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杨中东 近年来，世界能源需求快速增长，能源供给渐趋紧张，以石油为主的矿物燃料价格迅猛上升。欧佩克国家的地缘政治纷争和极端气候变化，国际金融资本的炒作，加剧了国际能源供求形势的复杂性。国家之间在温室气体排放上不同的态度和政策措施，形成了不同国家在使用矿物燃料上的利益的差异。而且，一些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国内能源政策不能及时满足能源供求市场的需要，造成了国内能源供求的失衡。不少国家的政府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从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高度重视能源安全，制定或调整了本国的能源战略。那么，中国作为世界上的发展中大国，石油进口依赖度高的大国，温室气体排放大国，能源需求规模庞大、增长速度较快的大国，应该如何根据国家利益来制定能源战略呢？ 非替代性的战略商品 市场上的商品琳琅满目，远远不能用成千上万这个词所能形容，但是一些商品就显得格外重要，需要放在国家利益层面上讨论，于是就需要从国家战略层次上对这些商品进行管理，比如能源。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一种商品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程度，不仅要看它在国民总产值中所占的份额，也要看它在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中被替代的程度。这个份额越大，其重要程度越高，被替代的程度越差，其重要程度也就越高。能源在国民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并不高，美国的能源产品的净产值不到国民总产值的4%，中国的这个数字大约是6%，但其被替代的程度却很低，目前，尽管一些可再生能源，例如风能，已进入了市场，但是因为价格和技术的原因，目前还很难替代矿物燃料，目前这些矿物燃料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占85%的份额。 经济增长（这里的经济增长是指绿色经济增长，即GDP扣除了矿产资源价值的损失量和排污引起的生态环境的价值损失量）有波动，就业状况有起伏，物价水平有涨落，国际收支有盈亏，这是经济运行的常态。但是，因为能源的短缺，导致经济增长速度过低、失业状况严重，或通货膨胀恶化，乃至国际收支持续失衡时，能源的供求状况就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居民的整体福利水平，能源因此与国家利益有了直接的联系。如果我们把国家利益看作是经济持续的增长，那么这个增长幅度有个底线，不低于这个底线的经济增长，国家经济就是安全的，低于这个底线，国家经济就是不安全的。同样，能够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能源供求状况，可以称之为能源安全，反之反是。 在实践中，人们对能源安全的认识有一个过程。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对一些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当时中国大陆的经济正被苏美两国的封锁，不是国际石油市场的玩家，没有感受到石油供给突然中断后的缺油之苦。可对连谈恋爱都得躺在汽车上的美国人来说，缺油可是件天大的事情。山姆大叔不是有钱吗？阿拉伯弟兄们的石油就是不卖，真是有钱也难买不卖的货。供给减少，价格上升，需求就要减少。石油需求减少，短期内替代石油的能源技术短缺，投资和需求就会减少，经济就会衰退。西方经济学家称这种现象为“供给冲击”。为了对付欧佩克，西方发达国家成立国际能源组织，应付石油供应的突然中断，保障能源安全。前几年，乌克兰和美国卿卿我我，惹得俄罗斯动了气，严寒的冬季掐断了供给乌克兰的天然气。这次“断气”行动，使得依赖俄国天然气的西欧国家如坐针毯，担心俄罗斯这头北极熊哪天一不高兴，故伎重演。 如果说，上述的对能源安全状况主要指国外能源供给对本国的经济冲击，那么，国内能源的供给状况也会冲击本国的经济。例如，2003年美国三条输电线路故障导致的北美输电事故，今年中国春节期间的冰冻天气造成的部分地区能源运输和输电线路瘫痪事故，都对经济生活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因此，能源安全也必然包括国内能源供给问题。同时，矿物燃料的大规模使用，温室气体排放的持续增长，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能源使用方式成为能源安全的重要内容。显然，解决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已经超越了国家边界，成为国际问题。从国家利益到国家能源战略 站在国家利益上看待能源问题，就需要政府对能源进行管理。既然进行管理，总的有个清晰的思路、明确的目标、具体的措施和管理机构。这个系统工程就是国家的能源战略。 清晰的思路来自于对现实情况的了解，对未来的把握。就中国而言，从供给看，我国的能源赋存条件是煤多油少，煤炭在一次能源结构中占三分之二的比重，对国外石油的依赖程度接近了50%，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在较长的时期内恐怕很难改变。