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人类社会从历史中走来，既有联结，也有借鉴。人们之所以把历史称为教科书，就是要从历史中吸取营养。《新财经》从本期开始，邀请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教授，讲述“以史鉴今”的系列故事，希望从他的讲述中，我们“可知兴替，可明得失”。
文/梁小民
提起红顶商人，大家都会想到胡雪岩。其实，红顶商人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 封建社会中基本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政府控制了所有资源，或者自己亲自经商，如历代的盐铁专卖，或者通过商人为自己敛财。商人要做大，必须依附政府，走官商结合之路，甚至官商一体。有的商人通过为政府服务赚钱并获得官位，胡雪岩就是在为左宗棠筹办军务中成为拥有红顶子的富商。有的商人是在成功之后或自愿或被迫，捐一个有名无实的官位，粤商伍秉鉴就是这样的。 贸易成就伍秉鉴致富之路 伍秉鉴的致富之路是通过对外贸易。早在唐代贞观年间，广州就是世界著名的港口。当时，中国与南洋及波斯湾地区有六条定期航线，都集中在广州。其中，广州——南海——印度洋——波斯湾——非洲东海岸诸国航线，途径9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每年来广州的外国商船多达40多艘。1686年，广东地方政府招募了十三家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税。1757年，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港口，十三行则是唯一合法的外贸渠道。外商运来的货物要由十三行转卖给其他人，中国出口的货物要由十三行出口。这就形成了“东南西北中，一齐到广东”的局面。国外进口的毛织品、棉花、香料等，以及中国出口的茶叶、丝绸和土布，都要经过十三行之手。到19世纪初，往来的船只已达一二百艘，贸易量之大可想而知。当时，仅海关收入就达100万两白银之多，十三行在对外贸易中的垄断地位使他们迅速致富。 伍秉鉴是十三行中最大的怡和行老板，也是十三行的首领。伍秉鉴的发家略晚于同文行的潘家，但后来居上，成为粤商中的第一富翁。伍秉鉴主要经营茶叶，他不仅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山、店铺和巨款，而且，在美国投资铁路、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伍秉鉴不仅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富户，在国际上也享有声誉。《华尔街日报》称他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产，天下第一大富翁”。美国波士顿的一艘商船以他的商名伍浩官命名为“浩官号”。 曾经有一位美国商人欠伍秉鉴7.2万两白银无力偿还，他撕掉债条表示一笔勾清。日后，美国铁路大王约翰·福布斯成为伍秉鉴的义子，他给福布斯50万两白银建立了在中国颇有名气的美商旗昌洋行。到1834年，他的个人资产已达2600万两白银。而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4000万两白银。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排出了千年世界上最富的50人，伍秉鉴也名列其中。在中国入选的六人中，他是唯一的商人(其他五人是成吉思汗、忽必烈、明代宦官刘瑾、清代的和和民国时的宋子文)。
