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有人将道家的无为思想运用到企业管理中，称之为无为管理，作为一种管理理论的探索无疑是有益的。然而需要强调的是，无为管理绝非在市场竞争面前的无所作为，而是对管理者的要求：既要严格自律，又必须有所作为。将这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联系在一起的，则是正当管理。要想弄清楚其原因，需要从“无为”的内涵说起。
不为“伸手必被捉”之为 应当承认，作为《道德经》中的重要概念，无为的确有清净无为之意：“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者也。然而被称为道家之渊府的《淮南子》一书的作者“以为不然”，指出那绝非什么事也不干或者“无所谓”。作者历考神农、尧、舜、禹、汤的功业，指出人类社会正是在与自然的抗争中不断取得发展的，假如束手无为，四肢不动，别说建立功业，就是维持生存也是不可能的。这同样符合老子关于世界永恒运动的主张。 那么，无为的是什么呢？《淮南子》的界定很明确：“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在正术”。用今天的话来说，无为就是“手莫伸”。当今的一位论者指出，作为五千言中的一个词语，无为的释义就是：勿伪。推而广之，无为管理贵在“无违”、“无伪”与“无妄为”。无论是古人所说的私志、嗜欲还是现实中存在的各种伪相，都涉嫌不正当；因而可以说，无为就是在告诫我们不要进行不正当管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蛇年春节前终审判决的菜篮子集团腐败案中，该集团被媒体称之为温州“山寨”国企。这家“高仿”公司在短短7年时间内，将3.7亿元国有资产装入囊中，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大伪”事件。其中的偷梁换柱、虚报冒领、暗度陈仓等等罪行在没有败露之前，无疑都属于不正当管理，原本是应当无为的。 作为一种治国之术，道家的无为之“为”当属职务行为。在企业中，管理者的职务行为以管理的名义得以实施，按照名正言顺的逻辑，那是正当的。然而无为理念的提出则表明，管理者的职务行为虽然以正当的名目出现，但是如果使用了不正当的管理手段，就应当予以克制。正是由于不正当管理手段的客观存在，并且受到人们的唾弃，正当管理才有必要被凸现出来。问题在于，管理者假正当管理之名以售其奸，往往还振振有词。尽管温州“山寨”国企腐败窝案轰动全国，原董事长应国权还厚颜无耻地认为自己算是“廉洁”的，甚至在庭审中翻供，声称自己“受到了威胁，供述不真实”。除应国权外，有13名案犯属该国企原堂堂高管。因此，人们有理由要求握有管理大权的高管们远离不正当管理。 当然，如果把无为仅仅当做一种善意的劝说或者标签，那也无济于事；只有通过“伸手必被捉”的验证，才能让管理者放弃不正当管理的侥幸。无论是用以欺人还是自欺，不正当管理最终要受到历史直接或者间接的惩罚。在一位参与温州“山寨”国企案查处的检察官眼中，与以往的职务犯罪案件相比，应国权们的犯罪手段罕见而且隐蔽。所谓隐蔽，核心就是有改制的正当理由。以组建“温州市菜篮子发展有限公司”取代原国有的“温州市菜篮子集团有限公司”，名称虽然仅两字之差，但有关职能部门对其实质性区别仍然是心照不宣的。应国权们利用两个公司一套人马的便利，刻意混淆彼此的界限，上下其手，自以为得计；然而纸里包不住火，尽管惩处姗姗来迟，应国权最终还是以死刑缓期执行出局。 基于正当管理的无不为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道家的无为原本建立在“为”的基础之上，“有为”是不言而喻的前提，只不过老子在论述道家的思想时使用的是排除法。管理行为也是一样，剔除了管理手段的不正当因素后，那就是正当管理。正当管理首先来自于内心的确信，无为就是无愧，自信没有不正当之处。管理者只要问心无愧，又经得起历史的拷问，当然可以无不为，直至做出必要的牺牲，否则就是失职。 正当管理同样需要排除一种倾向，那就是不能够“不作为”。当形势需要管理者采取恰当行为的时候，管理者的不作为看起来不会以权谋私，那其实是在“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在正术”的一种软对抗，即在“私志”、“嗜欲”得不到满足时，逃避或者拒不承担应尽的责任。蛇年春节之前，阴霾天气频现，城市空气恶化，就被认为与石油巨头中石油、中石化不作为有关。因为燃油质量是影响尾气排放的重要因素，而国内油品质量的标准长时间没有提高，使得尾气排放污染程度居高不下。