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担心通胀？及时扩张才是上策
作者:王建/文
人们之所以讨厌通胀，是因为它会伤害经济增长，但不能为了压抑通胀而不顾经济增长严重衰退的后果。作个比喻，把经济增长比作人体，通胀比作病，那么，如果为了解除病痛而自杀，病没有了，生命也结束了。因此，相对于病痛来说，维持机体的生长永远是更重要的。 无可逃避的通胀之痛 当前无论是由于中国内部“人地矛盾”所演生出的结构性通胀，还是由于美欧所创造的国际性货币流动性泛滥导致的输入性通胀，都独立于中国货币当局之外。对此，中国货币当局想用持续紧缩货币供给的办法来消除通胀，是没有显效的。实际上不仅中国没有办法，发达国家在创造出这个庞大的货币怪物后，目前也没有办法控制。例如美国7月份的PPI已达9·2％，比中国还高，欧元区则高达8·0％，也不比中国低多少。而美欧国家的CPI比中国低，也仅仅是由于他们的恩格尔系数比中国低。我也曾指出过，紧缩货币紧不出土地，也挡不住人口增长，所以通胀在短期乃至中、长期内的不断走强是一个客观趋势。 从理论上讲，通胀对经济增长中正常关系的破坏，主要是因为物价的持续上涨使企业在生产核算中失去了可靠的价值尺度，从而影响了现行的生产核算与未来的投资安排。因此，如果物价上涨率平稳，能使企业建立稳定的预期，实际上年均3％的通胀率与10％的上涨率恐怕也没有太大区别。必须说明我不是在主张“通胀无害论”，而是说如果必须忍受一定的通胀，其尺度应放在经济增长率≥通胀率上。例如经济增长率为10％的时候，通胀率也可以容忍到10％。如果说应该找到一个保增长与控通胀之间的平衡点，我看这就是平衡点。必须防止的另一个倾向是为了抑制通胀而大量使用行政手段来控制物价上涨，结果物价上涨虽然在短期内受控，但却导致了市场价格关系的扭曲，同样会形成价格关系紊乱的通胀后果。例如为了控制物价而在上游电煤价格急剧上涨的时期不准电价上调，导致电厂和电网亏损，这已经成了目前电力供应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用行政手段控制物价的考虑，是基于通胀是偶发因素所至，是认为通胀会在短期内过去，但客观情况是通胀会在中期内走强，在长期内存在，用行政手段控制物价的做法就会日益显现出巨大弊端。特别是在输入型通胀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用行政手段所构成的全球范围内的能源、原材料与粮食等价格低谷，会诱发日益严重的走私，使中国的国民财富大量外流，最终是得不偿失的。 因此，至少在今年下半年直至明年全年，中国宏观调控对通胀的方针，一条是应提高CPI年均上涨率的上限，例如允许上升到10％，另一条就是以理顺价格关系为主，提高因上游产出提价而发生亏损的那些产业、行业的产出价格。还有石油和粮价，应尽量向国际价格靠拢。
未来政策应转向扩张 反通胀是为了民生大计，但压低平均价格上涨率并不能很好地达到这个目的，因为中国目前存在着较明显的分配矛盾。中国目前通胀的特点之一是食品推动型，而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食品开支比重即恩格尔系数是不同的，居于收入高端的20％的居民恩格尔系数只有20％，而居于中下端的居民却高达50％，所以若计算高收入居民的CPI，目前大约只有5％，而中、低收入居民的CPI却已高达15％。因此，在反通胀中更重要的是通过国家财政进行转移支付，对中、低收入人口实施物价补贴，使他们在较高通胀率时期不受通胀的侵害。从这个意义上讲，提高个税起征点的重要性显然应该放在补贴低收入人口之后，因为低收入人口的月收入水平远低于目前的个税起征点。 在忍受较高通胀率的基础上保增长，从目前看最重要的，是对货币政策的调整。目前有一种观点说是“紧货币、松财政”，或者是“货币保稳定，财政保增长”，这些提法我都不赞成。去年以来，特别是今年以来为反通胀所实施的持续货币紧缩，已经成为导致经济增长持续下滑的最大因素。如果通胀在一个长时期内难以被压低到理想水平，货币供给增长率就不仅要考虑经济增长的需要，也必须考虑物价上涨对货币的需求。从历史数据看，1991-2007年，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0.5％，GDP平减指数年均为5.6％，而广义货币M2的年均增长率为21.2％，扣除价格指数后的“货币实际增长率”年均为14.8％，相对于实际经济增长率高出4.3个百分点。而今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10.6％，二季度为10.1％，两个季度的GDP平减指数分别为8.3％和9.1％，M2则分别为16.3％和17.4％，所以“实际货币增长率”分别为7.3％和7.6％，比实际经济增长率都低了2.5-3.3个百分点，这就是为什么在当前经济运行中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钱荒”，进而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 目前央行已经把年度贷款指标上调了5％，这恐怕仍不够，如果下半年的GDP平减指数攀升到10％以上，若要把经济增长率保持在10％，M2的增长率就应保持在20％以上，若再宽松一点，让“实际货币增长率”比经济增长率高出两个百分点，下半年M2的增长率就应提升到22％，即是说下半年的货币供给增长率相比上半年应提高三成，这才能较好地做到保增长。 所以，较好的宏观调控工具分配，应当是“货币保增长、财政保稳定”，而若如此，两者就都具有扩张的特征了。■ （作者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