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巴西甚至整个拉美的发现和产生，是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一个意外插曲，它资源富庶同时又身份“庶出”。它与主权国家不同，与英属殖民地不同，与古老文明的国度也不同。这也导致巴西从诞生之日就一直徘徊于世界不同发展阶段的主流经济和文明边缘，甘蔗、咖啡、矿石……巴西的主要产品惯性地从属于世界经济中心，它的明天在哪里？
□记者 袁瑛 吴金勇
走在圣保罗市离保利斯塔大街不远的一条小巷里，身旁的学校围墙里传来孩子们清脆的歌声，驻足聆听，他们在唱着巴西的国歌： “壮丽的梦闪耀活泼的光， 给大地带来了爱和希望。 看明净的天空里放射着灿烂的十字星座的光芒。 你具有巨人的性格， 巴西，你美丽、坚强，充满勇气， 显示着你的前程无限壮丽。” 稚嫩的童音中传达出巴西人些许孩子气般地执著：在未来的某一天，自己的国家能够成就伟大。 然而，回首巴西的过往和今日，歌词中如此强有力的语言却从未成为真实。过去100多年里，巴西那些勇敢的先驱者和改革者不断确立的新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始终无法走出历史的桎梏。一次次的失败，使得巴西的现实与这个国家植根内心的忧虑更加接近。 “巴西是一片未来之土，它也将永远处于未来。”长眠于巴西大地的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如此预言了巴西的未来。历史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一个残酷的老师。理性的巴西学者时常这样自问，“巴西的未来在未来”——这是否是巴西永远走不出的一个宿命？为了看清楚这个与中国一同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在和未来，找到埋藏在巴西历史发展中的内在逻辑就显得尤为重要。 庄园对面是遥远的国家 从圣保罗驱车出发往北近一个小时，就来到了皮拉西卡巴——科斯塔·平托的甘蔗种植基地，这里也是圣保罗地区历史最悠久的甘蔗生产地。一路上，马路两边都是一眼望不到边际的绿油油的甘蔗地。这个季节甘蔗还只有一米多高，一排排沟壑间，带着草帽的工人正弯腰翻犁着土地。他们都是Cosan的雇工，根据糖季的变化，他们从一个甘蔗园赶往公司的另一个甘蔗园，这样的雇工在Cosan大约有三万多人。 这一场景恍惚让人们回到了几个世纪之前位于巴西东北部某个庄园主的甘蔗园里。只不过，在彼时彼地工作的大部分工人，他们的肤色是黑的。 1500年，葡萄牙贵族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跟随着海流的引导，在穿过佛得角群岛之后，离开了前往本来的目的地印度群岛的行进方向。一个富庶程度堪比印度的土地由此被西方人发现，这里就是后来的巴西。 葡萄牙殖民者还发现，从加那利群岛带去的甘蔗根，扔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很快就能冒出新芽来。于是，这个用来生产在欧洲珍贵到以克来称量的“白色黄金”——蔗糖的原料，得到了大规模种植。在当时的欧洲，人们对于蔗糖的渴望如此强烈，以至于它能够成为皇后嫁妆的一部分。大批的黑人奴隶从非洲被贩卖过来，成为甘蔗园里最主要的劳动力。 同拉美其他国家一样，“不管是走运还是倒霉，每种产品对于那些国家、地区和人民来说，都是一种命运，很多情况下这是一瞬间的命运。”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这样写道。甘蔗成为了当时巴西广袤土地上唯一种植的作物。土地肥沃、雨露滋润的巴西东北部地区，是甘蔗庄园的主要聚集地，萌生了巴西土地上“最能赢利的买卖”。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不仅在当地买卖奴隶，而且还进行蔗糖的加工生产。 