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珠三角有上万家外资企业倒闭或外迁。”2008年3月初，《华尔街日报》的这则消息引起了全国乃至国际上的关注。“根本没有这回事。”在北京参加“两会”的广东省省长黄华华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澄清此事。但不可否认的是，经过多年发展，作为世界制造工厂的珠三角正在发生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当年，珠三角制造业快速崛起，产业、工厂、工人蜂涌而至，然而仅短短十多年间，城市功能升级了，政策指向升级了，这使得旧产业格局的机会成本加大，城市、产业、工厂和工人都要面临一次利益与成本，道德与诚信的再选择
□记者 谢鹏
“闪”离珠三角 3月中下旬，《商务周刊》记者深入珠三角，就为世界瞩目的广东企业迁移状况展开调查，记者先后走访了广州、云浮、佛山和东莞等城市。试图按照珠三角产业转移“产业走廊”的路线，通过给读者展现一位制鞋作坊主的艰难时世，一位台湾老板的咬牙观望，一家港资企业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和一家提前上岸而免于在由一片红海变成干涸的死海里“露腚”的美资企业，描绘出珠三角的躁动、茫然与期望。 “最富在广东，最穷在广东。”这是记者在云浮这个广东最年轻的地级市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未来的几年里，粤西北这块青山绿水上将挺立起从珠三角迁移过来的大量企业。这个城市似乎正在翘首以待变成新的东莞和佛山。 在云浮迎宾馆的阳台上俯视整座山城，记者突然有一种莫名的感触：随着珠三角产业迁移而来，这个如此安宁和清新的城市几年之后是否依然青山绿水？几年之后，它会跟东莞厚街镇一样，到处是行色匆匆的人们吗？ 前几年有一篇十分流行的文章叫《深圳向何处去？》，如今这个魔咒开始落到了珠三角的其他城市。东莞，这个年轻的城市里，很多人都在热烈讨论一个问题：东莞向何处去？ 东莞的交通建设非常发达，车流也不是特别多，很少遇到堵车。但这座城市的人们似乎十分的躁动，开车的人都喜欢鸣笛，无论主辅道路上，嘈杂的喇叭声十分刺耳，人们似乎都在赶路，但是，他们将要去向何方？ 商人分步变“闪人” “你先别问我代理费多少钱，你先想想你能拿到多少赔偿吧。”广东旗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何云龙，在电话里对一位咨询起诉费用的打工仔说。 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何云龙的工作突然繁忙起来，开始接到很多东莞打工仔和为出口加工企业提供原材料的供应商的起诉状。被诉对象是东莞大大小小突然“消失”或关闭的工厂老板。正是这些工厂“逃逸”引发的诉讼风潮，让何云龙的生意突然红火起来。 3月18日晚上，记者在素有世界鞋都之称的东莞市厚街镇一个饭馆里与一群制鞋业老板吃饭。酒过三巡后，他们先是热烈讨论起当天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上的答记者问，后来话题一转，就谈到了春节前发生在厚街的一起“台湾老板逃逸案”。春节前夕，东莞鼎馥鞋厂老板利用周日休息的机会，卷款逃回台湾，此后一直没再出现。该厂拖欠的工人工资、供货商货款以及水电等各项费用超过2000万元。 “近来这样的事情很多，突然‘蒸发’也不仅仅是台湾老板，东莞本地的个人独资企业也有。”一位鞋厂老板对《商务周刊》说。 在律师何云龙处，记者看到了一份民事起诉状。被告是东莞一家塑料五金厂的老板，原告是其原材料供应商，两者一直有业务往来，交易习惯一般是原告向被告开出报价单，被告再回传，然后被告向原告下订购单，原告送货被告签收，双方每月进行对账结算。所售货物为清漆、固化剂、底漆等涂料类货物，约定为月结付款。但自2005年以来，被告不断拖欠原告货款。现被告下落不明、工厂解散、逃避债务。 业主逃走是因为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吗？“不全是，主要是大环境变了。以家具行业为例，现在国外订单越来越少，资金周转不过来，老板们不想扛下去了。”