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张龙清 自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从2003年至2007年，中国GDP已经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年均增长10.8%，2007年GDP增长率更是高达11.9%。经济决定金融，伴随着这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银行业的表现令人称道：过去5年来，我国银行业机构资产规模年均增长17.35%，税前利润年均增长96.28%，与此同时，资产质量持续改善，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由2003年的17.9%下降到了6.7%。但是，自2007年下半年以来，受国内、外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迹象显示当前中国经济正在走向本轮经济周期的下行区间。因此，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商业银行存在何种风险以及应该如何应对已成为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的重要课题。 商业银行的亲周期性是根本原因 理论上，商业银行具有亲周期性，即在经济高涨期，银行收益通常会增加；而在经济萧条期，银行收益会下跌。其主要原因在于：首先，在经济高涨期，工商企业财务状况表现良好，偿付能力高；其次，银行对客户的经济前景乐观，客户信用评级高，从而提取较少的贷款损失拨备（从长期看甚至可能低于合理水平），银行利润表现出较高的水平，从而导致较高的利润分配；再次，投资旺盛，资金需求量较大，因此贷款利率水平较高，银行利息收入增加；另外，各种交易活跃，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增长较快。而与此相反，在经济萧条期，客户财务状况恶化，偿付能力下降，银行还将面临贷款损失的突然增加，资本受到侵蚀，银行盈利能力下降，并会引发严格的信贷评审和信贷紧缩活动。 关于商业银行亲周期性的实证研究，由于数据积累方面的缺陷，目前国内还难以开展相关的实证研究。但国外的有关实证研究给予了上述理论的有力支持。德意志银行采用弹性分析方法（弹性方法即GDP增速每下降一个百分点，银行的相关指标将发生多大幅度的变化）对经济周期波动与美国银行业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美国经济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美国大型银行的不良率将上升0.3个百分点，小型银行的不良率上升更为明显，达到0.6个百分点；
（2）美国银行业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对经济增长率的弹性为2.4，即经济增长率下滑1个百分点时，银行业的ROE将下降2.4个百分点； （3）美国银行业的利息收入对经济增长率的弹性为0.8，非利息收入的弹性为1.65，即当经济增长率下滑1个百分点时，银行的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将分别下降0.8个百分点和1.65个百分点。有别于一般经验的是，在经济下行过程中，非利息收入下降的幅度比利息收入更大，但是利息收入与非利息收入的变化之间存在一定的非相关性，因此收入来源分散化仍有助于银行抵御经济下滑带来的冲击。 上述实证研究预示着美国宏观经济波动与银行业的表现关系紧密，银行具有典型的顺周期行为，这也意味着当前宏观经济下行风险很有可能对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虽然由于经济金融体制、市场化程度、商业习惯等方面的差异，美国的实证结果难以完全适用于我国的情况，但是实证结果背后的经济规律却是完全适用的。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是商业银行对利差收入的依赖程度，还是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都要远远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一旦经济增长放缓，由企业经营困难所导致的银行不良贷款上升、盈利增长下降的问题可能比美国等发达国家更为严重。 商业银行面临风险的若干表现 在经济周期下行阶段，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日趋紧缩。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货币这一特殊商品的企业，在经济周期的下行时期，除了自身要遭受下行周期带来的“寒流”之外，还要面临融资客户的风险转嫁。（1）信贷业务受限，中间业务受阻。信贷业务是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2008年以来，央行实施了贷款规模控制措施，使得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总量受到控制，虽然短期内可以通过提高贷款利率来弥补业务量的减少，但从长期来看仍将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业绩。同时，在经济下行周期，信贷结构不合理现象加剧。一是银行通常将有限的贷款规模向已作出承诺并签约的项目贷款、长期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战略性大客户和大型企业倾斜，难以继续对小企业增加融资。当效益较好的企业随着行业景气度下降或受新一轮宏观调控影响而出现问题时会给银行带来集中风险,并且银行“扎堆”竞争营销大企业贷款，可能还会带来贷前调查的放松、贷款条件及流程的简化等违规行为。二是贷款行业结构趋同现象突出。目前，不少银行机构在贷款投向上，偏好电力、电信、教育、交通等行业和建设项目，各家商业银行贷款结构趋同现象加剧。由于这些授信对象大都具有项目工期较长、自有资本较少、资金需求量大、受政策影响较大等特点，存在着严重的风险隐患。 另外，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直接或间接与资本市场相关的，那么，在经济下行周期，资本市场的不景气必然影响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的增长。比如说，2008年第二季度，国内基金新增份额大概在280亿元，而去年四个季度的数据分别高达976、3189、5217、1711亿元。仅代销基金一项，银行的这部分中间业务收入就将比去年同期下降90%以上，对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增幅的影响在50%以上。 （2）企业经营困难，不良贷款有可能上升。 