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8年1月21日，中国平安公告称将公开发行不超过12亿股的A股和412亿元分离交易可转债，按当时股价计算，融资规模可达1600亿元，创A股市场创建以来融资规模最高纪录。虽然此前市场普遍预期平安将提出再融资方案，但平安决策层肯定没有想到，他们提出的这个方案由于规模远远超过投资者预期，又是在股市从去年高点下跌的时期公布，且市场面临大非解禁的压力，导致市场反应极为剧烈。公告一经发布，中国平安股票便接连两日跌停，其后一周内又出现第三次跌停，甚至由此触发了整个A股市场的再融资恐慌，上市公司再融资方案一旦提出，市场必定暴跌。截止到2月20日，今年以来已有44家上市公司提出再融资方案，融资额合计2599.28亿元；其中平安公告后一个月内提出方案的有23家，涉及资金2043亿元，平安计划再融资规模占截至2月20日公布的再融资计划总规模的62%，因此不可避免地被深陷再融资恐慌的股民们视为罪魁祸首，几乎落到了千夫所指的地步。
毫无疑问，再融资方案在市场上激起如此巨大的负面反应，这对于平安集团决策层而言绝对是需要好好汲取的一大教训。就笔者所知，平安集团可能是中国大陆内资金融机构中高级管理层海外／外籍人士所占比例最高的了，依靠合理的高管聘用制度和受聘人的业务素质，海外／外籍高管对带领平安各方面业务迅速跃居全国同行业先进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此次再融资方案显然只是考虑了技术问题，对当前的市场全局考虑不周，更没有充分体会到中国大陆市场参与者心态的细微之处。吸取这些教训，对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当有裨益。而且，这次闹得如此满城风雨，在一定程度上应当归咎于管理层此前诸如“上市公司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银行必须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之类举措严重损害了公众的信任，导致公众很容易从“内外勾结掏空中国股民”的角度来判断问题，因此在这一点上企业管理层有必要反躬自省。但就此融资方案本身而言，市场上广泛流传的责骂之声不少属于误解，或是有意的曲解。
以反应最为强烈的平安集团股权结构和“外资控股”问题而论。市场上流传的一些说法称平安集团已被汇丰控股48%以上，甚至有作者称汇丰在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占78%的股权，并据此称中国平安为“外国平安”、“汇丰平安”。笔者绝对反对外资控制在中国国内市场上占据如此重要地位的大公司，但笔者查阅了平安集团《2006年年报》、《2007年第三季度季报》等基础材料，发现这些指责当属误解和以讹传讹。以A股和H股合计，平安总股本为73.45亿股，其中外资持股为25.58亿股，持股比例为34.8%。在外资中，汇丰保险控股有限公司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合计持有H股12.328亿股，占H股的48.22%、总股本的16.78%，所谓“平安集团已被汇丰控股48%以上”之说，恐怕是将持有H股比例和总股本比例混为一谈所致。尽管汇丰集团上述两家机构作为一致行动人可以算是最大的单一股东，但倘若汇丰有意侵害平安的权益，A股内资机构投资者联手，在重大问题上不难否决汇丰，何况平安的管理层一向以风格强悍著称呢？不仅如此，称中国平安为“外国平安”、“汇丰平安”并否决其再融资计划，可能恰恰有违这些人所宣称的维护国家金融安全、降低外资控制力的目标。如果我们认为外资持有我国优质金融机构大量股权是不好的，是有风险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何降低外资持股比例？美国独立之后，外资也长期扮演着重要角色，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仍有大量优质资产掌握在英国和其他欧洲投资者手里，是筹措战费的压力迫使他们抛售美国股票，美国本土势力借机购回了大部分原来控制在外资手里的优质资产。
那么，中国本土投资者要收回目前控制在外资手里的优质资产，应该怎么办？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抓住外资股东陷入母国市场危机泥潭的时机，要么回购原来外资持股，要么通过增发，稀释外资股权。平安此次再融资是在A股市场公开发售，实际上是创造了一个稀释外资股权及其控制力的机会，我们的股民和评论家们奈何一心只往“圈钱”的牛角尖里面钻？至于平安1月21日公告没有明确再融资用途一点，《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等文件固然要求执行信息披露，但并没有要求在股东大会之前的公告上就宣布一切细节。如果考虑到此次再融资规模巨大、远远超过补充资本金之需，多半是用于大型并购项目，而且很可能是海外并购，那么，我们不难看到，过早、过细地宣布收购细节，将推高收购对象的股价，从而提高收购方的成本。