何云龙是东莞很多出口加工型企业的法律顾问，但现在连他自己也联系不上这些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据何律师介绍，欠薪逃逸的企业主一般是户口不在当地的外商，他们租用当地厂房，用廉价的旧机器设备开展生产。这些企业恶意倒闭之前的共同征兆是:拖欠工人工资、水电费、厂房租金及原材料货款，企业资金流动特别频繁，老板在为逃跑做好准备，工人加班突然增多，老板急于赶完一批货拿到货款，拿到货物订金或部分货款后，在自己有能力生产时仍将订单货物转给另一厂家生产。 目前东莞出口加工企业倒闭后的普遍情形是，年前还在开工的企业，春节一过就关门了。工厂一关门，村委会的水电费和房租费还没有缴纳，工人的工资没有负担，稍微有点“良心”的老板会支付2—3个月的工资作为遣散费就走人，大多数选择直接“闪人”。 记者从东莞一些出口加工型企业密集的地区了解到，当地政府对于这类“蒸发”企业的处置办法是，由村委会先行垫付工人工资，倒闭后工厂拍卖的设备等财产所得归村委会。其他的债权人基本分不到任何利益，即使有些供货商能够从拍卖中获取一部分赔偿，但往往比实际货款额大打折扣。 “我最近手头接了个案子，按照最低的标准补偿工人的话，应该是200多万元，但最后只补偿了99万元，这是违反规定的。但法院也没有办法，必须考虑到企业资产的承受能力。”何云龙说。 在东莞，这种企业“蒸发”而起诉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出口加工型企业在注册登记的时候钻了空子。何云龙举例说：“一些台资老板甚至以自己情妇的名义注册公司，几年内换好几个情妇，法人代表也跟着换，根本无法起诉。” 目前何云龙的每个同事手上都有好几个类似的案子。普遍情况是，老板蒸发之前就有一些供应商在起诉，等到老板逃跑，其他的供应商蜂拥而来，但大都失望而归。拖欠货款比较少的供应商选择放弃起诉，而有些涉及金额比较大的供应商则希望至少拿到一份判决书，如果能拿到两三成的赔偿就“谢天谢地”。 “三年换了三个法人代表，开的都是空头支票，从法律上讲涉嫌诈骗。我们找过公安局，希望将这些老板的逃跑定义为诈骗，但很少获得立案支持，他们的理由是：如果这样的事情公安局都受理，工作量将大大增加。在东莞，这类事件公安局一般是不做处理的。”何云龙说。 本刊记者了解到，以制鞋厂为代表的东莞出口加工企业，大都开始缩小规模以减少经营风险，业内将这一现象称为“化整为零的游击战”。不过，即使是小到只有几十名工人的作坊工厂，其生存压力同样巨大。
一眨眼口号变了 在一些企业主眼中，各种压力并非全部来自市场环境。 “我现在不好意思找台湾人喝酒，他们心情不好。”28岁的陈灯龙创办了一个作坊鞋厂，取名东莞金亿鞋厂，希望能够赚到“亿万金钱”。之前，他一直辗转于几家大型台资鞋厂。 金亿鞋厂去年7月筹建，8月份开始正式接单。工厂去年下半年一直在亏损，主要原因是经营和管理不善，更让陈灯龙没想到的是外部环境恶劣得如此之快。 春节时，陈灯龙还计划2008年要好好干上一年，打算找一个比较有“场面”的厂房，并且在年前对一些技术骨干许诺了高薪。但过年一回到东莞，局面却突然坏了起来。陈灯龙发现自己的很多同行都关张走人了，留下来的要么缩小规模，要么大量裁员。 “国内物价上涨，原材料在涨价，工人工资在涨，利润就这么多，国家吃掉一点，物价上涨吃掉一点，剩下的这一点点让你如履薄冰。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冒险了。”陈灯龙说。他已经将本来只有40人的工人队伍裁减了一半。 春节的时候对赚钱还充满信心，现在却心情郁闷，陈灯龙无奈地表示，东莞对于产业的强制性提升措施也让他措手不及。他很难理解为什么江苏和山东等GDP已经跟广东不相上下的省份尚且能够接收珠三角转移过去的制造业，而东莞就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他甚至有点嫉恨地说:“广东人一有钱就膨胀的不得了。” 2002年陈灯龙刚到东莞时，厚街基本还是一片荒地，交通工具依靠的都是私人中巴，并没有公交系统。这几年来，厚街发展很快，镇与镇之间都修了高速公路，如今厂房才被利用不到4年时间就要空置下来，这让他实在想不明白。 陈灯龙依然记得他刚到东莞时这座城市制鞋业的繁荣景象。那时候正是非典肆虐，为了赶一张订单，工厂每天加班到凌晨2点，管理干部都是睡在流水线上。 “以前一张单子少则100万双，现在3万双就了不起，很多工厂只开一半的生产线。”陈灯龙感慨到，“真想念那时候站着睡觉的光荣时代。” 实际上，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东莞鞋业已寒流暗涌，“电荒”、“油荒”、“劳工荒”接踵而至。还有反倾销、44号公告、新《劳动合同法》即将实施等不利因素，一次比一次更猛烈地冲击着东莞鞋业发展。一批“触觉比较灵敏”的台资鞋企索性选择关门，或者将厂子转手给那些愿意留下来的企业。 这些主动关张的台湾老板们，有些转向投资东莞的房地产业，有的干脆直接回台湾，反正机器设备也不值钱。目前厚街鞋厂的很多订单已经流失到温州和福建。 而那些依然想做鞋的老板则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缩小企业的规模，谨慎接单，并以接小单为主。据陈灯龙了解，2007年东莞鞋业扩张的公司只有一家，而且还是贸易公司，大多数老板都不敢加大投资。即使是小作坊作业，陈灯龙也是不敢贸然出击，他甚至拒绝了他的老师的入股投资要求。 这些台资企业也进行过自我救赎，他们曾试图通过与原材料供应商签订“期货合同”以对冲风险，但是遭到了供应商的一致反对。“理由很简单，以做鞋的皮子为例，几个月的价格相差4元钱，供应商们怎么可能那么慷慨？”陈灯龙解释说。 一些大的台商通过行业协会和商会也向政府提出了意见，建议进一步讨论新《劳动合同法》实施细则，甚至在东莞“推迟或缓慢”实施。 “受影响的主要是一些大的听话的外资鞋厂，目前东莞的一个怪现象是，外资老板越好说话越麻烦，老板越横反而没事。”陈灯龙说。 在陈灯龙有些破旧的办公室里，记者看到了大量的报纸杂志。尽管企业很小，陈灯龙也开始十分关注时事。他告诉记者，自己注意到了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对于广东省要加快实施产业转移的讲话。在这位小作坊主看来，广东地区的经济发展确实到了需要进行产业升级的时候，但这种节奏让企业们很难适应。 “东莞市花很多钱搞了个松山湖高科技园，但你自己去看看就会发现效果很不理想。就在几年前东莞还在谈要做国际化的制造业名城，怎么一眨眼口号就变了？”在陈灯龙看来，过去的5年，以制鞋业为代表的东莞的产业布局很不规范，现在即使要重新拿出一片地来规划也不太可能。 但也许正是这种乱局，让东莞市政府下决心一刀切地剔除低端产业。东莞市高层领导对于外资撤离现象的公开回应是“我们不是在有意排挤外资”——这也被这些制鞋厂老板戏称为“不打自招”。 记者到达东莞厚街镇的当天，当地酒店的入住价格都翻倍了。问及原因才知道是东莞正在举办国际家具展。不过，与火热的酒店业相比，这届家具展透露出了丝丝寒流。过去的大半年里，东莞的家具制造业也出现了企业倒闭和关张的潮流。 “产业转移没有错，但你得慢慢计划，否则城市会空心化，菲律宾当时的产业转移也出现了这状况，新加坡和韩国就转移得很好，我建议政府可以借鉴一下。”陈灯龙说。 在厚街，很多制鞋业的人认为，鞋业的寒流可能要一直持续至明年下半年。实际上，之前东莞鞋业已经历过两次寒流，一次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还有一次是2001年的“9·11”事件。生命力顽强的东莞鞋业成功度过了这两次危机，很多人相信，这一次他们能再次成功，于是他们咬牙观望。 林老板的困惑 事实上，珠三角地区的工厂关闭和老板逃跑事件，是在广东省全面进行产业转移和升级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按照广东的规划，珠三角自然是产业移出地区，而广东的东西两翼和山区将是未来的移入区。不过，再宏伟的战略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接受。 东莞新艺鞋厂大门口的招工广告已经泛黄，这家台资鞋厂已经很久没有招入新人了。鞋厂的老板姓林，2003年来东莞办厂前已经在台湾制鞋业打拼了20多年。 下午3点多，林老板还在午休。他手下的一名工人告诉记者，林老板今年变得“懒惰”了很多。以前，工人7点开工，他6点半就会出现在厂房里。但去年下半年以来，林老板的工作状态开始“消极”起来。 “现在各行各业都很糟糕，都没有订单，我们最近赔了几十万元，现在我宁愿少赚点，接一些代工的订单来做，因为这样没有风险，我交货就行。”