而承担炼油职责的中石油、中石化由于自己的赢利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不仅在在标准制定层面垄断话语权，还在标准实施阶段利用垄断地位拒绝执行更高的标准，使得原定于2011年7月1日应强制执行的国标至今没有实施。 正当管理不仅要求管理者不能“不作为”，还要做到“无不为”的程度。在可为可不为的情况下，管理者似乎可以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但是在两种体制并存时就不同了，必须兼顾两方面都没有不作为的现象。无论对于哪一种体制，享有一份权力，就要承担起一份责任，否则就成了钻政策的空子。在温州“山寨”国企的发迹中，应国权等人在运作中让真正的国企参股20%，名义上是为国有资产保值升值，而实际目的是遇到困难时打着“国企”、“民生”的旗号获取决策参与、政策扶持和国有资金使用上的便利。而获得利益之后，则变成“山寨”公司资产。应国权同时作为性质不同的两个企业的关键人物，在“山寨”公司那里是“无不为”的，但是对于国有资产保值升值的职责，早已是在渎职。 如果将无为、无不为作为正当管理的两翼，那么无不为也包含着敢于冲破特定“禁区”的述求，即敢于创新的无不为；只不过那必须是无伪的创新，至少应当防止对消费者进行概念忽悠。创新可以使得企业在激烈的同质化竞争中进入“不争”的理想境界，无为无不为堪称蓝海战略。然而真正的创新需要付出相当的代价，一些既不耐于代价的付出，又想坐享创新的成果的企业，即使没有直接侵占知识产权，也试图藉此进行概念炒作，浑水摸鱼。占据食用油市场半壁江山的金龙鱼、福临门两大行业巨头，从品类之争逐渐演变为概念之争，福临门“DHA谷物多植物调和油”与金龙鱼“深海鱼油调和油”的相继推出，均没有多少实质上的进步，只不过将行业竞争推进到概念忽悠的程度，很难获得消费者的认同。 无为而治有赖于正当管理 道家的无为最终是为了实现由乱到治的理想境界，即无为而“治”。在企业管理中，“治”就是练好内功。这固然需要形成和谐的企业文化，但更重要的是抓好团队建设，提升核心竞争力。从无为到核心竞争力之“治”，固然有不能盲目多元化的要求，但那主要指的是管理者的恪尽职守与执行团队的忠勇可靠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管理者不仅自己要坚持正当管理，而且绝不能在执行层面给不正当管理以容身之地，避免逆向选择的乱象。 首先，正当管理之“治”需要通过管理者的以身作则，消除特权行为。有效的管理离不开必要的授权，然而获得授权之后能否保证管理的正当，同样离不开管理者的自我约束。1995年夏天，格力集团的销售量急速膨胀，财务出现很多漏洞，时任经营部部长的董明珠要求董事会将全部对外财务交给她管。有董事会成员认为部下要权值得警惕，但董事长朱江洪却表示，董明珠这样做加大了自己的工作量，更重要的是加重了自己的责任，我们应当相信她。事实上，董明珠之所以如此“大胆”，正是认为权力应当受到约束，自信不会滥用权力，自身有很强的自我约束力。董明珠这种道德上的优越感或者精神上的洁癖，在格力集团的健康发展中达到了验证，使得由她后来接任格力集团董事长成为众望所归。 其次，正当管理之“治”需要通过内部公平公正环境的形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老子看来，“道”是无为的，那是在讲“道”的公正无私。只不过对于管理者来说，不仅自己要无私，对下级还要力求公正，不要将一切功劳归于自己，善于调动下级的积极性。这种情况下的无为之“治”，颇像是在给下级搭建建功立业的舞台。《老子》第11章将其比喻成车轮、器皿和房屋之类：车轮的中空是为了装辐条、车轴，以便将车子驱动起来；器皿中间空出来，才可以盛东西；房屋中间之所以是空的，就是为了供人居住。董明珠担任格力集团董事长后，立即给管理层下达了12字令：公平公正、公开透明、公私分明。就是为了提醒管理层在企业变大以后，既要防止自我膨胀，又要人尽其才。 再次，正当管理之“治”需要通过对过程的关注，防止“结果可以让手段正当化”的误导。在“只要结果不管过程”成为一种管理时尚的时候，管理者绝不能将规避执行中道义责任的风险推给下级；不要试图走捷径，对利益相关者采取的不正当管理手段不暗示、不纵容、不姑息。当黄光裕的连锁王国越做越大的时候，试图扼住家电厂商咽喉：不给出让国美满意的广告赞助费，就降价处理相应品牌的产品。2004年，这一做法遭到了董明珠的抵制，格力决定自建销售渠道。这种破釜沉舟的做法既避免了将销售渠道过高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情况，又防止了低价倾销的不正当竞争。当时有个专家提醒董明珠：你离开国美必死无疑。但格力以当年销售增长38个亿的业绩给予了最好的回答，实现了正当管理之“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