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场席卷全球的粮食危机让这一古老经济在中国重新回到创新和资本的前台
文《环球企业家》房煜
在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石油价格飙升和粮食短缺这2008年困扰世界的种种危机中，最后一项尤其令人不安。受此洗劫和冲击的往往是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和脆弱的中产阶级，事实证明，这已经在不少国家引发骚乱和暴动。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现代社会在自食其长期对农业忽视所产生的恶果。相对于其它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而言，农业往往难以产生爆炸性增长，因此，在资本面前，农业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这也是发达国家农业高补贴的根本原因——政府在努力弥补市场失灵。 人类已经有30多年没有感受到粮食短缺引发的紧张。1960年代，肇始于印度的“第一次绿色革命”通过大规模应用农业新技术初次让全球大部分人口摆脱了饥馑的感胁，但时至今日，就连印度总理辛格也在重新呼吁进行第二次绿色革命，“将粮食短缺的幽灵再次从地平线上赶走”。 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这或许正是复兴农业的绝好的历史良机。长期以来，由于过分强调快速工业化而导致全球农业长达数十年的低投资局面，现在是时候进行改变了。 资本市场迅速寻机而动。在次贷危机和石油涨价让金融、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变得无利可图时，农业类股票则成为基金经理们的新宠。不仅像孟山都(MonsantoCo.)这样历史悠久的农业公司股价随食品价格上涨而飙升，一些此前不太为人熟知的种子公司如KWSSaat和HemisphereGPSInc.也成为受益者。 中国的情形与之类似，在2006年以前，农林牧渔行业因为市值小、上市公司基本面质量差而受到机构投资者的摒弃。但在A股市场从去年10月的最高点暴跌至今约一半之时，隆平高科（000998.SH）和登海种业（002041.SH）这类的农业龙头股却逆势大涨。 在中国这个食品消费和出口大国，农业巨头正掀起农业革命的新潮流，将原本极其分散的农田重新集中整合。但它们并不是将之集合为效率低下的生产公社，而是以科技和规模经济实现农业的现代化，积极扮演重塑产业价值链的角色。30年前，中国解散了计划经济色彩浓重的农业体制，实施包产到户，这一举措在极大调动了农民种植积极性的同时，却使土地被过度细分化到耕作者手中。而现代农业的高科技与生物技术只有在实现一体化、融合化的大型农业企业中，才有条件进行“大规模精细农业”的技术开发，产生对技术革命的迫切需求，推动人类这一古老经济形态重新焕发创新生机。 就中国现实而言，目前尚不存在粮食危机，中国夏粮生产在今年实现连续第五年增产，总产量有可能超过1.2亿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农业没有危机，正如本刊独家采访的中国“杂交玉米之父”李登海所言：“中国农业最大的危机是农民不愿种粮的危机。” 根源在于种粮食不挣钱。正如摩根大通(JPMorgan)中国证券市场部董事总经理李晶所说：“中国粮食自给自足是通过频繁的政策干预以及不断加大的补贴负担（以阻止更多农民转向经济作物）来实现的。”
农业产业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这意味着，一味依靠财政补贴和新技术应用来提高粮食生产的传统思维需要革新了。年初，中国通过了新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提出九大举措以实现粮食自给率95％以上的目标，这些措施包括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逐步理顺粮食价格等。 应该重视和充分利用公司的力量。全球最大的玉米种业公司——先锋种业在6年前通过合资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它不仅带来了亩产可达1000多斤的高产可能，更重要的是，其引入的“精准农业”的概念几乎正在改变中国传统的耕作方式，而且也正在对农业机械、饲料生产和养殖业等相关产业链发生影响（参见本期报道《玉米战争》）。这种由一个公司牵动整个产业链向上跃迁的变革的理想结果是，农民最终成为大规模协作中的“熟练技工”，并实现增收。 新消息是，7月9日，中国已经原则通过一项农业转基因生物的培育计划，敦促有关部门要抓紧培育一批抗病虫、高产的重大农业转基因生物新品种。这是中国首次明确地对转基因作物发出放行的信号。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在去年初曾透露，政府每年向转基因农作物投入的资金超过人民币20亿元，预计该项投资未来几年将以每年20％-30％的速度递增。毫无疑问，一场新的农业革命正在中国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