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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书宏 有一年，作为广告人的我代理的一个高档产品在城市的销售额下降，怎么做广告也无法挽回局面，我那天才的商人客户立刻想到了郊县，于是，我们的广告随着客户的店铺一起到了城郊，万万没有想到，销量的情况居然比市区要高出许多。面对喜笑颜开的客户和大把花钱的城郊农民，我心生不少想法。 农民兄弟，你为什么要花上千乃至几千块钱买这些本来就没有什么道理的“高档产品”呢？好不容易赚到手的钱，转眼就让别人赚走了，也许这钱是征用土地的钱，也许是种植大棚蔬菜的钱，也许是贩卖粮食的钱，最后却经不住廉价和庸俗广告的诱惑，轻而易举地就花掉了。 农业是个简单的问题，有时候却又令我们如此费解。大多数农民其实连被别人将钱赚走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们根本就没钱，他们只有农作物，而我们的社会天生就对农作物心存轻视，尽管我们没有农作物就无法人模人样地活下去。 当农作物变成商品，有了粗加工，有了鲜艳的包装，有了广告的时候，它才能得到我们的认可，而就在这个过程，农民的劳动就成了毫无价值的东西。而参与这个过程的每一个人的劳作就成了有价值的劳动。 如果你花四块钱买一包薯条，你想过没有，在农贸市场，花四块钱，足可以买一兜土豆。即便是蔬菜涨价，土豆也是很便宜的。在农家，就更便宜了。可是，土豆变成薯条之后，就很贵了。 让我们来算一算，我们的薯条款的支出情况，以此来了解这么巨大的利润是被谁赚走了。你去一个快餐厅花四块钱买了一包薯条，如果这家快餐厅正在推行新的季节广告促销，请了一个足球运动员或者是歌手拍摄了一则电视广告在电视台播出，那么，这四块钱中有五角钱给了这个名人，一元钱给了电视台，两角钱给了广告公司，广告公司的两角钱分别给了摄影师、文案、导演、行政人员以及税收，一元钱给了店铺支付装修费，一元钱给快餐店老板当作利润收起来了，两角五分钱当成店铺的管理费用和招待费，五分钱支付店员们的工资。 从你的口袋里掏出的这四块钱就这样被瓜分光了，或者你会问，这当中怎么没有买土豆的钱。其实在这个流程中，土豆款就忽略不计了，非要计算的话，那就是你买薯条的四块钱中，只有一厘钱或者一厘以下的钱给了种土豆的农民。就目前的状况，在中国的不少地区，这钱不足以让农民过基本的生活，所以他们得背井离乡出来打工，参与和薯条相关的工作。比如，打扫人们吃完薯条后的餐厅，或是擦拭快餐店所在的楼宇的玻璃。 这就好比，有一天一个美国商人闯进我家，用一个玻璃球从我女儿手里换走了我收藏的清代瓷器；又有一天，一个英国人闯进美洲大陆，用玻璃镜子从印第安人手里换走了他们的钻石。 农业本身没有罪过，因为农业没有广告，没有文化附加值才显得无辜，就是因为无辜，所以才有罪，因为文化被垄断，文化成为特权，你要写文章就得先加入作协，你要画画就要加入美协，你要想在某个领域做点什么，你得先得到权威的认可和吹捧。如果你得不到，你只能去种玉米，去种土豆，种那些城里人需要的粮食，你所能做的加工就是将你的农作物洗干净，然后廉价地卖出去。 入世以后，美国老农带着他们的农产品来了，日本老农也带着农产品来了，我衷心希望他们全都是文盲，这样我们就好过多了。可他们大多数都不是，都挺有文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