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三代企业家坐在一起，反思创业历程及代际命运
作者：李岷
在柳传志与陈东升的记忆中，当年毅然决然开始的创业生涯，都像是对前三四十年生活、轨迹、乃至价值观、理想观的一种永别，甚至“背叛”。 相对年长的柳传志可能不会用“永别、背叛”这么激烈与极端的词来形容自己的选择，而比柳年轻一代的陈东升坦承道，他1983年大学毕业时，有人提出让他到粮油总公司去工作，他断然拒绝，觉得这对他是一种侮辱、一种亵渎，“我是要做研究的，我怎么可能去经商呢？”当时的陈，在观念上、人生设计上没有为“企业”两字留下任何空间与想象。 后来的故事广为人知，在《中国企业家》2002年4月份的封面故事“‘92派：三个红顶商人的十年”中，关于现为泰康人寿创始人兼董事长陈东升的这段心灵转折史已有详细的描述：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他策划全国五百大企业评选，从而接触到《财富》全球500强，这才惊觉：原来一国实力是如此紧密地和一国的大企业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陈东升企业观的初步萌芽，而该萌芽发育到1992年邓公南巡讲话、两个“规范意见”（《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发表后，终于寻到了正式扎根、心无旁骛的生长机会。 至于联想创始人柳传志的创业动机及历史，他的“洞明世事”和“练达人情”，各类媒体与书籍更是无数次地报道与披露过。不过，当2007年11月初，这两位两代创业家代表和其他一些企业家、学者坐在一起（“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与三代企业家”座谈会），讨论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几代企业家特征时，他们重述各自的创业体验，两相对照，仍然显得饶有意味。 “代”的划分 据说，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几代企业家的划分，北大的张维迎、长江商学院的项兵以及陈东升等人各有各的一套划分标准，尚无官方权威版本。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院长辜胜阻认为，企业家代际的划分是以企业家生成和发展的时间为标准、以代表性人物为标志的，他把中国企业家划分为三代：第一代企业家是改革开放以来、1992年之前创业的企业家，既有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诞生的科技型企业家，如柳传志，有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诞生的农民企业家，如鲁冠球，还有城市边缘人口创业的代表，如傻子瓜子的年广久。他们大多属于被迫创业，所设立的企业也大多带着“红帽子”。第二代企业家是1992年之后诞生的企业家，大批原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和各方面能人纷纷下海创业，形成了以陈东升、毛振华、田源、冯仑等为代表的“92派”企业家。他们具有较强的资源调动能力，企业的产权制度比较明晰。第三代企业家则诞生于2000年前后、伴随新经济的兴起，依靠风险投资、互联网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的企业家，如马云、张朝阳、李彦宏等。他们的典型特征是高学历、高技术、年轻化，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国际规则，创始人或管理团队具有“海归”背景。 陈东升赞同“92分界”说法，他本人也是“92派”的提出者和代表者。辜胜阻认为第一代企业家是“被迫创业”，其实对于陈东升等“第二代”来说，又何尝不是被推往“不得不创”的人生关口。陈东升总结道，中国一批曾在80年代跃跃欲试的有志青年、甚至所谓的“精英”在1990年后从体制而出、分化为三个方向，要么去海外，要么搞研究，要么就下海经商。所喜的是，这个时候的社会价值观已比十年前柳传志们创业时要多元一些，“之前办企业的人在一般人眼中不是好人，1992年后办企业可以被认为是积极的事”，这样的社会价值体认与舆论给他们提供了下海的心理台阶。 柳传志基本同意三代企业家的划分，并认为自己属于第一代企业家。他感觉，第一代与第二代在创业氛围上重大的不同是，对中国政治经济走向都相当不清晰，当时中国只是明确了不搞阶级斗争，而第二代创业时中国已明确了要走市场经济道路，也承认了所谓“民营经济”。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代企业家都有他们特别想感谢、感恩的人与事。对于柳传志们来说，也许是在联想改造经营机制时勇于站出来支持联想的中科院领导；陈东升一谢再谢的是那两份“规范意见”使他们有机会建立一个组织去“撬动地球”；第三代们要感谢的可能是在网络创业潮中蔚然成风的风险投资、期权制度、“Idea溢价”。