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沃斯的中国情缘 达沃斯的另一面



    被“巴别塔”语言之城放逐的人们,不间断地讨论趋势、探索未来,又好像努力在寻找回来的世界,寻找幸福的起点 

    文/本刊记者 侯燕俐 发自达沃斯

  他们扛着滑板,彷佛是身体的一部分。他们对你微笑,彷佛许久就认识。他们把历史画在墙上,彷佛全球化也无法改变其信仰。

  自从一个名叫施瓦布的教授(后成为其荣誉市民)在这里开辟了新天地,37年来,每个冬天,都有将近他们三分之一数量、身价却占世界GDP相当份额的各国巨头和精英来这里讨论国际话题,像一批固定的“闪客”,有的乘火车,个别的乘直升飞机。

  即便如此,他们的咖啡馆还是只有德语菜单,他们的商店还是至多到晚上6点就打烊;他们在亲自带你去某处正焦急寻觅的地方之后,下意识地捡拾起雪地上被遗弃的饮料瓶。他们中的一些坦率地说,Idonotlikeit。

  他们是达沃斯真正的主人。

  那城

  即使你已经在国内见过雪,还是会对达沃斯连绵的高山之雪暗暗惊叹。那些零落在山坡上的木屋似乎已经存在千年,屋顶上覆有敦实的积雪。从Landquart到DavosPlatz的沿途,火车经常连续拐弯,把静谧如童话一般的风景甩在背后。

  一个达沃斯的居民抱怨说,原来只需要5分钟到达的路,由于世界经济论坛的召开而变得拥堵不堪。当然,这抱怨背后的幸福是,他又因接待那些找不到星级酒店的各国参会者而收获了大量的租金。

  的确,将近一周,这个小镇变得不那么“瑞士”了——在瑞士境内的火车上经常会看到“quietarea”(禁止喧哗)的标语。“我只能说,我不讨厌这一切。”一位从库尔赶来滑雪的女士这样评价“达沃斯现象”。

  在路上遇到一个白眉毛高个子老头,瑞士人,曾在加拿大里加纳大学教数学40年,如今退休回国。听闻来自中国,他热情邀请我去附近咖啡馆坐坐,说:“孩子,让我给你讲讲达沃斯的历史。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的妻子因肺部染疾,在瑞士达沃斯肺病疗养院住了三星期左右,他也陪同前往,因此写下著名的《魔山》。它揭示了在一战以前,达沃斯就已经是一个国际场所了。周围国家的人们为了逃避国内政治,纷纷来此,讨论国际问题。但是,二战到来之后,他们就都如鸟兽散了。”言此,他轻快地吹了一声口哨。“我最关心的是,万一恐怖主义分子从山那边爬过来怎么办?”

  据当地媒体消息,在达沃斯召开世界经济论坛前一周,首都伯尔尼出现了200多人的示威活动,以致于警察不得不动用烟雾弹和催泪弹。不过,这回我们没有在达沃斯看到传说中的反全球化分子。

  达沃斯镇分管健康、交通和能源的副市长DrAndreaMeisser在接受《中国企业家》专访时,介绍说只有1万2千名常住人口的达沃斯镇有4个顶尖医疗研究中心,这个小而美的城市从来不想沉睡。

  如果领袖巨头持续讨论的气候变暖问题无法及时解决,导致达沃斯无雪时,是不是一种最大的讽刺?Meisser先生回答说,事实上,我们确实做好了这样的战略准备——达沃斯的夏天比冬天更美丽。

  “中国”哪儿去了?

  关于世界经济论坛,我们知道些什么?如不少人观察到的,其最大附加值在于提供了所谓Networking的平台。在用美元和铁丝网武装的相对安全、封闭的框架下,你可以在达沃斯的街道随便逮住什么人聊上几句,而不会显得古怪。

  在街边的一家商店里,巧遇科威特工业控股公司董事长MohammedAl-Naki,他正在选购滑雪用的太阳镜。他一边很熟络地跟女店主交流,一边指着趴在地上的那条黑狗对记者说,“看到没?我70年代来达沃斯的时候,它就在。”

