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个警告：CEO如果无视社会政治热点问题，将可能把企业置于险境。
作者：麦肯锡咨询公司
一个警告：CEO如果无视社会政治热点问题，将可能把企业置于险境。 这并非危言耸听，在麦肯锡最近的一次全球商业社会调查中，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成为CEO们探讨的热点，他们甚至认为，这些社会问题将影响到股东价值。看看一组数据：84%认为公司给投资人的高回报应与为公众利益做贡献并行不悖；只有16%的受访者认为公司只应关注投资人的利益。 在商场上搏杀的CEO们突然发现，他们面临着一条新的“明日鸿沟”：企业和社会。其背后的意义是，仅仅使股东满意已不再足够优秀：消费者将会惩罚那些不履行其公共责任的企业。显而易见，CEO们还应做好准备。中国CEO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88%的中国受访者现在充分肯定了“公众利益”这一方面，45%的受访者选择了“环境问题”作为第一重要问题。 面对“企业和公众”这一前沿话题，本组文章从调查的角度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分析了“鸿沟”背后——一个新利益主体阶层的崛起，最关键的是，麦肯锡给出了跨越“鸿沟”的五大应对之策：开发可靠的“雷达”系统、采取战略行动、参与社会辩论、沟通与合作、强调协调。 一个新竞争舞台的大幕正徐徐拉开！ 本文由麦肯锡咨询公司授权刊登，文章有删节 威胁CEO的社会问题 文|SheilaBonini JiehGreeney LennyMendonca 社会热点问题如何影响公司？ 当评估社会问题对股东价值的影响时，CEO们总会谈及环境和气候变化。这表明他们更懂得管理社会政治问题并且更加了解公众诉求了。 根据《麦肯锡季刊》的一项全球商业社会调查显示，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环境问题已成为全球CEO们探讨的热点。CEO们希望环境问题将吸引更多公众和政治界的关注，并将比其他社会问题更加影响到股东价值。大约90%的受访者宣称他们自身非常担心全球暖化。相比之下，在2005年12月进行的一项调查却显示CEO们最关心的社会问题却是由于产业外包所带来的失业问题，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仅列第三位。 受访者认为商业与社会之间的理想契约关系是非常稳定的。84%认为公司给投资人的高回报应与为公众利益做贡献并行不悖；只有16%的受访者认为公司只应关注投资人的利益。对中国CEO而言，一项显著的变化是：对比上一次调查的75%，88%的中国区CEO们现在充分肯定了“公众利益”这一方面。 就公司如何处理社会政治问题这一方面，新调查显示他们有所进步。在2005年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大公司使用最多的战术（如公共关系和游说）和他们所认为的最有效的战术（如采用公司责任制的政策）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新调查中，受访者称他们的公司正使用越来越有效的战术。但是，CEO们仍然认为大多数社会政治问题是风险而不是机会；仅14%称他们的公司在应对社会压力方面在业界做到了“一般”或“良好”。 公众最关注什么 超过半数的调查受访者选择了环境（包括气候变化）作为未来5年中最吸引公众和社会关注的3项问题之一，对比2005年调查中的31%（参见图1）。只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选择了其他选项。 对环境问题的更多关注也许反映了日趋激烈的全球关于温室气体排放的辩论。当被问及对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个人感受时，87%的CEO称他们有一些或非常关注这一问题，仅10%称他们一点都不关注，3%称不相信这些事会发生。谁应该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绝大多数（81%）认为是政府——希望有更多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法规出台，另有67%认为业界应该为其买单，64%认为消费者应该为其买单。 随着CEO们对环境议题日益增长的关注，他们与消费者在对待重要公众议题上观点的分歧也缩小了。在一项2006年麦肯锡全球消费者调查中，大约半数的消费者选择了“环境”作为三项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然而，他们在很多社会问题上的观点还有偏差。CEO们认为其他最重要的问题有“隐私和数据安全”以及“产业外包带来的失业”。而消费者则认为“退休和医疗保健福利”更加重要。 社会问题如何影响公司 当CEO们选择那些对股东价值影响最大的三项问题时，环境仍然位居首位。大约半数的受访者选择了它，比2005年那次调查增加了20%（参见图2）。同样位居前列，被大约四分之一受访者所选择的还有“公司的政治影响和参与”、“医疗保健和其他员工福利”、“产业外包带来的失业”——最后这一项比2005年调查下降了17个百分点。虽然CEO们认为“隐私和数据安全”将会是公众第二关注的问题，但是他们认为对股东价值的影响并不大。 CEO们还把大多数社会问题视作风险而非机会，对环境问题也是一样。但是，即便在环境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焦点情况下，他们比上次的调查要显得乐观。视环境问题为机会的受访者份额从2005年的18%增加到了2007年的25%，同时，视其为风险的受访者则从41%下降到了32%（参见图3）。 CEO们评价社会政治问题在不同的地区之间也有很大差别（参见图4）。这些差别表示公司必须根据所在地区制定适合的战略。 例如，中国区CEO中，34%的受访者（比全球平均水平高9个百分点）选择了“公司政治影响和参与”作为第二重要问题；27%（全球平均水平为20%）选择了“产品安全”作为第三重要问题。这些结果也反映了当今全球社会对中国产品安全问题的争议。
欧洲区CEO们更多地选择“环境（包括气候变化）”作为公众辩论和影响股东价值的重要问题。他们中28%把环境问题视作机会。 北美区CEO们选择“医疗保健和其他员工福利”作为影响股东价值最大的三项问题之一；45%（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选择了此项。三分之二将其视为风险，这一比例高于全球平均水平。41%选择了“环境”作为第二位的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视环境为机会的北美区的CEO（20%）比欧洲区少很多。 在印度，34%选择“隐私和数据安全”作为影响股东价值最大的问题，比选择环境问题的多一个百分点。这可能是因为IT产业外包对国家经济的重要性。 贡献还是危害？ 2005年调查中，10人中有7人宣称公司对社会有着积极影响，这一数据在2007年调查中上升到10人中的8人。当被问及哪三个产业对公众利益有着最积极影响时，大约半数选择了医疗保健，10人中3人选择了医药。有趣的是，在2007年的调查中IT取代农业占据了第三的位置。 CEO看起来都非常清楚如果公司要赢得公众信任，对环境的态度是相当重要的。当被问及大公司危害公众利益的三种主要方式时，65%认为首当其冲的是“污染和破坏环境”。40%选择了“将逐利置于人民福祉之前”；30%选择了“对政府施加不良影响”。 然而，CEO们也强调公司通过创造就业、研发、生产生活必需品、服务和缴税来贡献社会（参见图5）。的确，这些都是贡献，但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消费者，特别是发达国家消费者，把这些都看作是最低限度的贡献，是不应该有副作用的，比如说污染。 最近的调查显示，公司在处理社会政治问题上，CEO们认为惯用的方法与最有效方法间的分歧被缩小了。29%的受访者（对比上次调查中20%）说三种最常用的战术之一就是在针对如环境问题上公司责任制政策的研究和实施。CEO们同时宣称公司正在减小公共关系和游说政策制定者及政府的力度。但是，这两个战术还是用得过多了。 我们的调查表明，CEO们没有任何迹象会采取使用最少的战术，即增强公司产品和生产过程的透明度。这个结果与我们调查中的另一个问题——38%的受访者选择了增强公司整体透明度作为提高公司美誉度的最有效方法——的调查结果并不相符。17%的受访者选择了排位第二的战术：让公司变成环境友好型企业。 （翻译：汤潇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