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留学教父”到“人生导师”，俞敏洪抓住了二十年来中国人的“为钱疯狂”和“为英语疯狂”的潮流，他最新的理想是做慈善基金和办一所非盈利性的私立大学
俞敏洪/雷晓宇
“我要是不办教育多买地，我早就是‘地王’了。”在新东方大楼的电梯里，俞敏洪跟我们说。他对做了14年的英语培训教育及将来可能的私立大学一往情深。 “Vision（愿景）、Mission（使命）、Passion（激情）、Compassion（同情）”，在一间空荡荡的教室里，俞老师随手在黑板上写下了几个单词——这是他发明的独特记忆法，以配合摄影师拍照。“我早不讲英语了，那不是大材小用吗？我现在给学生讲的是人生。” “今天新东方股价都86美元了。”我们试图提醒他的企业家身份，可他轻描淡写，“不管涨到一百美元还是跌到一美元，新东方都照做，股价跟我想做的事没关系。”这位“留学教父”跟华尔街打交道不仅有语言便利，而且极具心理优势：“我跟他们说下季度新东方可能要亏损了，谁让你们把钱都投给我的竞争对手，我必须扩张、应对……华尔街很无情，有奶就是娘，但有人性，讲理可以沟通。” 采访当天，俞敏洪上午去体检了，“一年半没体检了，这两个月我特别累……我就担心为了钱，结果弄得半死不活，最后医生一检查说你只能活两个月了，前半辈子不就白干了吗？”还好，是亚健康。下午回到公司后，他接待完几拨来访者，跟我们分享了他的财富观、角色转型及对商业的理解。晚上，他要去人民大学演讲——除了“GRE红宝书”，俞敏洪还写了若干“心灵鸡汤”式的书，而且平均一年做100多场大学演讲。 “我不是什么青年导师，李开复同志才是。”他说，“我自己还没活出个人样呢。” 我得说，俞老师，您太谦虚了。俞老师一向是个善于“示弱”的人：被北大处分、被老婆骂“窝囊废”、大学同学笑他“农民”的故事广为流传，但他其实是一块“坚果”，你很难真正触及他的内心，他“把苦难转化成精神资源”也是北大的传统，他被“老师还是老板”的身份纠缠着，却辩称这是个伪问题。 也许，我的编辑问他“你一直都是俞敏洪吗？”一下子戳到了他的心坎。他爽快地肯定了，“从小到大，我有一些本质没有变过，比较坚忍不拔、做事认真、不怕吃苦、一些道德上的底线从来没有破过。”这话不假。俞老师一度搞不定自己的老妈，几乎遭遇公司危机。上市之后，老人家把心放在肚子里，逐渐丧失了斗志，俞老师在新东方大楼的5层给老妈安排了一间小卖部——这哪里是小卖部，分明是个象征物嘛。 我从没为有钱烦恼过
那天（2006年9月7日）上午在纽交所上市，下午我就跑到纽约的哈德森河边上坐了好几个小时，我开始迷茫。一个是新东方未来怎么做？我知道上市以后，每年要求大量的增长，不管是利润、收入还是学生人数。可我在新东方做的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一种教学质量，两者某种意义上是有矛盾的，你上升快了，教学质量有可能就被稀释掉。第二个迷茫，当时新东方上市15块钱一股，其实也没多少钱。整个新东方大盘子才几亿美元，我个人几千万美元。当然这在老百姓心目中算大钱了，但是想想李彦宏他们上市，一上去就是几十亿美元的身价，自己什么都不是。
坦率地说，我上市以后一点都没高兴过。有人因为上市突然间号啕大哭，我觉得很奇怪，我一点没有这个感觉。像李彦宏他们，听说有人为了找到公司运行下去的资金都快要死掉的状态——李彦宏是新东方的独立董事，我们两个人经常在一起交流，我觉得他们在这方面比我更加牛。他要不激动，我就觉得是很奇怪的事情。
可我从来没有经历这么大的飞跃。从1993、1994年，其实我就应该算是一个有钱人，当时就有几十万上百万，生活状态各方面基本是和现在持平的。那种艰苦创业一夜暴富的强大冲击对我是没有的。对于新东方来说，上市以前就有两三亿人民币的学生预收款在账上，所以我要是号啕大哭就有点装模装样了。你没有那个感觉就是没有那个感觉。 当然我也希望跟李嘉诚一样有钱，但是我不会羡慕他，不会心里不平衡。因为你这一辈子怎么做也不一定能达到他们那个水平。中国俗话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比下不知余了多少了。人只要跟自己比就可以了，比起当初北大住地下室，每个月拿个100块钱，连饭都买不起的情况，你现在都到了这个地步了还有什么好说的？惟有继续努力而已。 你知道，有钱是做不到心灵自由的。如果你用得不恰到好处的话，还会限制人身自由。坦率地说，我确实看到一些负面的状况：有钱了就不愿意干活了，就失去了做事情的动力和目标，心灵反而空虚。这样一来，就增加了另外一种状态，想显示自己有社会地位，有钱，就会无端地花钱炫耀，买高级车、买大房子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有钱带来的误导。 我个人认为我自己做得还是恰到好处的。