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现在谈论经济、金融方面的问题有一种很不好的倾向，动辄以意识形态手法上纲上线，很少有人认真从技术角度探讨在改革过程中的成败得失，避免日后重蹈覆辙。
撰稿·叶檀 财经评论员
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平常心，就生意论生意？ 也许银行贱卖论的压力太大，最近央行机关报《金融时报》一直在发表反驳贱卖论的文章。先是清华大学金融学教授宋逢明指出建行贱卖没有理论依据，而后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与中国银行业协会联合举行了“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问题学术论坛”，主旨就是银行业引入外资上市的改革路径是成功的，拔除了中国经济中最大的隐形炸弹；近日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先生再次接受采访，指出“改革开放使中国银行业更稳健更安全”。 现在谈论经济、金融方面的问题有一种很不好的倾向，动辄以意识形态手法上纲上线，很少有人认真从技术角度探讨在改革过程中的成败得失，避免日后重蹈覆辙。于是，一场认真的讨论往往会变成帽子横飞的闹剧，双方或者指责对方极左、极右，甚至是利益集团二奶、买办世家、反对开放等等，这种争论污染空气、于事无补，还会让我们智力低下。 所有的争论总应该举出足够充分论据，用事实说话，对于银行是否贱卖给外资的讨论也应该如此。讨论的前提是，当时银行的资产状况如何，依照资产状况大致的国际标准的定价是怎么样的，而在剥离坏账、注入资本金之后，银行应该享有怎么样的溢价？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战略路径来说，对内开放为主还是对外开放为主，中国的纳税人、投资者是否有权与国外投资者一样享有同等的溢价权？在股价的拟定与期权价格的设定上，如何做才是对中国银行业最有利的？对外资提供的技术帮助究竟应该如何定价？ 这些技术问题对于中国今后在国际上争夺定价权至关重要，也是在越来越多的股权交易中抢得先手的重要步骤。 很可惜，在以往的争议中，都未深入探讨银行业期权定价的问题，谈的是一些大而化之的理论，如当时中国几大国有商业银行处于技术性破产，在引入外资后短短几年后，我国几大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大大改善，对市场大有助益，而反对者则以外资数年来所获收益的具体数据，以及战略投资者的入股价、境外发行价与A股发行价比较，以坐实贱卖罪名。 国有商业银行技术性破产，不能证明当时价格的正确，引入外资后资产负债表的改善，外资与国内纳税人、A股投资者的功劳也得分别计算，而不能一股脑地算到外资的头上去。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国内大型银行坐上了世界十大银行的三把交椅，还不能向零售银行与中间业务转变，利差利润仍然占据大头？这中间显然有个中国现阶段的市场化与先进的管理接轨的问题——如果美国银行那50位技术智囊真有那么大的本事让建行起死回生，那么，央行还是索性把控股权让渡给美国银行，或者将所有管理层换成美国银行的人比较靠谱。 甚至学者也在意气用事，他们用缺乏因果链条的逻辑来证明一些并不清楚的理论。宋逢明先生对期权与现货市场作了一番经济科普之后，到末了也没有说清楚期权如何定价。再如杨再平先生最近表态，“改革开放使中国银行业更稳健更安全”，就有偷换概念之嫌。文章了无新意，重弹了当时中国金融机构的困境与注资上市之后的美妙，这中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包括笔者在内的大多数人绝不反对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也绝不等同于向外资开放这一条途径。人们探讨当时外资入股的价格高低，难道是反对改革开放吗？这种说法、这种逻辑显然是荒唐的。
放着这些具体问题不讨论，攻击辩论对手不讲改革开放的大局，与因为对方参与了当时外资入股的具体操作，就指责对方卖国一样，都有乱扣帽子之嫌。 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先生比较诚实，北京银行最初引入外资高攀ING时，要求对方从8%的持股比例提升至外资单个持股比例的上限20%以下的19.9%，以便与ING更牢固地捆绑在一起。而现在，他开始了反思，当时的决定是否失之仓促，以净资产大笔引入外资是否合适？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是国际金融市场的新丁，有太多的知识与技巧需要学习，需要弥补。如果连这点反省心都没有，谁能保证金融机构下一次引资不再陷入同一个错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