林老板已经不愿意再接美国鞋子大卖场和贸易商的订单了，在他看来这样风险实在太大。 “东莞市做鞋子的企业最近至少倒闭了2000家，6月份之前可能还得倒闭一批。”林老板十分肯定地对记者说。 今年以来，新艺光在汇率上的损失就达到250万元。由于担心人民币继续走强，林老板已经不敢接下半年交付的订单。加上新艺进入内地鞋业的时间相对较晚，这几年发展下来利润越来越稀薄。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去年一年，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新艺的成本增加了8%，原材料上涨增加的成本是7%，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又让新艺多上了5%的成本。合计增加的成本超过20%。这还只是新艺这样1000人左右规模企业，东莞规模上万人的大鞋厂受到的影响只能是更大。 但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像新艺一样能够幸运地拿到代工的单子，这需要广阔的“人脉资源”。好在林老板在这行闯荡多年，尚可以通过一些代工单子赚点小钱。从春节过后的2月10日到现在，新艺每周只开工4天左右。更多的中小鞋厂则处在“休息”的状态。用林老板的话说：“大家都在等，在博弈，在观望。” “广东有云浮市吗？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广东山区对我来说太陌生了，我没有太大的兴趣内迁，到一个地方又得从头再来，需要很多时间。”林老板这样回应记者提出的是否考虑过借这次广东产业转移的机会，内迁到云浮市这样的粤西北山区投资的问题。在他看来，最为关键的是，要找到一个像东莞这样出口加工型产业链条如此成熟和完备的地区，从目前来看几乎不可能。 林老板认为，迁移到内地或广东山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材料的补给。即使东莞的鞋厂都迁移到广东山区，如果产业链上相关的配套企业没有进入或者无法在短时期内培育起来，“腾笼换鸟”战略的实际效果将大打折扣。而且，他担心内迁之后获得的一些劳动力成本优势，将很快被增加的物流成本所吞噬。 “补给线拉得很长，对我们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现在政府是在有意排挤我们这些低端产业，但是政府有没有考虑过，今天的东莞和广东经济的成就靠的是什么？”林老板同样警告说，“我们倒下去了，新的高科技产业一时半会进不来，经济很容易空心化。” 与东莞市政府倾向于鼓励这些鞋厂迁出东莞不同，新艺鞋厂所在的村委会对这家工厂极力挽留。对于他们村庄来说，如果没有了这家千人工厂，整个村庄将变得萧条起来。今年以来，这里的饭馆和娱乐场所已经关闭了几十家。在夜晚，已经很难见到下班后的工人们成群结队去吃宵夜的情景。人们的生意似乎都越来越难做。 林老板有朋友劝他将工厂迁移到越南。但林老板看得很清楚:“越南劳工其实并不会很好找，越南打了多年仗，已经是母系社会，男性劳动力缺乏。而且越南人不好管理，税收各方面跟这里差不多，我一些朋友搬到那里了，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做几年我估计他们也会走。” 目前，林老板在江西龙南设有工厂，但是规模不大，人数在300人左右。这个工厂是从朋友那里盘下来的，厂房和工人都是现成的。林老板说，要想让他转移到广东山区或者内陆省份去，除非承接地将厂房建好，否则自己承担不了搬迁的成本。 当记者问林老板，有没有考虑走出低端化生存，增加企业的研发能力，推出高端产品时，林老板有点无奈地笑着说：“现在我们还没有这个能力，我们要走这一步，但事前要规划好，也许过几年我们会加大独立研发并向高端靠拢。” 但现在的问题是，林老板自己也不知道，到那时，自己的企业是否还活着。 转移？还是没人挽留的告别？ 战略转移也好，产业升级也好，是否是市场行为主要是看靠价格调节还是行政调节，但事实上，这两种手段在广东是分不清的。 1987年，熊永其来到深圳创办金属制品公司，一开始只有60人的规模，到后来最高峰的时候，他的宏利达金属制品厂规模达到了8000人。 “以前我们在深圳做生意，按规定要缴纳17%的税，但一般最后优惠下来只需要交5%—8%，现在不行了，得交12%。”与东莞很多依靠出口的金属制品厂一样，国内外的用工环境和政策波动让宏利达的利润逐年稀薄。最终熊永其决定将工作迁移到自己的祖籍所在地——云浮市下辖的县级市罗定。 2003年，熊永其与罗定正式签订落户合同，并于2004年开始投产。企业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进入大规模投产阶段。按照熊永其的估计，今年的出口额将超过2000万美元。目前罗定工厂员工数大约3000人左右，熊永其表示，他计划2年内将企业员工数增加到2万人左右。 从2003年开始，宏利达一点点往云浮搬迁。搬迁最大的困难就是员工的安置问题。很多工人并不愿意随宏利达搬迁到地处山区的罗定市，自愿接受遣散。但很多工人在1987年公司创办时就入厂工作，要遣散这批人需要一大笔费用，而且随着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这种遣散的补偿费用越来越高。 “我们很多员工在工厂都待满了10年时间，他们的工资都在2000元以上，收入过万元的中高层管理者大有人在。”熊永其说，“如果政府要求我们赔偿20个月的工资，那我们很多老员工将获得20万元的遣散费，普通员工也得4万元。” 被迫无奈的熊永其甚至想到过与其他企业一样，抢在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大量遣散员工。但一个现实问题又摆在面前——突然性的大量裁工将造成生产脱节，而且在宏利达罗定工厂培养起大量熟练工人之前，熊永其必须继续依靠深圳工厂的开工来维持公司运作所需的资金。 “我们将一条流水线搬到云浮，各种成本加起来要10多万元，而光盖一个厂房就需要1亿元左右。我算过了，等全部投资完成，大概需要5亿元。”熊永其说。 熊永其表示，自己选择落户罗定的理由很简单。一方面，自己祖籍罗定，人际关系比较好沟通；另一方面，深圳的客商太多，政府在服务上“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在罗定，很小的事情都能够获得政府的帮助。这让在深圳“受气”的熊永其感到很欣慰。 “我的感觉是，深圳市政府对我们这类企业的态度是要走就走，从来没有过什么挽留。我们的工厂在深圳松岗镇是个不小的企业了，政府尚且这样对我们，更别说比我们小的工厂了。”熊永其说，深圳的整个投资环境对于加工贸易型企业来说已经越来越不利，这是他决定“内撤”的主要原因。 目前，宏利达的深圳工厂一周只开工5天，而以前1个月开工28天。由于工人的工资是计件方式结算，因此开工不足意味着工人收入下降。一个月少工作8天，收入差不多要从1500元下降到1000元。工人意见很大，熊永其只能裁减员工。 熊永其的很多朋友是做电子厂的，他们有的搬到了广东省清远市，也有的迁往江西、湖南和广西，也有很多朋友去了越南和柬埔寨，但熊永其说他并不看好这类选择，而且朋友们也告诉他，迁移到东南亚只是权宜之计，是过渡性的做法。 但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有能力来一次“敦刻尔克”大撤退。很多几百人的中小企业更多的是选择了关门走人。“他们够年龄了的就退休了，如果以前赚到了钱，就在香港买一个店铺，每月收租。如果赚到大钱了，就转行投资其他。但有很多很凄凉，有的回香港开出租车去了。”熊永其说。 与林老板担心的一样，另外一个让熊永其感到头疼的问题是，上下游的配套产业链条在罗定还不是特别完善。与深圳相当成熟的产业集群相比，罗定的整个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链接还有待完善。“上下游产品的厂家上来了一些，但不多，我希望他们能够追过来。”熊永其说。 当记者让熊永其介绍一位撤离珠三角的港资企业的朋友接受采访时，他婉言拒绝：“算了吧，我怕他们在你面前哭。” 祸，福之所依 “13年了，回想起来，当时的决定很正确。”作为雅达集团董事总经理，徐剑雄谈起自己的同行和朋友的境遇，一脸的庆幸、后怕和无奈。 徐剑雄一再跟记者提起自己依然在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办厂的朋友们的境遇——《劳动合同法》、外资企业加重的纳税负担、更为严格的环保法规，以及日益走强的人民币汇率，这一切都在挤占着朋友们的利润空间。 