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也同意三代企业家划分，并认为企业家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也是最稀缺的资源，但当前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障碍。他呼吁，要改变权力配置资源不均等的状况、改变社会对企业家的不正确认识等问题。 殉道者？获益者？买单者？ 柳传志说，对于第一代自立创业、不靠国家政策与资源过活的企业家来说，要想把企业办好，不踩红线是活不下去的，不能一点不踩，但是也不能踩多了。把握打“擦边球”的平衡对于那个年代的企业家是很要命的事。柳传志感喟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能活到跟第二三代的企业家坐在一起喝喝茶……” 说“劫后余生”似乎言重，但只有柳传志们才能切身体会到其间有过怎样的心惊肉跳、灰飞烟灭。 中诚信创始人毛振华是跟陈东升同期创业的企业家，似乎应该比上一代少一些负担与宿命色彩，但他依然是“中国企业家是中国政治经济体制转轨的买单者”论点的强烈呼吁者。他认为，引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风潮之先的人就是企业家，他们在为自己的理想工作，也是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工作，“这个时代的企业家充满了悲壮的色彩”，因为在转型社会里，政策、经济、法律法规等各方面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这个时候，需要有人不甘于迁就与妥协世俗世界，需要有人对旧体制发起冲击——企业家就是这样一批人。但他们在创造出新事物的同时也有可能把自己牺牲掉了。 毛振华有此感受也许和他本人的经历有关。他在将中诚信与穆迪以51%对49%股权合资之后，选择了卸下商职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作研究者的道路。“我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也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也可以说是一个逃脱者，我希望这样的人很少，更多人能够把中国企业做强做大。”毛振华如是说。 然而，这样的“悲壮”感好像更多的是“圈里人”自己给自己赋予的，或者说，“圈里人”才深解其中滋味。在社会普遍的视角里，企业家们，甭论是哪一代，都是改革开放的获益者，甚至一些更极端的观点还认为他们是踩在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肩膀上的食利者，他们怎么会就变成“殉道者”了呢？ 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说，要通过梳理、概括改革开放30年中国企业家代际成长的共性及其贡献，形成全社会对企业家的肯定和尊重，营造一种“企业感恩社会，社会感恩企业”的良好氛围，“社会与企业的双向感恩才能造就和谐”。他还从这两年国有企业业绩改善的角度切入，来说明现在中国市场经济的价值判断还是有些问题。“尽管这两年国有企业的业绩指标有相当进步，但一个原因是过去国企的管理太落后了，二是得益于国家的开放战略，包括引进战略投资者等，所以我们应该肯定的是改革开放而不是国有企业体制本身。”“改革开放30年，这个时间长度对于发酵成熟某些价值观，还不够。” 《中国企业家》杂志主编牛文文一番“这个30年”与“那个30年”的对比触动了柳传志。牛文文认为，1878-1908年是中国民族工商业者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最初的萌芽期，而1978-2008年这30年诞生的中国企业家，在商业环境、经营策略上所遇到的问题与挑战，可能并不比当年多，也不比当年少。历史过了一百年，有些老问题还是在原地打转转。“中国企业基因能否跟社会基因融合好，这是决定中国企业发展前景的重大问题。” 柳传志认为牛文文的话强调了中国社会环境对商业之重要性。他说，企业家们在一起探讨代际之分、探讨企业家的历史作用与贡献云云，都是企业之间内部说说，“既然是内部，就难免有点自说自话。而老百姓怎么看我们，政治家群体怎么看我们，不得不重视。”和大多数埋头实业的人一样，柳传志也曾为郎咸平在中国民间平地卷起的“郎旋风”而感到困惑、无力。 有意思的是，与会当天研讨的企业家基本上仅限于第一二代，第三代没有代表出席。事实也证明，即便某两个“第三代”到场，会议现场迅速生成的某种气场——针对体制的“忆苦思甜”、针对当下政商环境的反思也会很快令他们觉得不自在。欣欣向荣的第三代们，显然更热衷于探讨技术与模式，他们没有那么沉重与不堪回首的历史，纵然其创业仍有可能艰难，但步调与步伐跟硅谷是同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