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本刊记者 倪金节 《环球财经》：您认为部分韩国企业离开中国的原因有哪些？ 张燕生：确实，我们应该客观的承认，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就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新时代。这就更加需要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做好环境保护，优待劳工，《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就是新阶段的典型特征。少数韩企的“半夜逃逸”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规避这方面的压力而不得不选取的次优选择。 《环球财经》：所以撤出中国的大部分韩企只是经营不善，竞争力不强的中小企业，为什么韩国大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很强，几乎没受什么影响？ 张燕生：肯定是这样的，就像你考上大学后还得考试一样。你突然会发现各方面对自己的要求，比大学之前更高了，有些同学通不过考试，通不过就要努力学习，但努力后仍然通不过，就只能退学或者转学了。 《环球财经》：中小企业的撤退，是否意味着中国应该改变低附加值外资企业的产业政策？ 张燕生：2007年11月中国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就已经对外资企业的产业政策做了调整，《新目录》不再鼓励外商投资。一些不可再生的重要矿产资源也不再允许外商投资勘查开采，限制或禁止“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的外资项目准入。鼓励外企由一般性的生产转向研发、运营，转向附加值、人才密集度比较高的行业。 《环球财经》：那对于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你认为应该注意些什么？ 张燕生：从政策来讲，越来越倾向于创造一个对内外资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两税合一，优惠政策逐步的取消，都有力地规范了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行为。中央也在一步步的从土地管理方面进行纠正，促使各地政府从招商引资转向招商选资。
《环球财经》：在不断发展的新型国际分工体系里，韩国和中国应该如何调整各自的分工定位？ 张燕生：目前韩国企业产品在产业链上所占据的位置，比中国要高一些。韩国企业的产品档次、经营环境以及国际化程度都比中国好。韩国有一批像三星、LG一类的很不错的企业，而中国这么优秀的企业很少，包括TCL、长虹、海尔等老牌企业，他们的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发方面比韩国还是差了很多。所以，韩国更多的还是会向新产品的研发方面努力，中国短期内还是会以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为主，但必须加快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的力度，尽快占据产业链的上游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