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要想在全球化中从被动到主动，就不能够用一个国家或一个企业的力量对抗“全球公司”
《中国企业家》：自2006年以来，围绕外资并购对中国商业环境的影响发生了激烈争论，放在更宏观的座标系中考量，它有怎样的背景？
王志乐：我们研究跨国公司通常把1992年当作转折点，1992年以后，跨国公司开始在中国大规模直接投资，这是全球新一轮并购潮的一部分。跨国公司正在向“全球公司”转变，他们希望把触角延伸到相对陌生的地方。 但是，1992年在中国出现过一个“中策现象”，印尼华裔商人黄鸿年在中国泉州、杭州、大连等地一口气收购了近300家国有企业，然后将被收购企业的股权纳于海外控股公司中策名下，再打包海外上市集资。 这件事在国内引起很多争论，有人将黄鸿年称为“空手套白狼”，也有人说他资本运作很成功，后来这个案子叫停了，主要原因是不好把握。之后外资并购就不再推动，但实际上外资在中国的收购没有停止，只是很多案例都是披上合资的外衣。直到2006年，德国蒂森克虏伯与山东天润曲轴公司的并购项目，也是以合资的形式才绕道山东发改委获批的，不过这个项目因其他原因后来又搁置了。 所以前些年中国“外资并购”的项目看起来不多，只是由于大家都不提这个词，变通的方式也有很多种。但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后，并购的概念重新被“激活”，一方面国际上出现了几个轰动性的大并购事件，另一方面因为国内更多有收购价值的企业浮出水面，可能会被动地成为全球产业链中的一环。 这时中国要想在全球化中从被动到主动，就不能够用一个国家或一个企业的力量对抗“全球公司”，应从意识形态下的经济安全观回归到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安全观，一方面推动产业重组、整合，另一方面与同行业最好的世界级公司“对标”。
《中国企业家》：关于外资并购的讨论曾被置于一种浮躁的话语环境中，您的观察认为外资并购给中国企业是带来了价值还是毁灭价值？ 王志乐：过去我们经常以市场能否换来技术作为合资成败的标准，这是我们对外资并购第一阶段的主要诉求。如今回顾，往往觉得吃亏了。但是我在实际考察后发现市场换技术实际上是成功的，我查了很多合资企业当年的合同，发现目标都实现了，为什么大家感觉收获不大呢？因为我们想换得的不是静态的技术，而是创造技术的能力，这样要求就有些苛刻了，能力不是别人给得了的。尽管如此，这种感觉也说明了我们在第一阶段主动性、主导性不够。下一阶段可以考虑能否用人才换技术。在新阶段，外资并购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应再定义为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动机，而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助推器。 2005年以后各界对并购的批评又多起来，反思是正常的，的确需要警惕某些行业出现市场集中度提高而造成垄断的问题，但如果缺乏全球视角很容易得出负面、简单的结论。我们更应该研究如何利用外资并购，例如很多大型外资并购都要有一个严格的环境评估，国家环保总局条法司的一位副司长曾和我说，到他那去咨询的多数都是跨国公司，关心的是如果在中国买了一个老工业企业，环境风险如何管？过去遗留的问题是什么？今后还要解决哪些问题？让这位司长很感动，因为国内很少有企业投资前来询问他类似的问题。 《中国企业家》：一种看法认为目前存在跨国公司对中国企业的恶意收购，而相比于财务投资者，产业资本表现出更强的入侵性。 王志乐：在中国谈恶意收购与善意收购，常常模糊基本概念。恶意收购本来是个技术名词，是操作的手法，但将其加以中国化的解读就成了一种道德标准。所谓的善意是什么？不买你了？恶意是什么？就是要吃掉你？企业行为不能用这种标准来判断，市场健康和国家安全是两个概念。不要把安全和健康混淆。 也不能认为产业投资者“更坏”或财务投资者“更好”，这是一个博弈过程，应搞清楚对方条件中隐含的目的。例如柯达与乐凯的合作可能对收购方的研究就不够。富士曾经也想入股柯达，但出价低，需要的股份比例高，而柯达的条件似乎更优惠。不过柯达是为了通过进一步收购与合作来限制富士在中国的发展，乐凯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枚棋子。曾有人建议让富士进入乐凯，能够形成两大巨头在中国的竞争。事实证明柯达没有帮上乐凯，可能也是力不从心，因为它在产业转型的时候自己就落后了，反而是富士高歌猛进，这是一个在十字路口如何做出选择的典型教训。 《中国企业家》：您个人如何判断外资并购在中国的发展趋势？ 王志乐：在杭州我曾经与50多个民营企业家讨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话题，很多人都开始和我谈到自己面对外资收购时的具体操作了，而在与其他一些地方国资委的领导交流时，也感觉到他们希望外资能参与进国企改制中来的热情。 事实上，2006年商务部批了将近1300个与外资并购相关的项目，只是对外面争议得比较凶的几个才反复听证。今后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有可能从绿地投资转换为并购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