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企业家们在判断繁荣，人们又可以据此判断企业家的成熟度
作者：牛文文
繁荣能否持久、如何持久？这是中国企业界和整个社会当下最为关心的一大问题。刚刚闭幕的第六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100多位企业界、理论界人士几乎都对这个问题或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看法。一个国家的众多代表性商界人士，如此公开、坦诚地探讨繁荣（经济周期）问题，这在全球商业史上也是少见的。 在两天年会的十几场讨论中，企业领袖们整体上很冷静，甚至可以说，表现的过于冷静。利润和市值双创世界纪录的央企领导人王建宙、李家祥等，和李荣融主任的主题演讲一个调子，“繁荣时期更要打扎实基础”。王建宙说搞企业不是体育比赛，没必要老看（市值）排名；李家祥说繁荣时期更要有定力，不去盲目收购国外航空公司。要不要利用高市值去跨国收购，是这次年会上的一个重要话题。而不管央企民企，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是一致的“冷静派”。马蔚华的观点最具代表性：美国次贷风波使一些跨国金融机构陷入财务危机，天天有投行人士上门推荐收购机会，但你要冷静问自己，买下来之后有没有消化其巨大财务压力的能力？有没有管理好它的能力？对比一两年前中国企业一窝蜂“走出去”收购亏损的跨国企业的情形，这时企业家们的冷静，格外难得。 但是，与对短期经济走势的冷静相比，一些企业领袖表现出了对可能影响企业的长期性、社会性趋势的强烈关注。柳传志谨慎地提到了即将实行的《劳动合同法》可能给企业发展和社会就业带来的长期影响，再一次展现了“企业界教父”的风范。他还提到了“消费冻土层逐渐融化了”这个重大的社会性判断，这个判断关系到未来中国内需市场规模有多大，关系到中国未来能否由出口导向型经济转为内需性经济，当然也直接关系到一大批大型出口型企业未来的市场战略调整，可以说是这次年会上“最具战略价值的一个判断”。此外，马蔚华关于未来“银行必须转型为社会（企业）财富管理中心”的判断，陈东升关于“中国金融体系建设几个选择”的判断，唐若昕关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进口信用逆差国”的观点，冯仑关于“未婚女青年是拉高住房需求的一大因素”的观点，都体现出了企业家们对长期性社会因素的关注。从只埋头于企业发展，到关注社会性因素的长期影响，这是一国企业家群体走向成熟的一个突出标志。 企业家们在判断繁荣，人们又可以据此判断企业家的成熟度。对经济周期的判断力和驾驭力，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企业家群体成熟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仍处于“少年期”的群体，看起来已经汲取了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同行们当年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