2007年以来，随着从紧货币政策的出台、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和房地产业新政的颁布，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主要表现为“四升一降一紧两严”。“四升”是指人民币升值和包括原材料、劳动力、能源在内的要素价格上升、信贷利率上升、外商投资企业的税率上升，“一降”是出口退税下降“，一紧”是信贷的从紧， “两严”是劳动用工和环保方面的监管更加严格。受上述因素影响，企业的客户需求疲软、商品滞销、生产下降、资金周转不畅，企业的供、产、销和人、财、物安排出现困难，从而导致不良贷款上升的风险加大。 房地产行业的贷款风险明显加大更引人关注。自2005年以来，针对部分地区房价上涨较快、住房供应结构性矛盾突出、囤积土 地、房源等问题，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政策，旨在促使房地产开发企业进一步加快土地和住房开发速度，增加市场供应，缓解供需矛盾。这些政策的实施触动了部分依靠囤积土地、囤积房源等投机为生的开发商的利益，同时也使诸多规模小、资质差、信用程度不高的房地产开发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而更加严格的按揭贷款政策也使房地产开发企业面临更多的流动性问题。根据国内某家商业银行对住房开发贷款和个人按揭贷款压力的测试结果，若房价分别下跌20%、30%、40%和50%时，房地产开发贷款不良率分别为3.18%、3.51%、3.88%和4.32%，个人按揭贷款不良率将分别为1.08%、1.32%、2.49%和3.12%，均远高于当前住房开发贷款不良率1.81%和个人住房贷款不良率0.74%的实际水平。 （3）资本市场的持续低迷，可能使风险 向银行体系传导。目前，我国金融监管制度尚不完善，难以完全有效地防控违规资金进入股市，在资本市场大幅波动的情况下，资本市场风险很可能向银行转移。据某家银行对万户样板企业的调查显示，2008年5月末投资现金流入126亿元，投资现金流出1032亿元，分别比年初减少963亿元和3517亿元。固然，影响企业投资现金变化的因素较多，但是由于企业资金与资本市场千丝万缕的联系，资本市场的风险会通过企业资金渠道向银行体系传导，股指的下行也将导致交叉持股的上市公司还贷能力降低，这也是当前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 建立宏观经济周期反应机制才是对策 （1）加强银行的宏观经济分析能力，建立宏观经济周期变化的提前反应机制。 由于商业银行的亲周期性，商业银行与宏观经济密切相关。因此，加强银行的宏观经济分析能力，充分把握宏观经济走势是开展商业银行业务的重要前提。 商业银行应加强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分析，把握金融监管当局的政策取向，熟知国家产业政策的变化，了解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准确把握贷款投放行业的发展前景、市场空间及市场容量，进而提出业务发展的重点区域和行业，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提前应对宏观经济变动的反应机制，化解由于宏观经济周期波动造成的系统风险，避免因与国家或监管当局的政策抵触而导致的政策风险，从战略高度确定银行业务发展的重点方向。 （2）强化压力测试，加强风险预警。 自2003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充分利用了宏观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机遇，各项业务都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尚未经历经济周期的考验。如何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及时调整发展策略，继续实现稳健发展，是商业银行亟需研究的问题。其中的前提就是要对可能遭遇的风险有充分估计，对面临的困难有深刻认识。为此，应进一步加强宏观经济环境对业务发展的压力测试，在经济大幅向下波动的过程中，可能会有部分业务的下滑，或者少数机构的失败，应加强预案演练，在危机到来之时采取适当、积极的应对措施，稳定公众信心，平稳度过经济周期的调整。同时加强风险预警，尤其是行业风险预警。在经济周期性调整中，要密切关注抵、质押资产价格变动，行业政策、环保政策、出口退税政策等相关政策变动风险，集团客户和关联交易风险，原材料涨价等企业经营风险，及时做出风险预警提示，并提出风险防控措施。 （3）构建灵活有效的主动退出机制，及时化解隐性贷款风险。 在经济下行周期，商业银行面临的隐性贷款风险越来越复杂，且呈现逐步释放态势。商业银行要对已经预见的隐性风险贷款积极主动地进行压缩和退出，增强退出的主动性、预见性和超前性。 首先，加强信贷市场预测，把握最佳退出时机。要对产业、行业、企业和产品等发展趋势进行超前研究，及时做出预测和预警，增强退出的主动性。在准确把握行业经济周期、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企业和产品生命周期的基础上，根据信用等级和财务指标的变化，适时进行信贷退出，保证及时和科学地退出。 其次，要区别对待，多措并举，选择最佳退出路径。针对各地区经济结构、信贷存量结构存在较大差异的状况，进行科学计划、灵活施策。一般来说，可供选择的退出方式有压缩授信、期限调整、产品置换、转换担保方式和提高贷款利率等。再次，要制定退出规划，建立信贷退出激励约束机制。要制定近期和远期退出原则、退出目标、退出措施和退出对象，根据风险的大小确定全部退出、部分退出和预备退出的客户名单，建立对退出客户的“会诊”制度，由信贷管理、风险管理和营销、法律等部门共同分析退出的有利时机和条件，研究制订切实可行的退出方案，针对不同企业制订不同的压缩计划，逐一实施。 另外，调整经营战略，实现收入来源多元化。收入来源多元化和业务发展国际化是增强银行收入稳定性的重要方式。最近两年来，加快收入结构调整和业务结构转型已经成为我国商业银行的重要发展战略，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不断提高，国际化进程显著加快。但是，也应该看到，目前我国主要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中，非利息收入的占比仍不到20%，境外收入占比还不到3%，远远落后于国际一流银行。因此，从目前的依赖利息收入为主到利息收入与非利息收入并重，从提供传统信贷产品向综合化金融服务功能改进，我国商业银行的改进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 笔者认为，未来可以考虑进一步加强中间业务发展和国际化转型的联动效应。由于严格的分业管制和相对落后的金融市场环境，我国商业银行在国内拓展中间业务收入的空间相对有限，而境外机构在这方面却有着先天的金融环境优势；另一方面，海外市场的开拓也离不开丰富的中间业务产品作为支持。因此，充分发挥这种联动效应，促进两者的共同发展，将有力推动我国商业银行的收入和业务结构的转型。 （本文作者就职于中国工商银行金融市场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