商人是政府的敛财工具 政府给商人以垄断权并不是为了支持私人企业，带动经济，而是把商人作为工具，替自己敛财。清政府让徽商垄断盐业，让粤商垄断对外贸易，都是如此。十三行被作为“天子南库”，成为皇帝和各方官员盘剥的对象。十三行不仅要缴纳关税，给政府进贡国外的各种新奇珍宝，还要随时“主动拨款”或“捐输”。每当国家发生灾难、战争，皇家和权贵们搞红白喜事，或者地方官员迎来送往、讨好上级，或搞形象工程时，出钱的都是这些商人。据台湾学者陈国栋根据官方档案的统计，在1773~1835年间，十三行总共捐献了508.5万两银子。学者们普遍认为，不见诸于官方挡案的数字比这要大得多。这些捐输中有一部分是让商人买一个有职无权的官位，伍秉鉴的三品顶戴就是这样买来的。十三行的商人不仅要给自己买官，还要给家人买各种封号、头衔。 中国历史上成功的大商人，无论是晋商还是徽商，都要受皇室和各级官员的盘剥。这是专制体制下，商人遇到的一条普遍“潜规则”。但粤商还有一点其他商帮所没有的苦难，那就是夹在政府与洋人之间，受“夹板气”。 十三行作为政府特许的外贸垄断组织，不仅从事进出口业务，收缴关税，而且要代表政府管束外国商人，传达政府指令，办理一切与外商交涉的事宜。所以，十三行既是私人商贸组织，又要代表官方管理对外贸易与相关外事机构。有很大的权力就有很大的责任，而且，政府官员不了解外部世界，盲目排外，洋人又不是省油的灯，作为十三行首领的伍秉鉴就为难了。 清政府实行保商制度。一方面，为了保护天朝大国在洋人面前的尊严，要求十三行不得对外商欠债。一旦发生欠债现象，所有商行都有连带责任，代为清偿。承担这种连带责任的往往是怡和行这样的大商行。另一方面，规定外商必须由十三行中最富有的商行作担保。一旦外商欠政府税款，则由十三行代缴，外商有违规者，也惩罚担保的商行。当时，清政府禁止鸦片进口，但洋人走私鸦片，受罚的却是十三行。1817年，一艘由怡和行担保的美国商船走私鸦片被查出，伍秉鉴被罚白银16万两，其他商行被罚5000两，罚金相当于鸦片价值的50倍。这种罚款落在十三行身上，并没有起到惩罚洋人的作用。 成于官也败于官 在外人看来，十三行风光得很，而身在其中的商人则苦不堪言。十三行中最早的首领是潘家的同文行。同文行的老板潘正享就说过“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伍秉鉴也多次申请退休，但政府不许。他甚至表示，愿把80%的财产交给政府，结束怡和行，但仍未被允许。 1839年开始的禁烟运动把伍秉鉴的这种尴尬地位推到极致。伍秉鉴的怡和行并没有参与鸦片贸易，但与伍秉鉴关系密切的洋人，如英商颠地、伍秉鉴的义子美商约翰·福布斯，都是鸦片大走私商。他们不愿放弃鸦片走私，拒绝与林则徐合作，不交出鸦片，也不具结放弃鸦片贸易。而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又很坚决，要伍秉鉴命令洋商缴烟具结。一方面是多年合作的贸易伙伴、致富的财神，另一方面又是朝廷官府。双方无法合作，伍秉鉴又有什么办法呢？ 对于洋人的顽抗，林则徐深恶痛绝；对于伍秉鉴的无所作为，林则徐深感失望。于是就采取了封锁商馆，断绝粮、水供给的强硬措施。这种对抗的结果，就使1840年6月爆发了鸦片战争。英国人之所以要打仗，不仅是因为鸦片，更是因为不满十三行的垄断贸易，要求清政府实现全面开放的自由贸易。伍秉鉴及十三行，无论是出于民族大义，还是自身的利益，都会站在清政府一边。鸦片战争前，他们捐资修建炮台、建造战船和大炮。为了换取英国人不进广州城，清军交赔款600万两白银，其中三分之一来自十三行，伍秉鉴一人就出了110万两白银。但鸦片战争还是失败了，伍秉鉴两边都不讨好。开放五口通商，十三行的垄断地位丧失。国人则指责伍秉鉴“勾结洋商，走私鸦片”。在这种痛苦的挣扎之中，伍秉鉴在1843年9月去世。 伍秉鉴的悲剧是所有封建社会商人的悲剧。政府控制了所有资源，只有靠官员，商人才能成功。政府给商人赚钱的机会，并不是为了国家经济振兴，仅仅是为了皇家和官员的私利。这就决定了伍秉鉴“成于官，也败于官”的结局。所以，尽管中国有过伍秉鉴这样的成功商人，但整个社会并没有摆脱落后和贫困。走出这个困境的唯一道路，是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转向市场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