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钱看多中国之势不减,只是更谨慎
本刊记者 程亚婷
2007年底,当私人股权投资业传奇人物大卫·邦德曼(DavidBonderman)前往中东,他的目的非常明确:让那些从油桶里流淌出来的热钱为自己所用。入住酒店时,服务生告诉他,有人给他留了一张纸条。 留言来自亨利·克拉维斯(HenryKraivs),PE业最知名的大亨,纸上只有四个字:“我先来的。”(I’m here first.) 在中国,投资者们争夺的并不是谁先入住酒店,而是谁将自己的办公室和家迁往中国。2008年初以来,硅谷顶级VC之一NEA的创始人迪克·克莱姆里克(DickKramlich),及Mayfield基金合伙人邝汲荣(KevinFong)先后宣布了自己的入华计划。而原本远离一线的LP们,比如HorsleyBridge的董事总经理加里·布里奇(GaryBridge),也从每两个月飞来中国一次,变成了常驻这里。 关于进入中国的最基本解读,无疑是其市场可观。至少在百度、阿里巴巴和无锡尚德之后,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对在中国获得数十亿美元回报已不意外。甚至一些原本在硅谷声望不彰的投资者,因为在中国的成功退出而实现个人品牌的“曲线救国”。次级债风波和美国经济滞涨的前景,让加大在华投入成为了一个合理的风险对冲选择。瑞士另类资产管理公司PartnersGroup的创始人马塞尔·厄尔尼(MarcelErni)对《环球企业家》表示:未来20-25年,中国的私募股权投资市场一定会增长至和美国相当的市场规模。2007年底,他让PartnersGroup落户于北京金融街(爱股,行情,资讯)。 但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中国的创业公司和新创的投资基金正在以几何级方式增长。据清科集团数据,截至去年11月30日,2007年PE机构在中国内地市场共投资170个案例,参与PE投资活动的机构数量达105家,整体投资规模达124.86亿美元。当投资者和被投公司都多到难以计数,LP们听取一场演说即签署支票的行为就显得风险太大。 如HorsleyBridge已在中国投资于15家基金,其中既有鼎晖投资、软银赛富这样早已证明自己的中国老手,也有金沙江创投基金、北极光创投等尚待证明者。加里·布里奇坦言,如果只靠两个月飞来中国一次,视察所投资的基金的管理状况,已经不够令其放心——“我们需要有人在中国收集信息、保持和所投资基金的GP(普通合伙人)频繁的沟通,以及通报政策的最新变化。” 北京办公室和全球其他地方的办公室有何不同?加里·布里奇的答案是,这里多了一名司机:“我可不愿意在北京开车,实在太拥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