只不过，提前13年向广东山区云浮市下辖的县级市——罗定市迁移的雅达电子，在这场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由红海变成干涸的退潮过程中，幸运地使自己避开成为无数个没有“穿内裤”的外资中的一员。 雅达电子1971年成立于香港，是全球500强企业美国爱默生电气的全资控股子公司，自1988年开始向中国内地投资，同年成立深圳雅达电子有限公司。是全球数一数二的电源供应器制造商。1988年，出于生产成本和人力资源的两方面考虑，雅达进入深圳宝安区开设工厂。 “到了1995年，我们发现深圳本地可供我们调配的资源越来越少，生产成本已经很高。所以决定将工厂迁出宝安区。”徐剑雄回忆说，在决定进入罗定之前，他考察了很多地方。除了考察广东东部、西部和北部的一些地区外，还考察了浙江和福建一带的投资环境。但最终还是将目标锁定在靠近公司订单集中地香港的南方城市，并最终选择落户罗定。 1995年，深圳已经开始提出着重培育和引入高科技的企业，雅达这样的加工生产型企业受到重视的程度越来越低。当年还云集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深圳宝安区，如今已经成为商业区。 “现在回想起当年选择罗定的决策，我觉得非常的正确。”徐剑雄说，1995年，在深圳宝安区，像雅达一样做出类似选择的电子企业并不多。后来这些企业都陆续迁移到珠三角的东莞和佛山一带。从竞争力上来谈，13年前的选择，也拉大了雅达和同行的距离。雅达目前在全球有两大生产基地，一个是在菲律宾，一个就是在中国的罗定。徐剑雄表示，未来罗定基地将承担更多的产能。 对于目前东莞和佛山的电子、制鞋企业纷纷倒闭和撤离的现象，徐剑雄将原因归结为近几年中国劳动力成本的过快增加，特别是新《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后，很多规模较小的企业已经难以承受。 他说：“尽管我们13年前把自己使用大量劳动力的加工环节搬到了罗定，但是《劳动合同法》颁布、两税合一以及环保等问题，已经成为外资在中国投资的刚性成本，无论这些外资迁到何地，能够对冲的成本空间其实并不大。” 好在云浮地区的综合生产成本要比珠三角和其他内陆城市低很多。徐剑雄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迁到罗定之后，雅达的劳工使用成本减少了30%左右，运输成本则只增加了5%。这样算下来，雅达至少节约了25%的生产成本。 另外，雅达的产品过去主要是出口，但今年以来内销的部分有所增长。因此，将工厂迁移到罗定这样的内陆城市，实际上为这部分内销产品节省了不少的物流成本。云浮经济贸易局的一位官员对《商务周刊》表示，雅达在罗定13年，从1亿元的规模到现在的20亿元，“十一五”期间还要搞大到40亿元的规模，云浮正争取说服该公司把总部也迁往罗定。 徐剑雄告诉记者，他到东南亚地区做过详细考察，得出的结果是，不管从人力还是其他各方面的资源支持来看，中国依然是不二选择。 “我也考虑过只保留菲律宾一家基地，以前中国的成本比菲律宾要高，但是现在两个基地的运行成本已经相差无几了。”在徐剑雄看来，罗定的零部件配套和资源配套都好过菲律宾。 目前让徐剑雄最为头疼的是高级技工的缺乏，现在雅达电子的中层以上技术人员都来自罗定或者云浮其他下辖县市。不过，由于目前云浮的职业教育不是很发达，技工学校十分缺乏，雅达电子依然有50%的劳工需要从外地招聘。“一个重要难题是，很多技工人才都喜欢在深圳、珠海等城市工作，我们雅达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给他配套一些比大城市的优惠措施，比如说更高工资，让他们愿意来云浮。”徐剑雄说。 徐剑雄建议，目前很多云浮当地人都到珠三角城市去打工，云浮市政府完全可以想办法把这些在珠三角务工的成熟产业工人吸引回家乡就业，特别是吸引那些从云浮走出去的大学毕业生们回来建设家乡。 “有很多同行或朋友都在我的介绍下来到云浮，不过他们最看重的还是交通问题，我想这也是云浮需要努力改进的地方。云浮的优势更要保持，如果优势太少了，就不能吸引那么多的企业来投资了。”徐剑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