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虽然要保持经济增长率以保持稳定，但通过多贷款推动经济，很可能引起危机。现在首先要面对的应该是通胀问题。
撰稿·阳淼（特约记者）
进入夏天，制造业的不景气引起了最高决策层的关注，随着政治局常委调研行踪遍及“中国制造”的核心地带，从紧的货币政策将趋于松动的预测就不绝于耳。“保经济增长”渐有逆转“控制通胀”，成为中央政策首要目标的迹象。经济学家谢国忠就此接受采访，谈到他对制造业困境与控制通胀问题的看法。 改变发展模式更重要 《新民周刊》：出口不振、内需不足，原材料和资金成本连续上升，导致我国制造业举步维艰，以致决策层最近接连视察制造业一线大省。宏调措施是不是该松一松,来应对这个困境呢？ 谢国忠：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调控措施的松与紧，而在于经济模式不能再执行修修补补的策略，必须有一个大的变革。在经济世界中，市场是大于政府的。很多事情，是经济规律而不是政府意愿起作用。
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是各生产要素价格低估。以前的生产要素中，人力是近乎无限供应的，资源价格是被低估的，环境因素可以忽略不计。在1995年－2005年，尽管中国经济以每年8％的速度增长，但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过剩的供给使劳动力市场呈现买方市场特征，工人们彼此间竞争，使他们的工资仅达到可接受的最低水平。因此，他们并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现在这些要素都开始由市场定价，已经到了还债的时候。新《劳动法》的推出以及平均工资的不断提高，让人力资源成本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低代价地大批提供；环境不可能一直被放任恶化，这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国际大环境决定的；资源价格现在由全球制定，油价即使回落，也不可能重回20多美元一桶的时代。过去那种发展模式不可能持续了，这不是几个政策就可以扭转的。 《新民周刊》：你的意思是,中国经济调整增长所依赖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 谢国忠：是的。上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1998年国企改制、加入WTO和大量基础设施建设，融入国际市场的结果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眼下到了再一次变革的时候。 目前最重要的几点：有些制造业实际上已经是空壳企业了，要淘汰掉一批这样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要靠品牌、技术、知识产权而不是价格和退税跟别人做生意。油价上涨，世界财富在向资源输出国流动，要想办法打入石油生产国这些富国市场，降低对美国的依赖。 在支柱产业方面，城市化的策略应该被固定下来，大城市、超大城市才有希望。城市能够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效地利用各种资源。当城市化进程真正地推进时，房地产业才能健康发展，反过来成为经济的重要支柱。 必须要放开资源价格。能源价格由市场制定，这是整个世界的现实。一味地人为压低能源价格，补贴的是富人，也扭曲了制造业的真实成本，我还是要强调，市场大于政府。 数字游戏该结束了? 《新民周刊》：但是现在实行的价格管制政策客观上降低了制造业的成本，使“中国制造”获得了价格优势。 谢国忠：是的，在原料和能源方面，目前的价格管制措施压低了名义上的通胀率，但这只是一种对现实的掩盖。生产要素价格被限制住，中国制造业的“价格战”竞争模式和资源浪费的生产模式就不可能被改变，问题只能是拖而不决，不会自动消失。 前两天刚有报道，浙江金乌集团的老总消失，还不起债，发不起工资，他只有逃到海外。将来会有更多的老总消失。很多企业现在其实就是靠“债务”生存，拆东墙补西墙，一旦资金链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债务泡沫就会破裂。 一些中国老板，名下有十几家几十家公司，仔细核算下来，总资产是负的。他靠这十几家公司跟地方官员打好关系，贷来款，在内部周转流动补窟窿，以此来实现“业绩增长”。中国有多少家企业是靠品牌、技术成长起来的？大量的企业就是在这种债务游戏中作出业绩，为地方的GDP增加一些数字；反过来，他们由此会得到批地、批贷款的优势，继续生存下去。但现在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成本一上升，银行一紧缩，他们就挺不住了。 让调整自己进行下去 《新民周刊》：政府是不是该出手干预，来阻止制造业的下滑趋势？ 谢国忠：我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表达过这个观点，就是在经济调整的时候的话，最好不要出政策去阻止它调整，而是用政策来预防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波动。就像物价控制，现在用价格管制来控制通胀，但物价控制最终引起短缺，短缺也是另外一个形式的通胀，随后引起公司盈利大幅度的下降，股市也下降。 中国政府有足够的资金为那些在高通胀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提供保护。目前已经采取的措施有提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和高校大学生的补贴，如果有必要，政府应在这方面出台更多的新举措。 《新民周刊》：在制造业面临困境的前提下，货币政策还应该继续从紧？ 谢国忠：当然。坚持不加息的声音主要是担心吸引热钱流入，但问题是现在热钱已经在流出。据我所知，现在香港、台湾的热钱都开始外流。我认为加息仍然是必要的。 此外，热钱流入的问题还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解决。首先，可以强化对资本账户的控制。尽管长期来看，中国将实现资本账户的自由兑换，但目前更迫切的是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没有独立货币政策，通胀在中国将不可控制。 其次，为了避免热钱流入，中国可以提高长期储蓄利率水平。例如，可以在两年或更长期的存款利率中加上通胀率，类似于通胀保值债券。“热钱”缺乏进行长期投机的耐心，所以，提高长期储蓄利率不会吸引更多的“热钱”流入，却能够为存款人提供一个安全屏障。 加息对制造业的融资可能会带来影响，但这种影响迟早要到来，经济结构不调整，单靠不加息来保护制造业是拖延而不是解决问题。但反对加息的实质性压力更多是来自地方政府和一些大企业，因为一加息，地方可能会倒闭一批企业，客观上政绩就会不那么好看。 通胀仍将持续 《新民周刊》：要在控制通胀的前提下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标？ 谢国忠：在这种很关键的时候，虽然我们仍然要保持经济增长率以保持稳定，但是不能够在原有的模式上，通过宏观的刺激，比如说多贷款，来推动经济，这样很可能引起危机。我认为现在首先要面对的应该是通胀问题。所以从紧的政策应该维持下去。通过我刚才说的经济结构升级换代，淘汰一批没有效益的“债务维持”型企业，来保持中国经济的健康增长。 《新民周刊》：过剩的流动性推高全球通胀，因此有论者认为，我国目前的通胀属于“输入型”，主要是由于外因即美元贬值、油价飞涨等原因所导致。你怎么看？ 谢国忠：输入型通胀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印度这么说，越南也这么说。通胀的确定成因只是一种争议，永远不会有真理性的说法出现，这只是思维方式的不同。 但不可否认的是，生产要素的变化是根本。生产要素从近乎无限供给到市场化定价，日本、亚洲四小龙都曾经经历过这种转变，而中国由于经济规模巨大和内需问题，这一转变过程可能需要持续１０年。 《新民周刊》：你认为通胀会长期持续下去吗？ 谢国忠：有这个可能。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率约为10％，通胀率高于5％，名义GDP增幅至少为15％，内需也应该按这个速度同步增长，但现实是内需远远不足。目前中国的劳动力收入占GDP的比例不到40％，怎么会有内需？这个数字连某些非洲国家都不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