我从来没有为有钱烦恼过，因为我始终觉得我的钱不够。我平均每天20块钱的饭，也不穿名牌衣服。我首先要为家庭留足够的、合理的钱，包括我买书的钱、吃饭的钱，万一失去劳动能力还能活下去的钱。除此之外，我要做的事情就变得特别简单，我就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如果我发现我身边有贫困的孩子们需要上学经费的，我就提供一点，主要是针对大学生。上市以后，我在香港成立了一个中国学生慈善基金，委托专门的银行、人、信托机构在做；内地方面，我们和团中央、教育部也合作成立了两个慈善基金。 第二个要做的，就是我一心一意想办一所非盈利性的私立大学。这是我从北大出来就有的心愿。当时做新东方的时候，其实是想把新东方做成这样的一个大学的，但是慢慢做成了一个商业化的教育机构，办私立大学的梦想有一段时间丧失掉了。但是后来新东方上市以后发展比较不错，国外的资本也比较追捧，现在重新又捡回了这个话题。如果我真能够把我在新东方拥有的股票换成现金的话，那还是有可能建起一所比较小型的私立大学。我的目标就是3000、4000个学生，每年招800-1000个学生，做人文科学，有文学、地理、历史、宗教、政治、哲学等等这样的学科。我觉得也许可能办得起来的。 这个就需要有两笔钱。第一笔钱就是搞校园的钱，估计也就是几个亿。第二笔钱，你得为这个大学成立一个基金会，来支持这个大学不断往前发展。如果说有这么一个理想的话，这个钱够不够？有多少都不够了。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我现在反而不得不努力地做新东方。不努力做新东方，它股价往下掉，这个钱又没了。这样我就有了一个努力的理由，一个人要是没理由是努力不下去的。我的理由就是办一所私立大学，这样，我这个钱的出路就有了。 我讲这些话全部都是真心话，绝对不是讲给社会听。当然，剩下有多余的时间的话，我会全世界旅行旅行，买点珍藏版的书，这也是花钱的活儿。我没有收藏的爱好，我惟一的收藏品就是我自己坐飞机的飞机票、到各地旅游的门票，我都会贴在我一本特制的笔记本上，写上日期。我不收藏昂贵的东西，我觉得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上市那天，我老婆孩子并不在场，她算是新东方的创始人之一，在新东方呆了五年，很有感情。但是整体来说，她对有多少钱是不太在乎的，因为她知道家里有足够的钱了。她跟我有一个同样的观念：在此基础上给孩子留的钱越多，一定对孩子的伤害越大。
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我赚的每一分钱我老婆都应该有一半，所以我要花钱就必须要经过她的同意，比如说我想办私立大学，想资助贫困学生，如果我老婆不点头的话，那我弄完以后她就会天天跟我吵架。所以在新东方上市以后我还跟她有过一次认真地谈话，比较容易地达成了统一。 老师还是老板，这是个伪问题 2005年，新东方这个楼刚刚修好的时候，有记者来采访我。后来他说，感觉那时候我没什么成就感，相反是恐惧感比较多，就担心新东方在我手上变没了，担心自己失败了，变成商学院的MBA案例。 现在我还是这个担心，一模一样。当时担心还不如现在大，因为当时毕竟新东方还没有上市，所以无所谓。现在上市以后，变成全世界的企业了，全世界只要是搞教育的都在报道、研究新东方，新东方要是真的做倒的话，它跟我的后半辈子是密切相关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还是挺佩服史玉柱的，做烂了一个巨人集团以后，现在又弄了一个巨人网络去上市，而且身价也变成中国至少前20位。我觉得他挺牛，能从那种失败和折磨中间站起来。虽然他做生意的模式和我的完全不同，但是我依然对他的勇气挺佩服。他是真正拥有商人心态的人，我在他旁边就完全没戏了。商人心态就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什么能赚钱我就做什么，这肯定就是商人。我就不行，我得喜欢做，而且我做这个事情对别人也有好处，我才做。这个东西我改不了，绝对不是装模装样，我就下不了这个手。 常常有人问我，你是老板还是老师？这是一个伪问题，只有中国人才会问，是工农商学兵封建残余。大家总觉得老板是剥削人的，老师是教导人的。在我心目中，我认为老板和老师都可以剥削人，也都可以教导人，一回事，关键是你本人的价值观决定了你这个人是什么，而不是你本人处于一个什么身份位置决定你是什么。 坦率地说，在1990年、1991年的时候我比较绝望。尽管从北大出来要做新东方，但那时中国也不显得那么欣欣向荣。邓小平那次南巡讲话差不多让我掉眼泪，因为我知道，可能中国未来还是有希望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到1993年能够放开手去干的重要原因之一。 