如过去我们大量生产汽车一样。而这种知识是我们经济社会的驱动力。 一个网络组织中最重要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中心。等级制度迫使人往上爬，而网络组织则将权力赋予他人。 在未来的企业中，每个单位越来越小，创业型单位和参与型单位越来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