位于巴西东北部的萨尔多瓦市，走在大街上，如今的游客仍然能够看到数十座富丽堂皇的大教堂和殖民时期遗留的贵族居所。作为当时“蔗糖经济”时代的重心，萨尔多瓦在继承了单一种植甘蔗的“遗产”——耗尽了肥力的土地和粮食的缺乏之后，很快便没落了。如今的萨尔多瓦是西半球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那里随处可见的景象是——殖民地的建筑物散落在巨大的贫民区之中。直到今天，巴西将甘蔗作为乙醇酒精提炼原料的产业发展，才重新为这个曾经繁华过的城市带去了复兴希望。 现在，作为乙醇酒精生产的基础单位仍然是大面积甘蔗园。这些甘蔗园也是“蔗糖经济”时代的产物。巴西的环境条件不允许糖厂老板像在大西洋群岛那样建立小制糖厂，于是葡萄牙王朝把土地有偿出让给最初的几个大地主，12个所谓的“特别自治区首领”接收了巴西全部未开垦的殖民地领土，这之后，它们发展成巴西主要的甘蔗种植园。 对大庄园主来说，蔗糖厂建设初期的巨额资金只能来自殖民者的资助，包括购买来自国外的设备和非洲奴隶。蔗糖贸易所产生的利润则大部分用于接下来的规模扩张，包括再次从国外进口设备、建材以及购买更多的黑奴，剩下的被庄园主们用来购买外国货，维持自己奢华的生活。 “一种产品越是受到世界市场的青睐，它带给为生产这种产品而做出牺牲的拉美人民的灾难也就越大。”加莱亚诺这样写道。“蔗糖经济”模式给巴西造成的循环是：进口的货币主要作用是增加了糖业主的资产，并没有创造大量的货币收入；由于生产要素几乎全部属于业主，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货币收入也几乎全部回到业主手中，这些货币开销又都表现在进口值上。 显然，如果国际市场上能以一个适当的价格水平消费更多的蔗糖，那么巴西这个甘蔗生产模式将有可能一直继续下去，直到劳动力和土地供应不上为止。然而倚赖于国际市场的蔗糖产业是脆弱的。17世纪末，由于安地列斯群岛蔗糖业的快速发展，世界蔗糖价格下降了一半。巴西的蔗糖出口进入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蛰伏阶段，直到19世纪才在新的“咖啡经济”所建立的国际贸易下重新得以恢复。 在一个没有自己的技术和资本更不能有对外投资的国家，附庸的格局且由大农业奴隶主领导的巴西经济，持续依靠的只能是农产品的大规模出口。但在19世纪初，巴西的出口却是停滞的，据资料记载，这种停滞和衰落已经持续了近80年。事实上，殖民地经济也有主附结合很完整的例子，比如19世纪的英属安地列斯，殖民利益与被殖民利益达到了很高的一致性。“但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在葡萄牙身上。”曾担任过巴西规划部长的著名经济学家塞尔索·富尔塔多认为，“因为葡萄牙仅仅是一个商业中心，其利益一般都和殖民地的利益相冲突。” 随着东北部土地的枯竭，甘蔗的繁荣周期走到了尽头。19世纪，咖啡替代甘蔗成为了巴西出口收入的主要来源。一直到今天，巴西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咖啡生产国，当然，这里指的是咖啡豆。“在欧洲的任意一个咖啡馆里，人们都知道胡安·巴尔德斯这个来自哥伦比亚的咖啡品牌，然而，巴西的咖啡品牌在哪里？”卡多佐曾经这样困惑地问道。答案在于——这是巴西身处的一个不平等的国际贸易体系带来的必然结果。在1967年爆发的“速溶咖啡之战”中，这一现象得到了无限放大。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唯有西方国家可以从自己的既得利益出发决定贸易规则。此时，没有哪个巴西人不抱怨这种从属于中心经济的庶出身份。 作为巴西咖啡出口的主要目的地，美国和欧洲从巴西购买咖啡之后，通常拿到各自的工厂加工成速溶咖啡，然后再销往全世界。从今天的超市货架上，人们也可以看到，雀巢和麦氏将速溶咖啡的世界市场尽握手中。