老有人认为新东方钻了中国应试教育的空子——其实不是钻了空子，是沾了光。这个道理非常简单，既然这些考试是一个人人生不得不过关的考试，要做的事情就变成推人一把，你本来用6个月才能学习完的东西，我来帮你学习，让你3个月就过关。这一点社会也对新东方有一点非议，说新东方帮助国家促成应试教育。新东方哪有这样的本领促成国家的应试教育？除非高考英语四六级的卷子让我们出，我们掌握考试资源，靠考费来赚钱。 从考试本身来说，我希望跟学生完全做一次性的生意——你到我这里培训，一次性考过去就完了。但是，我更希望的是我跟学生做一辈子的交易，我希望学生在十年、二十年以后，他能够回忆在新东方上课的这段日子；他一旦回忆，心中会产生一种感动，觉得自己生命中这几个月过得值得。我当初亲自教学的时候，我一定要想办法让学生在我这堂课上从此一辈子忘不了我，忘不了我说的某些话，也忘不了我不管是用身体语言还是真正的语言给他们传授的某种精神。 我觉得那是更大的生意。这个生意不光给新东方带来未来的学生好感，从此还能带来更多的生源和钱财，为学生根植了一种对新东方的情感上的依恋。后来新东方上市的时候，老虎基金投入3000万，它在中国的总代理陈小红就是我当年在北大的学生。现在新东方有那么多老师，我再去讲英语就显得很荒谬，大材小用。我给学生讲的是人生。我先发现学生有兴趣听，然后我就开始有兴趣讲，所以很自然就转到这方面来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想扮演青年导师的角色，这都是外面人给我弄的角色，我完全是无意的。有人听我演讲以后，问，你的心里难道真的那么崇高吗？也有人问，俞老师你喜不喜欢女人？我喜欢，我不能说我是人生导师所以我不喜欢，我只能从一而终，这就变成伪君子了。
我走到世界各地都会有人跳出来叫我俞老师，这个纯粹叫做亲热，但是没有谁说，我的导师来了。绝对不可能的。我没有信徒，学生对我的迷恋是一时的。但是坦率地说，我真是有这么一个愿望：现在我还是七情六欲什么都全、而且很强烈的人，未来可能到了60岁的时候——我真能做到的话——能坐下来讲学，而且我能挑自己的学生。那时候我的功底也够了，能够像南怀瑾、弘一法师、台湾的星云大师，通了以后到处演讲。那个时候你就会有弟子，现在绝对不可能——现在我自己活得都还没像人样呢。 在中国实现美国梦 其实1994年年底，我办了新东方快两年的时候，我就能出国留学，但是那时候我就不出去了。原因特别简单，每天学生人数都在增长，那么好的拿钱的机会你怎么敢轻而易举放弃掉？另外隐隐约约感觉，说不定也能做成一个事业，因为当时陆陆续续已经有国外的留学生开始回国创业了，尽管人数非常稀少。 假如当时出国了，我估计跟大部分国外的同学一样，在国外读完博士生，当个终身教授，每年拿个四五万块钱的工资，生两三个孩子，中文都讲不流利了，这个就是我的必然的人生轨迹了。事实上，我1995年第一次出国，去美国和加拿大，看到我那些同学和朋友的生活状态的确如此，比我想象中的要平淡或者说糟糕——糟糕倒不一定是钱上的，而是他们的精神状态，更重要的问题是进入不了美国主流。我去以前并没有一心一意想把他们这些人劝回来，由于看到了他们的现状，我才把他们劝回来。 三十年来，中国好几次出国热。当我输送这么多学生出国的时候，其实内心是有一丝自卑的。因为我自己没有出过国留学，也没有在国外名牌大学读书过。尤其到了1995年、1996年，我把国外一些朋友弄回来一起干，但是人家也有不高兴的时候，一不高兴的时候，他们就以在国外读过多少年书的感觉来压我，我没有还口之力，因为我要一还口，就觉得自己很土。我忍受过不少这样的东西。他们在中国这个土地上，用中国的方式给我上了一些西方理论的课。 中美关系的几次动荡其实对新东方的业务没有太大影响。1997年，大家一边说着“中国可以说不”，一边向往可以到美国去学习。那一年其实是美国提供中国留学生奖学金挺多的年份。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那事儿，我们当时的调子是这样的：不能因此就从此跟美国再不打交道了，不管仇恨也好，觉得不公平也好，我们要记在心中，而惟一我们有说话权利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国强大的时候。“9·11”那天，我在中国看电视，给几个在世贸大楼里工作的朋友打电话，不过倒是没什么悲愤的感觉。新东方真正受影响的是“非典”，那几个月学生退收学费1亿，差点把新东方整倒掉。 可能是在北大读书养成的习惯，我算是一个比较兼容并包的人。办新东方的宗旨之一，就是认为新东方应该变成中西方文化融合和交流的桥梁和纽带。我是比较不错地把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结合在一起，而且不产生任何内心矛盾的人。