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凡 了三件大事 “张学”研究的一件大事



     16年前,也即1997年4月,当张爱玲致夏志清先生的信札开始在台北《联合文学》上连载时,我就意识到这是张爱玲史料一次极具意义的发掘,是“张学”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

  研究一位已经去世的作家,除了必须面对他生前公开发表的作品,还应关注他出于各种原因未及问世的手稿。各类手稿,那怕是未完成的手稿的发现,都有可能支持、改变乃至颠覆原来对该位作家的评价。而书信和日记,是应该把它们包括在广义的手稿范畴之中来理解的,因为它们是特别意义上的一种创作,正如我一再引用的鲁迅的一段话所指出的:“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

  具体到张爱玲,迄今所知她没有日记存世,而她的前期信札绝大部分早已散失,那么她后期写给包括夏先生在内的友人们的大量信札,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珍贵了。

  按照夏先生的回忆,张爱玲1961年3月收到他寄去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初版本以后,就开始与之通信。尽管最初的通信未能保存下来,但张爱玲自1961年至1994年整整三十二年间致夏先生的总共118通信札,这次能够得以完整地成书问世,确是极为难得的。单就数量而言,也已居现存张爱玲后期信札的第二位,仅次于张爱玲致宋淇夫妇的信札。

  张爱玲致夏先生这么一大批信札,谈创作,谈翻译,谈出版,谈读书,谈生活,谈友情,时间跨度如此之大,涉及面如此之广,内容如此之丰富,夏先生的“按语”又如此之详细,因而,可供进一步研究的线索是如此之多,均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

  从发表《怨女》到改写《十八春》,从自译《金锁记》到“改译”《浪淘沙》,从翻译《海上花》到“考证”《红楼梦》,从创作《小团圆》到“搁开”《同学少年都不贱》,还有自评《创世纪》、《浮花浪蕊》等作品,张爱玲在信中不断向夏先生通报,与夏先生切磋,甚至反复再三,甚至具体到字、词、句的探讨。这些信札对研究张爱玲后期创作历程,无不都是极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对《小团圆》这部张爱玲身后才公开的长篇小说,她在1975年7月19日、1976年3月15日、4月4日、7月28日、1977年6月29日等致夏先生的信中就一再提及写作进度和写作中所遇到的困难,尤其值得注意。除了与宋淇夫妇讨论《小团圆》,张爱玲当时只有在给夏先生的信中才如此坦陈自己对于《小团圆》的想法。

 飞凡 了三件大事 “张学”研究的一件大事
  对张爱玲后期真实的生活状况,研究者一直所知甚少,张爱玲致夏先生这批信札中也有大量具体生动的反映。张爱玲1969年7月到美国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工作,后来与主其事的陈世骧产生龃龉,她在1971年6月10日致夏先生的长信中对此作了说明,这也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张爱玲针对此事最为详细的自我辩解。难怪夏先生在“按语”中要特别强调:“这封长信是爱玲两年间在加大中国研究中心的工作报告,也可说是她在美国奋斗了十六年,遭受了一个最大打击的报告。”

  尽管张爱玲致夏先生的这批信札是友朋间的交流,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亲切随意,但仍时有神来之笔。张爱玲1968年7月1日致夏先生信中有段话就很有意思,她说:“我一直喜欢张恨水,除了济安没听见人说好,此外只有毛主席赞他的细节观察认真,如船,篮子。”确实,无论前期还是后期,无论私下还是公开,张爱玲始终对张恨水保持好感。早在1944年3月在上海女作家聚谈会上,她谈到自己读什么书时就公开表示:“读S.Mangham,A.Haxley的小说,近代的西洋戏剧,唐诗,小报,张恨水。”1950年代初,她在香港又对宋邝文美说:“喜欢看张恨水的书,因为不高不低。”这次至少是第三次表态了。所以夏先生在“按语”中说:“真正喜欢张恨水的读者,要数她自己,先兄济安和毛主席三人,这句话想是实情如此,但也富有幽默感。”

  我以为,“张学”研究这些年来的进展有目共睹,然而不如人意处仍然甚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张学”研究文献保障体系尚未完善。张爱玲致夏志清先生这批信札的整理、注释和出版,正是为充实“张学”研究文献保障体系作出了重大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将会进一步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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