从需求看，我国十几亿人口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要在本世纪中叶达到那时中等国家的收入水平，经济必须持续快速的增长，所需要的能源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增长速度快。但是，矿物燃料是不可再生资源，其地质储量是有限的。以石油为例，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2008》，全球的石油只能开采41年，中国的石油只能开采11年到12年。从生态环境的角度看，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优质环境的需求更加强烈，不会容忍无限量的排污。 我们的经济必须增长，否则，就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我们不就是因为落后，从1840年开始，被列强欺侮了100来年吗？经济的持续增长意味着能源需求的持续增长，但是矿物能源的有限性和环境容量制约了能源的供给和使用，怎么办？思路是做好能源的加减运算。所谓加，就是增加本国的能源供给，包括核能、煤制油和可再生能源；所谓减，就是减少石油的依赖程度，减少燃烧矿物燃料的排污，提高能源利用水平。那么加多少、减多少，哪里加，哪里减，怎么加，怎么减，既要有目的，也要有措施。 目标必须是明确的。煤电油需要多少、水核风电需要多少，国内三四十个个行业，每个行业应该节多少能，减多少污，必须明确。明确的目标来自于对能源供求和经济发展状况较为准确的把握。这一方面我们做的并不理想。当我们把房地产、汽车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加以大力支持的时候，当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候，必然也是重工业发展的时候，经济学家还在争论中国是否应该发展重工业，政府部门还在讲煤炭限产、电站限建。结果是2004年和2005年全国24省市拉闸限电。2007年1月，有关部门发布煤炭工业“十一五”规划，规划2010年的煤炭产量为26亿吨，但当年的产量就达到了这个数字。即使这样，2008年，煤炭供给再次紧张，煤价飙升，全国电厂储备煤下降，吨煤难求，连身处煤海的山西电厂也缺煤，没米下锅。 要实现既定的目标，就要有措施。制定措施就一条原则：市场的“无形之手”辅之以政府的“有形之手”，政府既不能包打天下，也不能袖手旁观。政府的措施就两招：胡萝卜加大棒。所谓胡萝卜就是鼓励和帮助企业能源企业进军国际市场，鼓励和帮助企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研发节能技术，鼓励居民节约能源，鼓励企业开发新能源；所谓大棒就是限制高耗能低效益企业或行业的发展，根据国民经济和环境承载能力的要求确定污染物排放数量。每一招有三板斧：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每招的效果如何，取决于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是否与市场机制相适应。举例来说，我国虽然早就颁布了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法规，但到2000年底，我国达到节能目标的建筑只占同期建筑总量的5%，2005年初，新建筑只有15%—20%执行了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之所以推行建筑节能标准，是因为我国现在的建筑能源消耗量已接近全社会能源消耗总量的三分之一，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建筑节能对改善我国的能源供求状况，意义十分重大。由于我国很多地方供暖收费只按房屋的建筑面积来计算，同等面积的节能房屋与非节能房屋一个价格，节能不节钱，消费者不愿意，开发商没动力。 能源战略有个管理问题：谁做这些事情？美国是能源部，俄罗斯是燃料动力部，日本是经济产业省下设的能源与核资源厅，英国是贸易工业部。也许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做了没有，做的效果如何？这就涉及到国家的能源管理体制。 从1978年到2001年，我国的能源管理部门裁撤并立了7次，到了2001年，涉及国家能源管理的部门只由两个行业监管部门：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和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能源供求形势紧张，政府的作用需要加强，于是又在国家发革委中下设了能源局，2005年成立由国家领导人负责德国家领导能源小组，2008年再次成立能源部呼声中未果中成立了国家发改委领导下的国家能源局。这二十来年中，国家能源管理部门共变动10次，平均两年变动1次，前7次基本的趋势逐渐削弱，后三次的趋势是逐渐加强。这样来回折腾的教训是什么？能源问题是战略问题，国家利益的根本，要有专门的政府部门去做。
回顾近几年来我国能源部门决策的成效，不能说是很理想。例如，煤炭工业“十五”规划预计2004年煤炭产量为16亿吨，而当年的实际产量是19.5亿吨，出现了较大的失误，前面提到的煤炭工业“十一五”规划也是如此。为什么会这样？决策思路出了问题：决策过程中民众参与不够。如果全国大中型钢铁企业、发电企业、电网公司、煤炭生产企业、运输部门等行业的若干代表，各个地区的官员，能源工程师、经济学家，以及能源决策部门共同谈论，决策的效果或许更有成效一些。这一点，我们须向日本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