当1970年代巴西将自己生产的速溶咖啡拿到国际市场销售时，就立刻被指控为进行了“背信弃义”的竞争。西方国家纷纷设起关税壁垒，使巴西速溶咖啡根本无法参与竞争。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咖啡生产国，巴西事实上一直无权参与速溶咖啡的竞争——过剩的咖啡不是被烧掉，就是被悄悄储藏在了巴西的国家仓库里。 然而，咖啡毕竟与蔗糖不同，它留给了巴西人更为珍贵的遗产——企业家的萌芽和雇佣人群的产生。在“蔗糖经济”时代，巴西主要承担的是生产环节，贸易则垄断在葡萄牙和荷兰殖民者手中。巴西蔗糖工厂主即使富有，也大多沦为食利阶层，将自己封闭于乡村之中安享时光。巴西历史学家博勒斯·福斯托就曾经将当时殖民地首都形容为“房子没人居住的古怪城市”。然而，咖啡业不同，它在巴西的诞生是由巴西当地具备一定贸易经验的商人组织和生产的。咖啡经济在巴西催生了一个新的企业家群体的诞生。 在新咖啡经济的带动下，原来的蔗糖、棉花及矿石的出口经历了快速的变革和发展。19世纪下半叶，巴西几乎控制了全球咖啡3/4的供货。19世纪末，巴西的对外贸易体系就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部门。在这半个世纪中，巴西的实际收入达到了原来的5倍多，总收入增长率和人均增长率均高于同期的美国。 与此同时，咖啡出口的兴起还导致巴西维持了几个世纪的奴隶制的废除。“已成为巴西新一代社会权贵的咖啡种植园主磨尖了铅笔，算了如下一笔账：用仅够维持生存的工资雇佣工人，比买来奴隶再养活他们划算得多。”《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书这样写道。 塞尔索认为，“奴隶制的废除既不是财富的毁灭，也不是财富的创造，它只是一个集体内资产的再分配。也就是说，劳动力资产从奴隶主转移到了个人手中。”此后，主要从事畜牧业和农业的自给经济开始从北部向亚马孙及南部延伸。大量欧洲移民和亚洲移民也涌向咖啡种植区，奴隶制向雇佣劳动体系过渡。 然而，无论是蔗糖还是咖啡，1930年代以前的巴西仍然只是一个“热带种植园”，它依赖于欧洲经济，没有国内需求市场，没有独立的经济体系，更谈不上自主的工业和金融体系。作为发达国家工业附属的原料基地，一旦所依附的经济体产生问题，传导效应是瞬间的。1929年，纽约股票交易厅的崩溃动摇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基础，这就像一块巨大的石头落在小水塘一样砸在了巴西身上：咖啡的价格直线下降，销售量剧减。直到危机过后15年，巴西咖啡的生产能力才恢复到原来的一半。 这次世界经济大萧条，成为了巴西经济的转折点。国际初级商品价格急剧下降，巴西的外汇流入立即减少，而同时期进口却没有减少，这是因为，巴西的进口商品主要为制成品，价格下跌的传导有个时滞。更重要的是，巴西的进口大部分被英国公司所控制，它们通过流动基金向巴西人提供进口贷款。当巴西初级产品外部需求萎缩时，靠繁荣时期销售而获得的流动基金并没有减少对巴西的进口支持。国际收支不平衡、财政赤字等一系列后来一直困扰巴西经济的货币病一一出现，巴西也陷入了空前的困境。 事实上，在巴西，甘蔗和咖啡的历次兴衰循环，表面上看来是由于国际价格的波动所致，但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从经济模式上来看，巴西并不像一个国家，它更像国际产业链中一个庞大的原料庄园。 工厂上飘着谁的旗？ 巴西乙醇巨头Cosan的背后故事，已然揭示了在1930年代世界大萧条之后，巴西几大家族不得不向现代经济组织进化的过程。在那场世界经济危机中，当附属经济体借以依赖的海外市场和资本同时抽离时，巴西才意识到，建立自己的经济和工业体系，扩大国内市场和需求，必须成为自己的首要目标。 