从长远来看，中国证券市场需要一批优质的大盘股作为支柱，股民为了更好地保障自己的利益，也需要推动优质蓝筹股成长，因此不宜单纯从短期资金和股价压力出发而对大规模融资一概斥之为“圈钱”。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初期，部分是由于客观原因，部分是由于当时股市投资者强烈反对在A股市场发行大盘股，担心这样做会加大资金压力，压低短期的股价。结果是国内优质蓝筹股多数在海外市场上市，海外投资者轻而易举地分享了中国概念资产大幅度增值的收益，内地投资者们这才如梦方醒，转而强烈呼吁红筹回归。现在，股民们需要避免重演当年为短期蝇头小利而牺牲长期重大收益的失误。从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稳定性、金融业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和提升在国际金融界竞争地位等角度来看，如果平安此次大手笔融资是为了开展大型海外并购，我们不仅不应该反对，而且应该支持，尽管具体融资额之类细节可以商榷。
扩大海外投资对化解国际收支顺差、流动性过剩等问题的重要性已经是众所周知。而无论是为了国家整体利益，还是为了中国投资者个人利益，在各种对外投资方式中，与业已实施的提高QDII额度等措施相比，我们更应该赞成增强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本实力，通过他们去收购海外资产，以及开放外国政府机构和外国公司在中国发行证券。因为在QDII模式下，QDII通常只能充当相对被动的财务投资者；在国内企业、金融机构海外并购模式下，可以将海外资产纳入中国企业、金融机构整体发展战略，从而获得更多、更广泛的利益。与此同时，中国企业通过国内证券市场融资用于收购有潜力的海外资产，也能够为苦于市盈率过高的中国股市增加软着陆的机会。而在开放外国政府机构和外国公司在中国发行证券的模式下，我们能够用中国法律来规范当事各方，从而更好地保护我国投资者的利益。看看海外上市中国内地公司遭受的额外困扰，不难理解这一点何其重要。从早期的中华网，到后来的中航油、中国人寿、空中网，中国内地企业在海外（主要是美国市场）频频遭受投资者集体诉讼困扰。
海外上市中国内地企业为应付这些诉讼付出了沉重代价，如空中网2006年4月宣布，为在2004年7月9日至8月17日间购买或者出售该公司股票的股东建立一个和解基金，注入350万美元，以避免旷日持久的诉讼。在美国法律制度某些特点的激励下，为了获得对上市公司集体诉讼往往高达30%的代理费，美国存在一大批专事此道的律师人为制造诉讼机会，尽管此类案件很少能够真正站得住脚并赢得诉讼，但企业多半会为了避免困扰而选择和解，律师则处于不败之地。就金融业而言，无论是出于分散业务风险、实现不同区域业务互补、提高收益等中国金融业自身发展的需求，还是出于服务中国企业海外发展（即所谓“跟随客户”）的需求，抑或为了抵销海外同行混业经营额外竞争优势，中国金融业都需要更大规模地“走出去”开展海外业务。不仅如此，我们的金融机构、以及其他的行业企业拥有许多潜在竞争优势，只有走向海外市场，这些潜在竞争优势才能转化为面对海外同行的现实竞争优势，进而提高我们在各个行业、在整个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如果不走向海外市场，那么中国的这些优势就只能为海外机构所利用，用于提高他们的收益，甚至在同我国机构竞争时用于化解我方的竞争优势、巩固他们的优势。笔者参观过平安集团设在上海张江的后援中心，对金融后台服务的集中有了直观的感受。金融后台服务大量耗用人力，因此，中国金融机构与西方国家同行相比在这个环节有着潜在的人力成本优势。
如果平安集团走向海外，收购西方国家同行，那么，仅仅将被收购方的后台服务环节转移到张江，就能大幅度节约成本，取得额外的收益，赢得对东道国同行的现实竞争优势。从成本和市场准入等条件来看，目前也是金融业扩大对外投资的良机。任何海外投资（特别是并购）都必须考虑投资的成本和收益。超调是金融市场永恒的特征，任何一次金融危机都会导致巨额资产显露垃圾原形，也会导致大量本质不错的资产价格过度低估，此次次级按揭危机自不例外，这就给我们创造了抄底的良机。回顾1997-1998年金融危机过后欧美企业、金融机构在东亚廉价收购了多少资产，就不难理解这一点。而且，在景气时期，东道国奇货可居，对外资收购者容易产生敌意；在萧条时期则相反。当初中海油收购优尼科闹得满城风雨，这回华尔街陷入危机，中国金融机构入股贝尔斯登、摩根士丹利却连舒默之辈一贯的极端反华派也没有阻挠。鉴于平安去年以来其海外收购表现相当积极主动，此次融资也很可能是用于海外收购，且包括平安在内的中国金融机构一些潜在竞争优势需要通过海外并购才能成为现实的财务成果，市场上对平安增发方案的反应未免过度了。
作者：梅新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