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至少从2005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便是紧缩；但近期一系列事态的发展表明这一取向似乎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省区市和中央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提出要防止经济金融大起大落，而且会后新华社新闻通稿全文都没有提到“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国务院和财经部门高层密集调研沿海经济、外贸大省；而在媒体上，对“从紧”政策取向的异议声浪上升，主张“放松”的声浪显著加强。 对国民经济开展宏观调控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经济职能之一，宏观调控所追求的长期目标也是稳定不变的，但具体采用的政策工具和松紧倾向则须因应内外环境的变动而变。目前奉行的紧缩导向宏观经济政策基于经济过热、热钱内流、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压力之上，鉴于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已经发生显著变化，适时适度调整宏观调控取向自是情理之中，关键在于调整的时机、力度和防范偏差。
在外部环境方面，当前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的风险至少是1997—1998年危机以来最高的，美国次贷危机仍在继续深化，越南金融动荡又暴露了新兴市场危机的风险。虽然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等人上个月作出了“次贷危机正在走向终结”的乐观判断，但房利美、房地美的技术性破产危机令上述乐观判断迅速沦为笑谈。从美林到雷曼兄弟，再到花旗集团，一家又一家华尔街巨头仍在相继揭开直到今年第一季度仍然掩盖得很好的次贷损失面纱，宣布惊人的亏损额和资产冲减，大手笔出售资产，并向外部寻求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补充资本。在今年4月号《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次贷危机在全球造成的损失总额将高达9450亿美元；而2007年至今银行和证券公司已经公布的资产冲减和信用损失为4000多亿美元，这意味着日后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经受这场金融危机的最糟糕时刻。与此同时，越南危机的爆发，又向世人显示了新兴市场的脆弱性及其传染风险。1997—1998年，正是在东亚金融危机蔓延的冲击之下，中国及时大幅度转换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从此前强力推行的紧缩性政策转向扩张性政策，从而对中国在危机中巍然独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假如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传染、深化到一定程度，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重演类似转变，实属理所当然。 从紧货币政策的副作用也在加大适时调整的必要性。在热钱内流压力下，我国货币当局实施了从公开市场操作到提高法定准备率、加息等一系列冲销操作。然而，中央银行冲销操作最大的副作用就是可能使国内银根相对紧缩，以至殃及其他行业。实际上，1994-1997年间，面对外资大规模内流导致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大幅度增长的局面，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回收中央银行再贷款来冲销通货膨胀压力，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国内经济却承受了意外的信用紧缩，1997年后发生全球性通货紧缩，其后果便暴露无遗。倘若利率提高诱使游资进一步流入，更是事与愿违。而在公开市场上配售政府债券会导致私人部门持有的金融资产组合中债券比例上升，恰恰会对国内市场利率形成上升压力 在外贸领域，在可预见的未来，出口仍将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力之一，而人民币过度升值和国际经济环境恶化有可能导致我国出口贸易急剧失速，从而对整个宏观经济、乃至社会稳定产生严重负面作用。国际竞争原则也要求我们不可盲目抛弃出口，给我国的竞争对手创造机遇。虽然前6个月我们的出口以美元计价仍然增长了21.9%，但出口同比增幅有逐月下降之势（6月份当月出口同比增长17.6%），且去年12月人民币平均汇率为7.3676元兑1美元，今年3月平均汇率已上升到7.0752元，升值幅度已逾4%，美元计价出口的增长率要相应削减才是实际的增长率，何况在这些出口额维持增长的背后是利润显著衰减。无论如何，中国出口贸易“外资企业占据半壁江山”和“加工贸易占据半壁江山”两大特点决定了我们当前的贸易顺差与昔年日本的贸易顺差本质上极其不同，对本币升值的抵抗力要虚弱得多。 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调整已可预期，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调整的时机、力度和防范偏差。就全局而言，由于面临持久的通货膨胀压力，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放松货币政策，从紧的货币政策至少仍将持续到明年；扩张性政策的主要空间在财政政策领域。在贸易方面，虽说对出口部门的适度解救是必要的，这绝不意味着政府部门应该在力度和范围方面开出空白支票任出口部门填写。 首先，我们不可过度夸张外贸企业当前的困境，不宜无差异地一味要求放松贸易政策，以至于牺牲结构调整目标。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外汇占款业已成为中国这类半外围、外围国家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一方面直接加大了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另一方面导致外汇储备增长的机制使得该国出口部门在资金供给方面赢得相对于国内部门的优势，从而进一步激励了出口部门的优先发展，外汇储备相应持续增长，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也随之持续加大。