  在火车上,来自伊朗Sharif科技大学的高级研究学者MohammdHalimi主动跟我们攀谈起来。前一天,美国国务卿赖斯演讲后在回答基辛格博士问题时,指出“为什么伊朗不能主动跟我们沟通?”对此,这位伊朗教授说,他相信自己的国家有能力解决包括核武器在内的问题,伊朗和中国的友好关系就是彼此信任的结果。随后他还感慨,如果不是在这里,我们相遇的机会几乎很小。

  事实上,有多少人在会议大厅里面煞有介事地谈论经济趋势、商业管理、创新科技、环境问题、爱的科学、食品问题,就有多少人跑到场外,约见客户、畅谈合作。还有一种未经证实的坊间说法:世界经济论坛亦成为不少高级管理人跳槽寻找下家的圣地。

  华旗资讯的冯军成了“疯狂”的业务推销员——这次他宣讲的产品是基于数字水印技术的“妙笔”。他甚至跟英国首相布莱尔搭上了话,合上了影。然而,那些私底下的交流和会晤,是不能被写进世界经济论坛的官方总结的。

  达沃斯镇上赌场旁边的一家名为Zauberberg的中餐馆成了不少中国参会者扎推聚会的据点。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中移动集团总裁王建宙等都在这里组织过饭局。

  今年达沃斯论坛上,中国企业家的参会代表尤其寂寥。往年的常客、中国银行(爱股,行情,资讯)副行长朱民没有来。参加达沃斯论坛有7年之久的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自称“已经毕业了”,他取消了所有的论坛发言,说这回“主要是来逛逛”。

  某国外媒体中文版主编称,在其旁听“对全球贸易的威胁”专题辩论时,有世贸组织总裁拉米、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施瓦布、欧盟贸易专员门德尔森、对西方措辞强硬的印度工商部长纳什,但就是没有中国代表,主持人、路透社董事会主席费茨杰拉德在作最后结语时,无奈问道:“中国”哪里去了?

  作为媒体领袖首次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称世界经济论坛是这样一个地方:如果你的心胸、能量、实力不足以驾驭那些全球趋势、话题,你可能会感到失落。但如果你准备充足,对于任何产业的任何话题,都会找到合适的攀谈对象。他戏称今年是他的国际化元年,未来一年的主要任务是苦学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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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企业家一瞥

  手上这张“IncredibleIndia”(不可思议的印度)的邀请函,是印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JayantBhuyan刚刚送的。他本人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的时间分配是一半在会上,一半在会下,积极联络各方人士。

  在CentralSports酒店忙碌了多时的他,连坐下来喝一杯水的功夫都没有。谈起所熟悉的印度企业家和印度经济,他表现得坦率而自信。

  “就我观察,目前印度的企业家主要考虑三个问题:第一是如何竞争的问题,第二是考虑公司是否全球化的问题,第三是考虑如何在世界面前秀出自己、增加曝光度的问题。尽管印度的改革开放比中国晚了十多年,但是印度企业家与世界接轨的速度却一点不慢。”

  对于本届年会上参会者普遍热议的“美国打喷嚏、世界是否还会感冒”、美国经济衰退是否影响新兴市场的问题,他比较乐观,认为除了那些过分依赖出口的企业,总体上印度不会受很大影响,因为其国内市场足够丰富,尚待开拓。

  谈毕,他将记者引见到隔壁一个印度专场:LAVASA与英国牛津大学SAID商学院的签约晚宴。据称,LAVASA是一个正在印度西部兴建的新型城镇,不同于传统的工业园区和大学城,其目的主要是为印度未来发展提供“智力上的基础设施”,培养未来的商业领袖。

  负责这个项目承建发展的是印度HCC公司。其董事长和总裁AjitGulabchand热情地与西方来宾贴面拥抱,谈吐自如。他在致词中表示,本来已经做好跟牛津大学一年的谈判准备,没想到几个月就搞定了。

  他们无疑是聪明的有准备者,作为亚洲企业家,更愿意抓紧时间约请西方人,进行对话、沟通、交流。就像在世界经济论坛这个场合举办签约仪式,既节约了与合作伙伴的见面成本,又扩展了其他国家参会者对其的认知度。何其合算来哉!

  气候变暖之后是什么?