我从来没有到国外留过学，严格上说我不应该受西方文化的那么多熏陶，但是我身边工作的每一个人都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我孩子现在在国外读书，我自己两种语言也还算都能用，最后我发现，中国人想要找到的一些东西，包括孔子反复主张的诚信、信义、仁义，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我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找到了。 这次到纽约证券交易所去敲钟，跟交易所的总裁们吃饭，路演的时候成天跟成百上千个资本家沟通，我真正了解了资本家的内心和他们运作的规律、股票市场的规律，学到的东西相当多。 第一，西方人在管理公司上比中国人更加坦然和理所当然。原因很简单，他们从公司组建的第一天开始就是完全按照国家的法规政策去建，没有占用太多的国家资源，而是靠自己的努力。中国的老板就不那么坦然，谈到自己公司发展的时候，不少老板都会有点遮遮掩掩，因为他背后可能动用了某种别人拿不到的资源。 第二，我们也常常能感觉到中国政策上不断的改变，还有一些政府可能出现的干预行为对企业家心理的影响，多少会有惴惴不安的状态。我在国外的企业家身上是找不到这种感觉的，一点也没有。 第三，也看到一些资本家的局限性，比如说，惟利是图确实是资本家最重要的局限性，但是这个局限性被另外一个制约住之后，我觉得也挺不错。比如说，我们跟这么多美国的大公司在谈判投资问题，至少有一点，他们很尖锐，但是他们不骗人。这一点我在中国找投资者谈的时候就会比较提心吊胆。 现在中国的企业家在国际上可能不受尊重，误解来自于几方面。第一，产品输出的质量确实有问题；第二，一些商业不诚信被扩大了；第三，中国对世界的交流礼仪问题；第四，有些中国企业家水平不高，没有受过西方教育，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这儿就没有，我比较聪明，干脆直接雇佣对中国了解对美国也了解的人帮我做事情。现在我的CFO、企业发展部老总全是老外，他们对中国也很理解。我出面的时候也不会丢新东方形象，这也是直接导致新东方的股票从15块钱一路涨到90块钱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因为新东方是教育产业，不存在对美国人产品输出的问题，所以他们只能听这个故事，而不可能尝试我们的产品，这样，就不会坏形象。这也算是“软实力”吧，这次党的十七大报告把“文化软实力”这个专有名词创造出来还是蛮牛的。 三十年来，中国人曾经为钱疯狂，也曾经为英语疯狂，我觉得都是好事。为钱疯狂促使商业文明尽快出现，把中国传统文明中一些落后的东西迅速打消掉，留下精华的部分。为英语疯狂，促使中国人民更加愿意走向世界。中国现在出国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如果他们会一些外语的话，在国外遇到尴尬的局面也不会那么多。全世界重要的会议、信息都是用英语在流传，中国人掌握英语的人越多，吸纳世界信息、知识的速度就越快，推动中国软实力提高的速度肯定也更快。我希望新东方最后能够真正以一种精神强者的企业存在，而不仅仅是一个英语培训机构。 而且，这两件事情在新东方是可以结合的：越想创业的人越想学英语。我相信中国未来还有大量的上市公司，一定都有大量的国际资本在追捧这个企业，他们作演讲的时候一定要用英语的。我真希望有一天，所有出去路演的老板们都能像新东方一样，根本不用同声翻译，直截了当跟外国人争起来，直截了当讲述我们的立场，直截了当告诉你什么我想要，什么我不想要。这个东西不光是对建立我们的形象有好处，还能让这些投资者产生自卑：中国人真厉害，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讲中文呢？ 所以，做英语或者做语言，后面的机会还很多。当然，这也不一定新东方在做，说不定新东方做做也就做倒闭了，但是一定会有别的机构前仆后继地在做。我总是要退休的，退休并不是不做新东方了，我会把我现在的位置让给其他的新东方的人，让他们进一步成熟，我就做做董事长，在上面看着。最后如果做得确实很好了，我董事长也可以退了，我就做我的私立大学去。 我的故事如果放到美国，就是典型的美国梦。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媒体老在登我的原因，《时代》、《金融时报》全在登我，就是因为他们发现这是一个美国人所希望有的梦想——一个身无分文的人最后慢慢通过自己的努力做成一个上市公司。按照他们的说法，这是一个AmazingStory（令人惊喜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