1930年，同样出身于大庄园主家庭的瓦加斯总统开始有计划有意识的推动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这一模式包括精心设计的国内企业保护制度、依靠外国投资建立先进的工业部门、在重工业和公共事业中建立和发展国有企业，以及建立全国经济开发银行等。 工业化发展所依据的基础——国内市场，只在经济体系达到一定阶段、技术相对自主的复杂度时才可能出现。事实上，直到19世纪初，土地仍是巴西这个国家唯一丰盛的生产要素。资本交易不存在，劳动力基本上还是由那些被贩运过来的大约200万奴隶组成，任何要进行变革的先驱者们都意料不到的一个事实是：劳动力的提供如此僵化。直到19世纪末雇佣劳工制代替了奴隶制，巴西终于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工资人群”，工业化发展的初步基础出现了。 瓦加斯总统时期鼓励发展的工业化，很多是和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除了对那些涉及国家经济或军事安全的工业逐步国有化（淡水河谷就是在这一时期由瓦加斯从美国人手中收归国有），瓦加斯还规定，只有股东是巴西人的银行和保险公司才有权开张。然而，面对不同利益集团的压力，瓦加斯在1941年还是拒绝了一项规定在1946年8月前银行和保险公司都要掌握在本国人手里的法令。 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斡旋，成为瓦加斯和工业化时代历任巴西总统的主要任务。发生在钢铁、石油这两个工业基础性产业身上的争论就是一个例证。 1930年代，钢铁的进口为巴西已经处于不利地位的国际收支增添了包袱，因此建立一个大型钢铁厂成为巴西国内各方达成的共识。然而如何建立，人们对这一问题的争论花了将近4年时间：私营集团倾向于和德国或美国等外国资本协作，但民族主义者们则倾向于建立一个不受外国资本控制的工厂。争论的结果则是：1940年，由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贷款和巴西政府进行资金合作，建成了位于里约热内卢的沃尔塔雷东达炼钢厂。 在石油上的分歧则比钢铁复杂得多。1938年，政府出台了一项宣布将进口石油或国产石油炼油工业国有化的政令，同时还宣布成立一个代表各方利益的国家石油委员会。当赞同扩大国家对石油控制的奥尔塔·巴尔博扎将军成为该委员会的领导者后，因为他积极推动建立一个国家石油企业的计划，在相关利益集团的游说下，国家石油委员会不得不关闭了。 致力于扩大内需的国内部门和进出口部门之间类似的较量，甚至影响到了国家的财政金融政策。瓦加斯为了对付国际收支危机，曾经发布命令中止外债偿还，垄断外汇买卖，对所有兑换活动强行收税，这遭到了那些害怕一旦外债中止、国家投资必然增加的势力的反对。在这一过程中，汇率的稳定成了牺牲品。 “在两个部门开始竞争时，汇率的变化便开始有强烈的反响，甚至发展到了任由当时的偶发事件来干预的地步。”塞尔索分析到，如此一来，国家便失去了在经济问题上所拥有的最广泛的调节机制一—汇率；与此同时，还失去了根源于殖民时代旧经济结构下最有效的保护工具。 大萧条导致的“咖啡危机”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在此时迅猛蔓延。1947年，巴西国内通胀率还仅为2.7%，6年之后即晃动在了20%左右。 没能来得及抑制通货膨胀的瓦加斯，在一场政变中自杀了。在遗书中，瓦加斯认为，自己是个牺牲品，是反对自己的国内敌人与国际利益集团的牺牲品，后者应对巴西的困境负责。这样悲剧性的感言，不由得发人深省。 瓦加斯之后的军政领导显然吸取了教训。在瓦加斯走入“进攻性”民族主义领域而遭遇不幸之后，他们自然保守了许多。也正因为这样的“平衡”，1964—1984年间，在军政府的领导下，巴西工业化的成就更为广泛。 那是一个多少有些令人兴奋的年代。崭新的首都巴西利亚像变魔术一样在一片荒野上拔地而起。现代工业的标志——汽车工业大规模在巴西建立起来，几乎所有的汽车跨国公司，诸如福特、通用和大众，都集中在了圣保罗工业区。