  在一次针对水危机的开放媒体午餐会后,NGO全球水挑战组织总裁PaulFaeth对《中国企业家》谈到,我们再也不能坐等水危机了,这甚至比解决气候变暖更为紧迫。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搭建企业和社区之间的平台,鼓励社区通过小额信贷,解决安全用水问题。“那些贫穷社区所表现出的自发的创造性的企业家精神让人印象深刻,他们甚至学会了集体议价。”

  可口可乐高级副总裁ThomasG.Mattia讲他思考最多的就是,如何将公司的发展切实地与企业社会责任结合起来。“你知道,我们在世界各地建立工厂,无论哪里的水源有问题,我们作为饮料公司的生意都将会受影响。”也因此,该公司在会上宣布继续投资解决水危机的项目。

  作为达沃斯论坛的常客,英国牛津大学企业和环境学教授DavidKing自称是在4年之前唯一在论坛上提出关注气候变暖的专家,如今气候变暖问题已经从“为什么”到“怎么做”,他感到很欣慰。

  眼下,他特别关注日益增长的人口问题,而且强调类似问题只能通过政府、商界、学界的合作,以及成熟市场、新兴市场国家共同合作方能解决。作为知名的科技顾问,David多次跟中国政府高管交流看法:“最好不要接受我们的建议,不要走我们的道路,中国要跳跃式地发展自己的科技。”他还透露说,英国计划2017年其建筑达到能量零消耗,实现可持续性的住宅。

  美国知名设计公司IDEO的CEOTimBrown指出,“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主要障碍在于中国长期缺乏工业设计的职业教育,应当加大在这上面的投入。此外,环境问题与工业设计领域也息息相关——想想看,我们设计都需要原材料来落实,怎能不确保它们的安全性?

  不算结束

  在班车站点,巧遇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兼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伊藤隆敏。在被问及本届世界经济论坛有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观点和结论时,他很“酷”地说:“能有什么观点?我们是提供观点的,他们是买观点的!”他们,显然指的是与学界相对的政界、商界人士。由此,“合作尚有间隙,资本仍需努力”。

  同一时期,自2001年起创立的世界社会论坛在墨西哥召开,这个以反对全球化著称的口号是“为了另外一个世界而共同行动”。什么时候,所谓“合作创新的力量”能在这两个机构之间展开呢?

  世界并不太平,或者世界太不“平”。不确定才是最确定的一件事情。但只要不确定性还存在,达沃斯精神就还会存在。

  雪山之下,天地之间,被“巴别塔”语言之城放逐的人们,带着这样那样的迷惘以及这样那样的目标,不间断地讨论趋势、探索未来,又好像努力在寻找回来的世界,寻找幸福的起点。

  欧洲在沉睡,而达沃斯没有

  ——专访达沃斯副市长Dr.AndreaMeisser

  《中国企业家》:世界经济论坛一定意义上成了达沃斯的一个品牌,您如何进一步管理这一品牌?

  Meisser:我们不会耗费这座山,政府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投入花在清洁处理上。我们会扩建会议中心,但策略是在老房子的基础上重建,而避免征用新的草地。我们希望为“更好的和平的世界”贡献一点点力量,但同时保留自己的特色,自己的历史。

  《中国企业家》:如何使一个习惯了安静的城市保持创新的活力?

  Meisser:一方面,城市的安静使得人们能够悠然享受生活;另一方面,我们也想使它保持活力。旅游业是达沃斯的主业,我们有专门负责旅游的部门。从战略角度,政府需要和它的具体部门相互合作。因为我们的城市很小,人们都相互熟悉,所以政府最好不要因为错误决定而造成巨大损失,这样代价很大;而在大的城市里,人们的熟悉度不是特别高,政府做决定可能主要考虑个体的功能性。

  欧洲某种程度上确实在睡觉。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个挑战。每年世界经济论坛,各地的人跟我们交流,使我们能够看到其他城镇没有时间看到的问题。你知道,城镇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

  《中国企业家》:您本人比较关心或忧虑的是什么?

  Meisser:全球股市(笑)。事实上我们很难预测未来。虽然我没去过中国,但个人通过代理机构投资了一点中国的基金,这将有效帮助我了解其他国家的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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