出口部门赢得相对于国内部门优势，1997—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之前）的中国就是典型，目前也没有根本改观。即使中央银行的冲销操作使得所有产业部门都蒙受了银根紧缩的冲击，相形之下，出口部门的处境仍然相对好于单纯的国内部门。 其次，虽然上半年货物贸易顺差同比下降11.8%，但巨额贸易顺差依然是宏观经济外部失衡的表现，外汇占款不仅依然是我国基础货币投放和通胀压力输入的主渠道，且通货膨胀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长期挑战。6月份的CPI账面数字下降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价格管制措施强行压制所致。房利美、房地美两大美国房贷机构陷入技术性破产，给中国持有的数千亿美元相关债券带来重大冲击，也再次说明巨额外汇储备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风险。因此，从宏观经济平衡的视角看，只要我们的实际出口仍在增长，只要我们的进口金额增长不是“挨宰”所致，贸易顺差缩减就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不考虑国际竞争原则，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解救符合产业政策导向的出口部门和相应的就业，而不应该是解救贸易顺差。即使顺差下降对GDP增长的贡献减小，但我们的经济增长目标不应当仅仅是绝对值，还应当是相对目标，即使与自己的纪录纵向比较有所减速，但只要仍然高于其他国家，我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就仍将上升。在继续充分发挥出口带动国内产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中国必须防止过高贸易顺差所代表的新的国际利益转移机制形成并固定下来，导致自己被锁定在不利的国际利益分配格局中。 第三，我国出口增速的下降伴随着出口商品结构的改善。上半年出口总额增速确实下降了，但机电产品出口增速不减，出口额达3887.8亿美元，增长25.4%，占同期出口总值的58.3%，比去年同期提高1.6个百分点。出口增速下降主要体现在传统大宗商品出口增长放缓，特别是上半年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仅增长3.4%。以机电产品为主的先进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途命脉所在，只要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着较高增长速度，那么我们出口的全局就糟糕不到哪里去。须知，在这个全球化经济的时代，中国贸易政策的根本目标是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资源等为本国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同时不断提升本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改善本国在国际经贸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实现本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达到上述根本目标，中国贸易政策长期目标是推动国家产业结构和外贸结构提升，这是决定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地位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关键因素。 第四，我国某些行业出口增长速度放缓，是因为我国在这些产品的国际市场上已经占据了很高的份额，如玩具之类，“中国制造”所占份额已经高达80%-90%。我们对这类行业解救措施的重心应该放在提高单位出口量的收益上面，并为之创造便利。而提高这类行业单位出口量收益的要点是切入高收益的流通、品牌等环节，因此，与通过出口激励措施增加其出口量相比，采取措施帮助这些行业开展跨国并购更为重要。 在汇率方面，通过干预外汇市场，政府确实可以做到放慢人民币升值速度；但相信人民币目前的升值幅度已属超调，更重要的是充分暴露人民币汇率逆转压力，让市场参与者们摆脱盲目的升值预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使得市场汇率逆转加快实现。 更重要的是，扩张性的总量政策往往会牺牲提升结构的目标，而结构一向是中国对外经贸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大问题。我国出口固然以制成品为主，但利润微薄且利润多数归属外资企业，因此存在贸易规模增长但对整个经济发展贡献减少的风险。扭转这种局面是我们不可动摇的目标。为此，即使放松贸易政策，我们也不应牺牲提升结构的目标，放松贸易政策不应沦为救援高能耗、高污染、低增值产业的及时雨，不应沦为鼓励企业不开展自我调整，自我提升。我们必须明确，即使内部和外部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到必须放松贸易政策，我们解救的对象也只能是符合产业政策、就业目标的出口，而不是对所有出口部门普降甘霖，不是解救贸易顺差，更不是牺牲提升结构的目标。而在国内经济部门，房地产之类行业对放松货币政策的鼓噪本质上是期望维持其不可持续的价格泡沫，绑架整个社会为其买单，假如我们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沦为为他们解困，无异于扩大他们在全社会造成的深刻裂痕，鼓励投机而打击实质经济部门，实不足取。 实施数年的紧缩导向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否需要转向？贸易政策是否需要放松？……我们有必要在更加深广的背景上审视、思考这些问题。毕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决策者的职责绝不是依据民意测验治国，也不是在社会分化时代根据不同利益集团叫声的大小决定政策走向，短期、局部政策目标不能以牺牲长期、根本利益为代价。 作者：梅新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