1960年，这些企业的生产数量占到了全国总产量13.3万辆的78%，充分满足了巴西的需要；1980年，这一数字则达到了117万。就数量和组织来说，巴西汽车工业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中国现代汽车业还没有起步。 然而，这一膨胀式发展也不可避免地为巴西汽车工业留下了日后最常为人提及的诟病:外资在汽车工业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常常将巴西称作一个“巨型装配车间”。汽车工业存在的这一问题仅仅是巴西整个工业化过程的一个缩影。外国资本的控制范围涵盖了巴西的大多数工业部门。1970年代由巴西社会科学研究所公布的一份有关巴西各大经济集团的材料显示，在拥有超过40亿克鲁赛罗（巴西当时的货币）资本的企业联合体中，有一半以上是外国企业，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资本在12亿克鲁赛罗以上的企业联合体中，属于外国集团的有12家，民族企业只有5家。 外国资本的控制仅仅部分地反映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虽然在基本建设和鼓励实现工业化方面开展了广泛的国家活动，但从库比契克到菲格雷多总统，他们无一例外地依靠了大市场自由主义——包括商品的自由进口、吸引外资，以及为之进出巴西提供方便等类似的措施。但进入巴西的外资大多数是以贷款的形式，国家与私人的外债持续增加。1978年，在军政府缔造的巴西“经济奇迹”十年的末尾，巴西外债已经达到了435亿美元。 因为多数的贷款都是以浮动利率取得，外债利息偿还便更加沉重地压在了巴西政府的国际收支上。1981年，巴西外债总额高达614亿美元，此时巴西所借的外债已不再是用作发展经济的投资了，偿还债务的本息和填补国际收支赤字成为政府举借外债的首要用途。工业的发展迫使巴西进一步进口机器、零配件、燃料和半成品，但巴西外汇来源的出口却主要来自农村。 回望巴西的历史，一个半世纪前这个国家曾经面临过同样的问题——19世纪中叶，巴西每年支付的外债本息几乎占到国家预算的40%；1821—1830年和1841—1850年间，巴西运用过相同的手法来解决国际收支问题——出口商品价格降低，外国进口商品价格却稳定不变，巴西不得不依靠借贷弥补价格下跌所造成的损失。 所不同的是，在19世纪，巴西获得的贷款主要来自英、德等西方政府，而100多年以后，代表整个发达国家，也就是代表当年那些宗主国利益的跨国组织——IMF成为了巴西贷款的主要来源。IMF在贷款的同时附加了各种条件——包括紧缩的财政政策以及大幅度的货币贬值，在刺激国内资本集中的同时，通货膨胀成为了这一过程必然的产物，一直到今天都是巴西经济挥之不去的梦魇。 过度依赖财政金融制度和国际贸易，让滋生于巴西内部的两大痼疾——外债和通货膨胀无法真正得到解决。此时的巴西，庄园模式已经模糊，完备的经济体系已基本确立，但显然新的经济体系是在没有对原有社会经济结构进行彻底变革的基础上建立的，巴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依赖于外部的支持。
1984年新年刚过不久，历经20年的军政府统治之后，时任参议员的卡多佐和工会主席卢拉，肩并肩站在著名的Se教堂广场，带领着近30万民众高呼“直接选举”的口号，将巴西军政府的最后一位象征集权和专制的军人总统菲格雷多赶下政坛。在广场的看台上，卡多佐和卢拉相视一笑。他们站在获胜的群众之中，手挽手，高唱起巴西国歌。Se广场的“直接选举”游行演化成了一场全国抗议，两个月后，塔克雷多·内维斯这位文人总统的上台彻底结束了军事统治，民主获得回归。 十年之后，卡多佐和卢拉谁也没想到，他们先后走入巴西总统府，带领着巴西人民，这次他们要对抗的是无形的敌人——通货膨胀、外债危机、产业复兴……然而从本质上看，不如说他们要对抗的是萦绕在这个国家和民族几百年来的恐惧——“巴西的未来在未来”。
